慈禧宫廷实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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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淮军兵勇所代替了。慈禧太后这时已派出太监指认了宫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开支持叛逆分子的禁卫军，这些人就被解除了武装，绑起来送进了监狱。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门，骑兵在城中巡逻，步兵则缉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分遣队被布置在慈禧太后和她挑选的嗣君四周。当早晨的太阳在紫禁城上空辉煌而明亮地升起的时候，一觉醒来的叛逆分子们惊讶得发了傻。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被永远流放到了满洲原先的荒野里。当慈禧太后宣布她儿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时，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儿子光绪入继大统，并在其未成年期间由她和东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安排好之后，李鸿章跟阿拉伯人似地卷起了帐篷，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慈禧太后的聪明和伟大之处就表现在这里，她把京城里和外省杰出人士都聚集到了自己周围。李鸿章在太平军叛乱时期获得了能干之名，并由于他在最后歼灭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而被授予伯爵。从那时候起她就把他放在离京城足够近的显要位置上，以便能很方便地得到他的效力。他二十四年来一直呆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手上掌握着中国历史上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也一直清楚地知道，他是被一双鹰的眼睛紧盯着，看他是否有任何叛逆的迹象露出来，而他的侄子则被留在京里当作人质。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或者被外国当权者李鸿章及其家人招待得忘乎所以时，他就会被善意而坚决地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提醒他北京有一个强权人物才是他所依靠的。 李鸿章的杰出才能导致自己树敌太多——他的敌人包括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那些他不想或无法帮助的人，那些受过他处罚或被他罢了官的人，以及那些因为妒忌他而怀恨在心的人。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派了张荫桓前往谈判和平条约，但日本人拒绝接受他，而且除非“李鸿章主要以其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及所受民众的爱戴而被任命为特使”，不然对此事不予考虑。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去的，脸上又是怎么挨了一个日本狂人的枪子的。子弹嵌入他左眼下部，到死都没取出。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恢复的，又是怎么因为他的不幸遭遇而谈成了比较好的条款。接着他回了国，可是照丹比上校的说法，“只是由于太后与他的友谊和他个人的不幸遭遇，他才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因为“这项新的条约在中国遭到了”吹毛求疵者的“强烈谴责”。他们正是那些不被日本承认为特使的人。1896年他被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接着进行环球旅行。李鸿章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热情的款待，这对中国的政治家或者亲王来说都是所没有享受到过的礼遇。他将要起程时，我应他要求让人在一柄团扇上替他画了幅地图，一面是东半球，另一面是西半球，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他旅行时车船将要经由的全部航线和铁道，以及他预定逗留的港口和城市。他同格莱斯顿①一起合影留念，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②”。但在他回到北京之后，仅仅出于妒嫉，人们把“他当作死火山对待”。慈禧太后邀请他参观颐和园。太监带着他到处游览，招待他喝茶抽烟，把他领进只有太后才能进去的楼阁，接下来他就下了无人不与他作对的刑部。现在这位被许多国王和宫廷尊崇、被许多皇帝和总统优礼、就是我国政府也化了三万美元来招待的大学士再一次被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并罚没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薪水半年，数目是有趣的四十五两金子，约合三十五美元。当时在北京，人们传说仅仅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才使他免遭监禁和进一步受辱。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②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以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用得着问理由吗？答案并不难找。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他们从天上掉到地下。不过，对袁世凯就不是这样了——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讲到他。 至此提及的所有杰出官员都属于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们全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被委以重任，全都为进步和改革而努力。可是欧洲作家一说到慈禧太后总认为她是反动派。正如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慈禧让一些保守派官员仍呆在总督或大学士的位置上，因为这样所有重大问题的正反方意见她全都可以听到。 这些保守派中有一个是现在摄政王载沣的岳父荣禄。当太后让袁世凯负责北洋新军的时候，她也将荣禄任命为直隶总督。一个是进步派，一个是保守派，不彼此通知，不得到对方的同意，什么重大的行动都无法实行。慈禧太后是否预见到了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可是她已经做了防范。这个危险是指1898年那件事。当时皇上命令袁世凯带领他的军队进入荣禄像北京，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并保护改革运动。这件事以后会讲到，这里提一下不过是为了显示慈禧太后是如何以一位官员对付另一位官员、以一派对付另一派，来防止任何这类灾难或突发事件的。袁世凯不论带他的队伍去北京干什么，不首先通知他的上司荣禄是不可能的，除非将他处死。而要袁世凯去幽禁慈禧太后那样重要的人物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和荣禄的职位全都出自她的任命。 慈禧太后以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派端王兼管总理衙门。自从他的儿子一度被定为皇位继承人以来，慈禧太后似乎认为为了他自己的教育和发展，应该让他去接触接触外国人。大多数外国人鉴于端王的排外倾向，对这项任命很是反感，但罗伯特·哈德爵士说道：“可是照我看来，这没什么不好。慈禧太后很可能对端王说：‘你和你的一派人往这边拉，庆王和他的那派人往那边拉——我夹在你们中间怎么办好？可你是将来皇帝的父亲，得为自己儿子着想。你还是义和团统领和九门提督，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我就让你兼管这个衙门，做你感到最最合适的事情吧，小心别让祖宗的宝座传给你儿子时给玷污了，也别让祖宗的疆土有所萎缩。权力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主要的利益也是你的！’我可以想象出慈禧太后对端王采用了这种方法。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大臣进入总理衙门之前都极端排外，但以后就改变了，行为变得很有理智，我相信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和与外国人的实际接触对端王将是很好的经历和有益的教育，他最终会坚定地支持进步事业和中外友好关系的。”
第二部分作为反动派的慈禧太后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直到现在，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是我们称之为慈禧太后的那位夫人。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其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意志和感觉缺乏一个赖以遵循的明确中心，外交是失败了。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永远只有依靠军事力量。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就真的不大可能打交道吗？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间，德、俄、法、英从光绪皇帝无力的手中攫取了中华帝国四个最好的港口，弄得中国连集结一个舰队的地方也没有。整个国家都愤怒地沸腾起来，甚至我们的教会学校里，每篇文章、每场演说、每次对话或辩论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如何改革中国和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学生们、青年改革者们和外国人都认为光绪的路走对了。但中国的大官却疑虑重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疑虑——进步的和守旧的都一样——慈禧太后才被要求重新训政。 慈禧太后的敌人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看，在遭到列强的巧取豪夺之后，如果是由他们当政，他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说她是排外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形下，你们会和德、俄、法、英诸国眉目传情吗？必须坦白地承认，她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并与迷信的拳民结盟，那是太不明智了，但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呢？处于她那种几乎要被淹死的情形之下，爱国的拳民好像是一根巨大的原木，你难道就不会——当然喽，如果你的理智还相当健全的话，你是不会——你难道就不会用手去抓吗？ 某位批评她的人说：“一般人认为，康有为向光绪帝提出，要是皇上想确保自己的地位，他就必须让慈禧太后退休，并将荣禄斩首。”这似乎合情合理。但它如果是真的的话，情况一定十分危急，使改革派不得不开始杀他们最大的对头、并幽禁那些曾给改革派大权的人了。然而当时还没有人要对改革派动一只手指头。不知你注意过没有？我们对手所做的受到我们强烈谴责的事，如果我们这边的人做了，很快就会得到原谅。谴责慈禧太后杀害六位青年改革者的人，对光绪帝下令杀掉荣禄和囚禁他的养母就很乐意加以宽恕了。 北京有两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以庆亲王为首的进步派和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么想的：“进步派和改革派过时了。他们已经试过他们的法子，可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只有和平——可那和平总是疆土换来的。现在我想试试另一个法子。我不想再把港口送人了，面对每一回侵犯，我都要抵抗到底。”于是她对谋杀德国传教士一案时在山东巡抚任上被革职的李秉衡大加青睐，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无疑保证过在那片疆土上对外国人的侵犯抵抗到最后一刻。同时，而荣禄作为直隶省和北洋三军的统帅则被留在了北京。随后慈禧太后又任命另一名与李秉衡同样排外的保守派刚毅巡视全国的防守情况，并为枯竭的国库筹集巨款。去南方各省活动的刚毅这时筹集到了不下二百万两银子，显然都用在购买枪支弹药和备战上了。慈禧任命另一个同样守旧的满族人毓贤接替李秉衡的山东巡抚一职，后来的拳民之乱就是由他造成的。当他由于外国人的反复请求被从山东巡抚任上撤换时，她还在北京接见了他，对他进一步加以恩赏，并派他担任邻近的山西省的巡抚。后来的屠杀，几乎全都是在那里，在他的管辖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认为，毓贤就是整个义和拳运动，因为杀尽洋人似乎就是他的计划。 但是在如此深结保守派的同时，慈禧太后并未与进步派一刀两断。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端方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而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两派当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为她服务了。接着她开始发出谕旨，收回那些光绪帝早先所发改革诏书。这些谕旨中，1898年9月26日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下面这道措辞最为得体、最能体贴皇上的情绪了： “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本意。 “所有现行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转多摭饰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裁撤。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 我请读者研究一下，如果还不明白就抄写一遍，看看改革的精华是否真让慈禧太后给抹杀了，即：“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要是不幸的传教士、遭黜贬的官员以及可以“自便”的民众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前面的谕旨颁布三天之后，就是9月29日，慈禧太后又假借皇上的名义下了道诏书，命令惩处康有为及其同党。如果康有为真无缘无故地建议皇上杀荣禄、囚太后的话，要是你处在她的位置上你又会怎么对待他？诏书说道： “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这个诏书以及处决了一、两个别的官员，可以算是慈禧太后最大的罪——确实罪行不小——不过完全不能跟“好女王贝丝”①的那些罪过比。①好女王贝丝，指英国都铎王朝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在位时期厉行专制统治，初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现在我们来谈谈据说是慈禧太后发给她的督抚、将军和提督的一封密诏，日期为1899年11月21日。我将此视为这位伟大女性所实施的一件最伟大、最勇敢的事情。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之后，意大利步别的列强的后尘，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但它遇到的掌权者变了。它和每个别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中国对此的回答是断然拒绝， 而且开始为抵制这种欲望作准备。不久事情时局图变得很清楚，意大利想要取得三门湾的话，就必须通过战争。可它对战争并没有兴趣，所以要求就收回了。这件事对理解前述11月21日的密诏（见下）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时事艰难，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目下中国财力兵力而论，断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