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宫廷实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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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可至今得不到。我在琉璃厂所有最好的铺子里都问过，但他们没有，也不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 “那是，店里怎么买得到？她的画不卖。”他解释道。 “这真太可惜了，”我接着说道，“我很想得到一幅。据说她画得非常好。” “敢情，是画得不错，”他随随便便地说，“她住得离我们府里不远。我们有好多她的画，不难弄到。” “你们也许不难弄到，”我答道，“可是对我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 “您要是想要，”他自告奋勇道，“我给您弄几张得了。” “你真是太好了，”我答道，“可你怎么去弄呢？” “喔，我就偷上几幅给您带来。” 不用说，我告诉他我不能同意偷缪先生的画。不过他一定是把我的爱好告诉了顺王福晋。何德兰太太下次去她们府里拜访时，福晋就给她看了慈禧太后画的画和一些缪先生的画。 “这些画真的是太后画的吗？”何德兰太太话音中有些惊讶。 “是啊，”顺王福晋答道。“我在现场看她画来着，所以都是真品。” 几个星期之后，何德兰太太又被请去给顺王福晋看病，没想到缪先生也在，她跟缪先生和顺王福晋在一起很愉快地度过了一、两个钟头。当她将要离去时，顺王福晋——她是皇后叶赫那拉氏最小的妹妹——拿出一幅雄鸡啄虫图，说是她请缪先生画的，要何德兰太太收下来，作为画家和她本人送的一个小礼物。 交谈之间，何德兰太太认为慈禧太后肯定学艺许多年了。 “可不是吗，”缪先生说，“她才学那会儿我们都还很年轻。她给送到宫里没多久就开始读书，拿起笔来多少有点消遣日子的意思，可主要还是因为喜欢艺术。她细细磋磨书上印的、宫中收藏的古画，没多久就显出了难得的才能。我那时还年轻，弟兄都画画，丈夫过世了，就应召到宫里供奉。” “你是汉人吧？对不对，缪先生？” “是啊，”她答道，“本朝没有汉人女子到宫里面的规矩。我是松了脚，梳了满式头，还穿了她们的袍子，这样才进宫的。” “你每天去宫里吗？” “年轻时每天去。万岁（对慈禧太后的另一种称呼）那时对画画挺起劲的。我们常常大半天不是画画就是学画史，看书里的画，或是宫中收藏的古代名画。您大概也知道，她最喜欢给人的礼物就是一幅自己画的画，上面盖了她的玉印，写了日期，还题首署名如意馆专作的诗。在她给的礼物里，人家最看重的就是这些画。” 我见过几个亲王府的墙上都有太后的画装点着，还有好几个做官的朋友家里也是这样。我觉得其中有些画很有魅力，似乎画得不错。它们的主人把它们当作宝贝，但我急切地想知道缪先生对太后的绘画才能怎么看，所以就问道： “你觉得太后画得好吗？” “太后是了不起的人。”她答道，“画画自然不是专门做的事，不过是空下来弄弄罢了。她要是把整个心思全扑上去，肯定会有很高的画名。太后作画时运笔准确有力，只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经过训练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她鉴赏的眼光非常好，就可惜没人替她为国事分忧，让她空下来施展天生的画才。” 慈禧太后拥有十八位宫廷画师，都是从全国最好的画家当中选出来，并由她任命的。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为她作画。他们被分成三组，六人一组，每个月要值十天班。因为我对中国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跟大多数宫廷画师都混得很熟，知道他们的艺术特点。有一组领头的是关先生。某一天，我知道他身体不太好，没去宫里当班，就到他家拜访，发现他正在起劲地工作。他对我说，他的病痛并不妨碍他工作，只是没法去宫里了，就像小孩子告诉母亲说他病得上不了学，可也不用上床躺着。另外，我还听说他的病也跟宫中使费太多而弄得囊中空空有关。 “太后许我不去宫里时，”他解释道，“要我一年至少给她画上六十幅画，约摸着在盛大的节庆日送去。这些画再加上如意馆的人专作的题词，由她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章，就在节庆日当作她自己的画送出去。”关先生和我成了密友，他画了三幅画送给我收藏。 有一天，另一名宫廷画师来拜访我。交谈间，他告诉我他正在画一幅慈禧太后扮观音像。我到那时为止还并不习惯于把她想像成观世音，可是他告诉我她常常手抄观音的福音，让人把自己的肖像画成观音作为册页；再用黄色丝缎包好；作为礼物送给她宠幸的大臣。当然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收藏画，就说道： “我多想有一幅太后扮观音像啊。” “我给你画一幅好了，”他说道。 慈禧扮观音大士过了一会儿功夫我就发现，谈的这些都不过是转弯抹角的开场白，他真正前来要告诉我的，是他几天以前在宫里一直吃鱼，不幸有一根鱼刺卡在了喉咙里。他说宫廷医生给过他化鱼刺的药，但没有效果，所以他想要知道我国是否有大夫能除掉它。我将他带到我住在附近的朋友霍布金斯大夫那里，说了这一情况。霍布金斯让他坐在窗前，张开嘴，然后看他的喉咙，发现了一小块红块，就拿镊子把鱼刺镊去了。要不是霍布金斯提供的这一服务，恐怕我根本得不到他答应的画。身为宫廷画师而为朋友画太后的像，他对这么做是否妥当颇怀踌躇。但后来他发现他要常常请何德兰太太去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看病，于是得出这并无不妥的结论，有一天就把画给我带来了。 慈禧太后不但喜欢让人把她画成观音，还穿上观音的服装，将某些宫廷女官打扮成龙女，而总管太监李莲英则扮成韦驮。她命令宫廷画师画出专门的前景和后景，然后叫她的宫廷摄影师小裕按下照相机快门，让太阳这位宇宙间最伟大的画家将她如实画下来。 有一天，去琉璃厂一家古董店时，店家向我推荐了慈禧太后画的四小幅水墨桃花。这些画原来是挂在颐和园太后居所两个房间之间的隔板上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它们真是很幸运。 慈禧所绘梅花“您瞧，”他说道，“这些枝条一眼看得出来，每一部分都是一笔画成的。这可是不容易的事。她得把笔蘸得能清清楚楚地钩勒出树岔，又要浓淡得当。就算是轮廓有毛病，她也不敢改；就算是太深或太淡，她也没法减一分，或加一点，因为要这么一来就是书法上的疵点了。画是画在纸上的，一落了笔，它就永远在那里了。这是中国艺术中最难的绝活。” 我得了这些画后，把它们拿给北京几个当今最好的画家看，他们都说这几幅是水墨花卉中的杰作。他们也都同意缪先生的观点，认为要是慈禧太后把她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绘画中去的话，她会作为本朝最杰出的画家之一而名标青史。 某一天，有位宫廷画师来访时我把这些画拿给他看。有关她笔底功力之佳，他同意其他人的说法，但向我指出其中一幅枝条像菱形一样交错在一起。 “这可以证明这些画作的的确确是她画的。”他说。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专门画画的根本不会把枝条画得像这么交错。” “为什么不？” “他们不会这么干，”他答道，“那样太碍眼。” “她的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向她指出来？”我又问道。 “谁会这么做？”他反问说。
第三部分作为女人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首次接见外交使团的七名夫人是外国公使们催促和努力的结果。1900年的危难结束之后，宫廷从西安回到北京，太后的态度转变了，她主动地发出了许多接见的邀请，都被接受了。随后我请宫中嫔妃用午餐，她们也还请我。这使宫外的公主福晋和高官夫人与我相互拜访和宴请成为可能。许多情况下，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何德兰太太（她是不少中国上层家庭所接受的内科医生和所钟爱的朋友）从中安排。何德兰太太天生老练，心胸开阔，而且总是乐于成人之美，所以我得以与中国许多贵妇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E·H·康格夫人《中国来信》 慈禧太后固然已经去世，但像那些在觐见和燕居时同她接触过的人一样知道些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和个性，也许仍是有趣的事。她对外国习俗吸收得很快。我妻子详详细细地讲起过前后觐见时她餐桌上摆设的不同，很能说明这一点。 “前几回觐见时，有一次引见给太后和皇上的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和宫廷女官们一起前往宴会厅。我们一人由一个格格陪着坐下之后，太后出现了。我们站起来，看她在餐桌顶端坐下，而光绪皇上就站在她左边稍靠后一点。她坐下来后请我们也坐下，但格格、福晋和皇上都仍然站着，他们在太后面前是不能坐的。接着穿长袍的太监们送上了丰盛的中国筵席，而那名侍候太后的太监给她上菜时总是跪着。 “我们吃了一会儿之后，我们领队的问格格福晋们是不是也可以坐下来。慈禧太后先转脸向皇上，说道：‘皇上，坐下吧。’然后向格格福晋们摆摆手，叫她们坐下。她们怯生生、很不舒服地坐在椅子边上，可是对食物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交谈时话题多种多样，其中谈到了拳民之乱。有一个外交官夫人戴了枚勋章。慈禧太后注意到了，问这是什么。 “‘陛下，’那人答道，‘这是我国皇帝颁发给我的，因为我在拳民叛乱中负了伤。’” “慈禧太后双手握住这位夫人的手，泪水盈眶，说道： “‘那些日子出了这么多麻烦，真叫我怪过意不去的。有段时间拳匪把朝廷也给压下去了，连炮也带进来架到宫墙上。这种事儿不会再有了。’ “餐桌上铺着颜色鲜艳的油布，没有正正规规的桌布和餐巾，我们把一方印度扎染印花大手帕大小的色布当作餐巾用。作为摆设的是大堆的糕和水果，没有鲜花。我说这个是因为后来觐见时这一切全都变了，餐桌上铺了雪白的桌布，放上了最漂亮的鲜花，显得喜气洋洋的。格格福晋和宫廷女官到美国使馆赴康格太太设的午宴之后，情况尤其是这样。这说明即使在餐桌的桌布和摆设之类小事情上，这些贵妇人也乐意接受新的主意。这些筵席从此就轮流着上中外两种食物。 “除了一次例外之外，慈禧太后从此再也没和她的客人一起在餐桌上出现过。但在正式的接见结束之后，她从宝座上下来，一边跟以前见过的人说话，一边就请她的客人和格格福晋们一起到宴会厅去享用酒席，并说在她们国家里，要是她在场的话，她们是不能坐下或吃东西的。不过宴会之后，慈禧太后总会出现，和她的客人亲切地交谈。 “她不在餐桌上出现可能与以下一件事有关：一位身份颇为重要的女客显然是急于想得到一件独一无二的古董，请求慈禧太后把她吃饭的碗送给她。那碗跟客人所用的不同，太后吃东西所用的盘碟从来不跟餐桌上别的人一样！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一个太监说道： “‘不能给她一个碗［中国的习俗，给人东西总是成双作对的］。去，给她备上两个。’ “接着她转过脸来，对客人们歉意地说道：‘我很想给大伙儿都送两只碗，可外务部要我这回引见时别送礼。’以前，她的习惯是亲手送给每位客人一件小礼物，以后再让太监把礼物送到他们家里去。 “还有一次，上面提到的那位太太从一个装饰柜里取了件摆设，拿着想走。这时负责这些东西的人请她放回去，说这间屋子里每一样都是由她管着的，要是少了什么她会受责罚的。 “不只是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有的中国食物不怎么适合外国人的口味，于是一些欧洲大陆的客人常会当着宫廷女官的面就说些不中听的话。当然她们认为中国人听不懂这些话，虽说慈禧太后的餐桌上总有她自己的翻译。这些夫人中有些人常常让人觉得，在她们努力去看见一切、得到一切时，忘记了对自己的祖国应负有的责任和对太后所应有的尊重。 “中国宫廷礼仪规矩非常苛刻，即使它自己的臣民也只有在礼部学上一周至六个月的宫廷礼仪才敢在太后面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交官夫人失礼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太后和格格福晋们也许对这些不会追究，但那是因为古老的信念在起作用，即她们认为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不过，参与觐见的外交官夫人并不是全都这样。也有的人理解那些接触对开放中国的重要意义，小心翼翼地努力去遵从这些苛刻无比的宫廷礼仪。在促进中国宫廷向西方开放这一方面的贡献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及得上美国公使的妻子康格夫人。她能得到慈禧太后的亲密友谊，肯定是因为太后明白康格夫人非常注意尊重自己。 慈禧与外国使节夫人“这位伟大女性的女人味、迷人的魅力以及待人接物之老练在不公开的接见时才会体现出来。她会拉着客人的手，十分关切地问我们来宫里时一路是否劳累。她夏天会埋怨天太热，冬天会埋怨天太冷。她会担心点心不适合我们的口味。她会语气真诚地告诉我们大家能走到一起真是太幸运了。她会对她的客人分别关注一小会儿，这使对她素有偏见的客人也会受到感染，显示了她做女主人的大才干。 “只要一有机会，她总是很想了解外国的习俗和做法。有一天看戏时，她把我叫到她旁边，给了我一把椅子，详详细细地询问我美国的妇女教育制度。 “‘我听说，’她说道，‘在贵国，女孩们全都读书。’ “‘是的，陛下。’ “‘她们跟男孩子学的一样不一样？’ “‘在公立学校里是一样的。’ “‘我真盼望中国的女孩子也能读上书，可百姓供男孩上学就已经不容易了。’ “于是我用几句话稍稍解释了一下我们的公立学校制度。她答道： “‘眼下中国赋税很重，要这么着再增加开支是不行的。’ “但没多久，就有一道奖励女学的诏书颁布了下来。目前北京和全国出现了数百所私人办的女学校。 “还有一次，外交官夫人们正在用点心，慈禧太后把我请到她的私人房间里。除了一名太监在那里用一柄孔雀毛的扇子打扇之外，就我们两人。她要我讲讲教会。从她一开始的话中就可以清楚地听出，她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不加区分，一概称之为‘教’。我向她解释教会的目的是开启民众的智力，促进他们道德和精神的成长，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儿子和更好的臣民。 “很少有人像慈禧太后那么迷信。她的整个一生都受她信命、信符咒、信神灵、信厉鬼恶魔的影响。 “当她第一次听到让人给她画了肖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的建议时，简直是目瞪口呆。康格太太和她进行了长谈，向她解释欧洲许多国家元首的肖像也会送去的，包括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而且这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已经流传到国外的她那些不真实的画像。太后说西太后盛装图 （美国画师卡尔绘）她会把这事跟庆亲王商量一下。事情好像就这么搁置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她就让人带话给康格夫人，请她邀请卡尔小姐到北京来为她画肖像。 “我们都知道，这幅像一定要从某个吉样的日子开始画。太后一定要为此专修一段铁路到外务部，而不是让人像扛死人那样把画像放在肩上扛过去。她还为了禳灾，六十九岁时庆祝她的七十大寿，以免她过生日时再遇上六十岁那年的灾祸——当时喜庆被对日战争搅了。她衣服上缀着‘福’、‘寿’字样，她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