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与杰奎琳-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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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娜的声音带有一丝厌烦，说到，“我一点都不像她。”她告诉休沃德，她最希望能够与之比肩的女性是杰奎琳　。　肯尼迪　。　奥纳西斯，即梦露最著名的情人的妻子。戴安娜读过《名利场》杂志对杰基的描述，认为她与肯尼迪家族有过不太平静的关系。戴安娜的两眼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告诉休沃德：“我可知道这样的滋味。”　　　　
　　　　当然，一个富比奥纳西斯的男子能为戴安娜所做的与这位希腊船王为杰基所做的一样，就是让他们的爱人摆脱王室在经济上及情感上的束缚。的确，戴安娜离婚后得到一大笔钱，但她的住房与办公费用仍由温莎家族支付。因此，尽管她在法律上已经脱离温莎家族，但他们依然控制着她的大部分生活。　　　　
　　　　戴安娜和查尔斯在1992年12月正式分居，1996年6月离婚。3年的分居生活充满焦虑，实在是一段不堪忍受的生活经历。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关系已经路人皆知。虽然因为通奸而招致舆论的猛烈抨击，但查尔斯依然低调地我行我素。对戴安娜来说，虽然她承认与詹姆斯　。休伊特的婚外恋情，但处境却截然不同。如果戴安娜被人看见与任何男人在一起，都会引起喧然大波。人们不会顾及这样的事实，即她已被查尔斯遗弃并被王室视为外人。弗格森由于“吻脚”事件而名声扫地，并被王室抛弃。当时，她已经与安德鲁分居，正在一栋租来的别墅里作私人休假。有一次她裸着上身与一位男性朋友以及她的两个女儿晒着日光浴。她小心翼翼的婚外恋情被一位自由职业的摄影师窥测到了。他穿过树丛；跨越了私家花园的界限；偷拍到许多镜头。镜头里她兴高采烈；却很不雅观。她在公众眼前的露怯简直就和《红字》里的情节如出一辙。　　　　
　　　　在分居的最初几年里；戴安娜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妓女”。她的主要任务就是“逃脱这个要命的地方”；难道我们对此还不能理解吗？　　　　
　　　　戴安娜用两个方法试图摆脱困境：定期服用药物以及投身于公众事业。为了抚慰受伤的心灵；她找了一些人作自己的顾问；其中有心理医生、针灸师、结肠冲洗专家；用信息治病的大夫、健身教练以及精力恢复专家。她开始声乐方面的训练；一位演讲专家帮助她改进当众发言的技巧。　　　　
　　　　为抚慰受伤的心灵；戴安娜狂热地投入到公众生活中去；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3月份分居后；她作了第一次跨国旅行；到了尼泊尔。到达尼泊尔机场后；负责接待的主人接到白金汉宫的通知；欢迎戴安娜时不能奏国歌。王室成员对外国作正式访问时；演奏“上帝保佑女王”是一种通常的惯例。白金汉宫的态度尽管微不足道；却预示着王室的态度。戴安娜的名字从“皇家通报”上消失了；这是一份专门纪录王室成员每天活动的通报。王室不能容忍她的旅行在风头上盖过查尔斯（她访问过驻扎在波希米亚的英国维持和平部队，还访问过北爱尔兰）。　　　　
　　　　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戴安娜与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结成同盟，他就是林达　。　乔克。这是一位政府大臣，负责海外开发事宜。在约翰　。　梅杰的政府里，他能让戴安娜发挥类似“巡回大使”的作用，这正是公主心仪已久的。　　　　
　　　　在守寡的最初几年里，杰基一直致力于强化约翰　。　肯尼迪的形象，而戴安娜在离异的头几年里则一直强化自己准王室成员的角色。这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光，然而感到艰难的不仅是戴安娜一个人。伊丽莎白对戴安娜消极抵抗的做法也颇感头疼。女王的一位工作人员谈到，“只有马提尼酒和安妮公主才能使她平静下来。”安妮是一个并非无趣的女性，但与戴安娜从未有过密切的关系。她可以直抒心臆地与母亲一起讨论形势而不必斟酌词句，这是女王的顾问们永远都做不到的。至于马提尼酒，人们都知道伊丽莎白会要求多来一两杯鸡尾酒，1992年圣诞节的时候，人们看到她在桑德林汉姆庄园里跌跌撞撞地走进大厅。另一位王室工作人员回忆到，“头一年她一直抱怨饮品太刺激。自从儿子与戴安娜分居以后，就再也不抱怨了。”　　　　
　　　　尽管戴安娜有一次说过，“我永远不会颠覆那只笼子，也就是君主制度”，但是所她做的正是对这一制度的抨击。1993年4月，她问伊丽莎白自己能否参加欢迎葡萄牙总统的国宴。女王的回答是肯定的。她全然没有意识到就在同一天，戴安娜还将出席有关饮食紊乱的国际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各大报章争相刊登的讲演。　　　　
　　　　戴安娜面对一群与会者说到，“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想在社会中寻求完美，就必定在每个关口都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戴安娜不停地描述显然是她自己的处境及心境，使这群人听得如醉如痴。“从很小的时候起，很多人被指望成为完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有权向周围的人表达真实情感。比如，表达负疚感、自我厌恶感以及自我贬低的习惯等。于是，他们自身生成了一种强迫性症状，让自己像迪斯匹林那样融化在社会环境里。”她把贪食症描述为“一种疾病，它已经成为人们可耻的朋友”。人们都明白，她的忏悔语调实际是默认自己患了这样的疾病。　　　　
　　　　不言而喻，第二天的报章对葡萄牙总统来访并未大肆报道，只是简短地提到戴安娜也参加了欢迎宴会。王太后问她的女儿，“她在那里干什么？”伊丽莎白肯定也向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她又一次被戴安娜设计了。国事访问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是君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戴安娜的顽强介入让伊丽莎白无法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对君主制度是真正的威胁。一边是深谙媒体之术、非常上镜而且已经成为公众灵魂的公主，另一边是保守的、僵化的、略微过时的温莎家族。如果这两边发生了人气之争，君主制将无立足之地。　　　　
　　　　在被授予威尔士公爵25周年的时刻，查尔斯决定采取积极的行动，授意他人撰写一本详细的、经过授权的纪实性传记。他的工作人员不遗余力地希望公众明白，这本书并不是对安德鲁　。　莫顿那本书的回击，尽管那本书动摇了查尔斯的婚姻状况；不过，查尔斯和他的同盟者忍不住把它当作一次绝好的反击机会。对这位王子来说，这也是一次修复形象的重要机会，因为在过去的10年间，他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丁布尔比撰写的传记《威尔士王子》比安德鲁　。　莫顿的书引起更大的轰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知道这是一部经过授权而撰写的传记作品。（戴安娜也曾积极地介入莫顿的撰写过程，不过这在她去世后才为人所知。）　　　　
　　　　《威尔士王子》一书从查尔斯的立场出发，披露了他缺少父母之爱的童年，以及被迫与戴安娜成婚的情形。婚姻选择上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他的父亲。这本书探讨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并且承认了他与卡米拉　。　帕克　。　鲍尔斯的通奸关系。


第四章伦敦，1997年（2）

　　　　播放丁布尔比访谈节目的那个晚上，戴安娜在与查尔斯的论战中获得了公共关系方面的重大胜利。她受邀参加了《名利场》杂志社在海德公园的瑟彭坦画廊举行的欢庆活动。她露面的时候，穿着一件露肩的黑色丝质服饰，富于挑逗意味。（按照实际的效果，可以把这件服饰称为“爱我吧”的服饰）。她看上去光彩夺人，显得性感而自信，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让她烦心的事情。聚集在那里的公众，包括媒体的一些大腕人物，比如格雷顿　。　卡特、多米尼克　。　邓恩、鲍勃　。　科莱西罗，都感到了目眩。邓恩在《别人的城市，不是我的城市》里，用虚拟笔法再现了O　。　J　。　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情形。他创造了一个名叫格斯　。　贝利的人物，认为“尽管格斯并非不习惯于面对声名显赫的人物，但他在公主面前仍然感到羞怯。他没有想到她会如此亲切和友善。他想告诉她，自己是多么崇拜她，但是激动的心情使他说不出话来。她仿佛明白他的窘境，向他打听更为详细的审判情形。”　　　　
　　　　来宾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她的外表经过精心的设计，细致到了对眉毛的雕琢。那个晚上在场的一位宾客回忆到，“在我看来，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她当时所考虑的，是我丈夫与乔纳森　。　丁布尔比的访谈肯定不会出现在明天的报纸头版，刊登的将是‘戴安娜在瑟彭坦　。　巴什将他们击倒’的报道。”科莱西罗是安迪　。　沃霍尔的《访谈》的出版商，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到，“在她作脸部表情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化了很浓的妆。第二天，她的照片刊登在全世界所有的报纸上，我明白她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作家克里斯托弗　。　希钦斯素以反君主制的立场著称，他忐忑不安地走到戴安娜的面前，说到，“很高兴见到您。我们共和主义者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她轻轻地笑出了声，却没有说什么。希钦斯明白，她已经理解了自己的笑话。后来他还说到，“她无意间对君主制的冲击远胜于我的所有努力。”　　　　
　　　　戴安娜的爱情生活一如继往地纷乱如麻。虽然已经与查尔斯分居生活，但是她明白，自己的行为必须十分谨慎。查尔斯与卡米拉　。　帕克　。　鲍尔斯的暧昧关系尽管引起许多争议，但公众具有一种世代沿袭的观念，即“男孩毕竟是男孩”，他们难免会拈花惹草。在法律上依然与查尔斯保持夫妇关系的状况下，戴安娜不愿被人看见与其他男人在一起，因而背负“不合格母亲”的不良名声。不过，她对伙伴的选择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几次婚外恋情都与已婚男子有关，其中包括橄榄球明星威尔　。　卡林（他的妻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戴安娜破坏了她的婚姻），还有艺术商人奥利弗　。　霍尔。（他的妻子向警方抱怨说，经常有人给她家打来电话，然而只要她一接电话，对方就挂了。警方最后查出这些电话出自肯辛顿宫，于是不了了之。）她陷入最深的是与巴基斯坦医生哈斯纳特　。　卡恩的一段恋情。他们在1995年9月份相识，随即坠入爱河。这段秘密恋情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到1997年7月他中止了这段婚外恋情。在这期间，戴安娜两次访问巴基斯坦，试图说服男方的家庭，自己是配得上他的。男方家庭对两人恋情持悲观态度，认为他应当娶一位同样信奉穆斯林教的女子。卡恩与戴安娜最后分手的时候，正值戴安娜在圣…特罗佩克斯与费伊德家族一起度假。戴安娜的一些朋友确信她与多迪　。　费伊德的关系是为了让卡恩感到妒嫉，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即便她的爱情生活毫无结果，但她的工作却初显轮廓。　　　　
　　　　1996年7月，戴安娜夫妇终于离婚了。不久戴安娜便放弃了对100多个慈善机构的捐赠义务。不过，她还是保留了对6个兴趣相近的慈善机构的捐赠义务，它们是：大奥梦得街儿童医院、　先得坊、　英国国家爱滋病基金会、　英国国家芭蕾舞团、　麻风病人救助机构和　皇家马斯顿医院。她告诉朋友们，她希望规划自己今后的生活，但是这些行为却被看作失去王室地位后焦躁心情的表现。然而，造成的客观结果是，这为她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她得以参与她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次人文关怀活动：防止地雷伤人运动。　　　　
　　　　戴安娜与反地雷伤人运动的短暂关联，折射出她乐于服务公众的个性，而杰基在其晚年所从事的地标保护运动，同样折射出她助人为乐的性格。对于被政治歧见所蒙蔽的问题，戴安娜持有更为道德的看法。她能够透过政治纷争的官样文章，使全世界焦灼的目光都聚集在为地雷所伤的那些人身上。她把自己的名望用在正义的事业上，就像她过去利用自己的名望唤醒人们对爱滋病的认识那样。对病人的关注历来是王室“认可的”一件善举，因此戴安娜与爱滋病人呆在一起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尽管这一作法引来许多争议，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疾病是因“同性之恋”而引发的。参与防止地雷伤人运动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她是一位前公主，是未来国王的母亲，而所反对的是当时政府明确宣布的政策。　　　　
　　　　戴安娜回国后遭到媒体的恶意中伤。她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她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但是她还必须在苛刻的戒律中生活。王室不允许她从事容易引起争议的活动，比如采取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行为。托尼　。　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中止了近20年的保守党执政地位后，给戴安娜带来的希望。她有望成为得到政府认可的正式职务：巡回大使。布莱尔理解戴安娜与英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　　　　
　　　　离婚甚至使戴安娜与查尔斯走得更近了，如同在不和谐的交响乐里演奏的最后音符，他们彼此进入了一个相互怜爱的境地。查尔斯如果在英国周边作短暂旅行，会继续使用肯辛顿宫的直升机升降坪，偶尔也会逗留一会儿，与前妻一起喝喝茶。1999年12月在香港邀请戴安娜和威廉到那里与他会合。她一直没有决定是否要陪伴他，但是查尔斯的邀请使她受宠若惊，而且两人相处得非常自在，这在他们过去的婚姻生活里是从未有过的。　　　　
　　　　离婚使戴安娜获得自由飞翔的权利。她现在找到了自己，比过去更加自信也更加快乐。1997年夏季起，她渴望着冒险的经历。在去世的前两个月，她告诉英德里德　。　休沃德，“我现在非常快乐。”


第四章纽约，1964年（1）

　　　　杰基在1964年9月回到纽约，搬入上东部的一栋公寓里。那里的环境和她在帕克大道与父母共住的居所同样优雅。她有很多理由回到纽约。根据她的朋友威廉　。　维内登霍伊维尔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华盛顿并不适合她。华盛顿是总统所在的城市，她很清楚这一点。”华盛顿的生活使她成为一个古怪的作秀人物，她的住所成为乔治城安静街道上的一个旅游热点。搬到纽约生活后，公众依旧认为她是公共的财产，即国家寡妇。不过，她毕竟获得了某种缓冲，可以躲避公众永无休止的关注。旅游者的来访具有费里尼的风格，他们把废弃的三明治包装纸随意地扔在草坪上，把环境弄得乱七八糟。现在，这一场景总算就要结束了。她告诉一位朋友，生活在纽约让她感觉“像一个人了，我可以在大街上溜达，没有人会认出我来。”　　　　
　　　　她花了20万美元买下第5大道1040号的一套合作公寓房子（她去世后这套公寓房子以95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为了躲避媒体的追逐，南希　。　塔克曼扮演了买主的角色，而杰基穿着长雨衣，蒙着围巾，带着一副眼镜，扮作一个女佣。她挑选的那套公寓房子占据建筑物第15层的整个楼面。设计这栋建筑的建筑师是罗萨里奥　。　坎迪拉，他曾与杰基的外公詹姆斯　。　T　。　李共同设计过杰基儿时的住所，即帕克大道740号。这个住所具有战前第5大道公寓典型的气派，拥有众多的公共空间，比如餐厅、起居室及图书馆等。另外，还有一间主人卧室，正好面对中央公园。杰基公寓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建筑物在那里缩进一截，在她的起居室和图书馆外面形成一个狭长形状的平台。她的卧室也面向公园，这是一间宽敞的正方形房间，曼哈顿的许多公寓都拥有如此宽敞的卧室。除此之外，还有4间主要卧室，2个附加的、面积较小的平台，4间仆人的房间，1间大厨房，厨房的后面还有一间餐具室和仆人的起居室。杰基喜欢把自己的家称作“1040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