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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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米吃完了，”我说着，小心地瞟了一眼背朝我，正在专心观望窗外的灌木棚的母亲，再向哈罗德使了个眼色，表示妈妈要吃米饭。然后，只听见哈罗德发动了汽车，嘎嘎地碾过砂砾小路。　
　　家里就我们母女俩。我开始浇花，妈却踮起脚尖，仔细察看一份贴在冰箱门上的账目单。　
　　账目单两边分别写着“丽娜”和“哈罗德”，然后罗列着各自的账目：　

　　　　　　　丽娜　　　　　　　　　　　　哈罗德　
　　鸡、蔬菜　面包、甘蓝、　　　　汽车房工业　25。35元　
　　洗发香波、啤酒　　19。63元　　浴至用料　　　5。41元　
　　玛丽亚（清洁费十小账）　　　　汽车用料　　　6。57元　
　　　　　　　　　　　　　65元　　灯火装置　　87。26元　
　　杂货（视发票）　　　　　　　　马路砂砾　　　9。99元　
　　　　　　　　　　　55。15元　　汽油　　　　　22。00元　
　　牵牛花、罐头、泥土　　　　　　汽车烟雾检查　35。00元　
　　　　　　　　　　　14。11元　　电影和晚餐　　65。00元　
　　照相扩影　　　　　13。81元　　冰激凌　　　　4。50元　

　　从这星期的账目看，哈罗德比我多付了一百多元的账，所以，我还欠他伍拾元。　
　　“这写的是什么呀！”妈用中国话问道。　
　　“哦，也没什么，只是我们需合付的一些账目。”我尽量将一切说得轻描淡写。　
　　但妈只是疑惑地看了看我，皱皱眉，什么也没说，又扭头去细看那份账单，这次可更仔细了，只见她用手指逐个核对忖度着。　
　　我觉得很是窘迫。从这张账单上，妈已十分明白了。令我颇觉侥幸的是，她幸亏只看见我们的一半，还有一半：那无数次的商洽，一次一次的辩解和纠正那些不属“共享”的概念：如睫毛油和剃须水，头发喷雾剂或剃须刀，假发垫或香港脚粉……我们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商洽，才最后确定它们不属共享的范畴。　
　　在市礼拜堂举行婚礼，他坚持付了婚礼费，我则请了朋友罗伯特来为我们照了相，作为抵消他的支出。婚礼后，我们在自己公寓里开了次聚会，每个应邀的朋友都带来了香摈，因而也不存在谁付这笔聚会费。当我们决定购置现在这幢房子时，我们达成协议，决定我只需付抵押数的某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是根据我的收入与他的收入差额两制定的。因此根据我所出的这个百分比，我可对这幢房子拥有一个相当百分比的所有权。由于哈罗德付的金额较大，因此他拥有该房的支配权，决定装修的风格：与众不同，典雅，又可多功能使用。一旦他制定了这个原则，那就一锤定音，改变不过来了。至于度假的费用，我们选择了平摊付费。其他的比如生日礼或圣诞礼、还有结婚纪念日礼物，都由哈罗德付。　
　　还有些界线混淆的，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概念模糊的，那就争论不清了。比如我的避孕丸，或者如果我们宴请的客人，他们确实是他的客户，可同时又是我大学里的老朋友。再有，我出面订阅的食品烹饪杂志，但他自己也常找出来翻阅解闷的。　
　　还有，那只猫米勒格，也常成为我们争执不休的题目。米勒格不属我们的猫，只是我的猫，那是去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什么！这一项，你们是不能平摊付账的！”妈神色骇然地大声问我。我一惊，以为她已窥探到了，有关米勒格的种种奥妙。但后来我发现，她的手指，正停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一栏里。我想，妈一定还记得，当初我怎样将一盒冰激凌全吞下去，结果坐在安全梯上全部呕光的事。从那以后，我一见冰激凌就害怕了，碰也不碰一下。但后来我又一次震惊了：哈罗德竟然毫无党察，他按例每周五晚上买回的冰激凌，我一丁点都不碰。　
　　“为什么要这样！”　
　　妈的嗓音中带着抑制下去的呻吟。好像这张账目单刺痛了她。我想着如何向她解释这一切，一下子就冒出哈罗德和我互相间常用的那句话：“……唯如此，我们才能排除一切错觉，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相互间的真正的平等尊重，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但是，这些话对妈来说，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只好这样对妈说：“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是早在我们结婚前就开始遵循着的，一直持续到现在。”　

　　哈罗德回来了；从车上提下买来的木炭，我则卸下食品等杂货，然后开始腌泡牛肉，煮饭，安排晚餐桌。妈则坐在花岗石铺面的厨房桌边，嚼着咖啡，一边不住地用藏在袖子里的软纸，揩拭着杯子底。　
　　晚餐时，哈罗德不时制造着谈话气氛，一边谈论著有关房子的装修计划：屋顶安上天窗，扩大平台，铺上种植郁金香的花坛，将有毒的砾树砍掉，再辟一个侧厅，然后修建一个日本式的浴室，反正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晚饭后，他便收拾了餐桌，一边把脏盆子都堆在洗碗机内。　
　　“要吃甜食吗？”他问着，一边去开启冰箱。　
　　“我已经饱了。”我说。　
　　“丽娜可是不吃冰激凌的。”妈接着说。　
　　“好像有那么回事。她总是节食。”　
　　“不，不是节食。她从来不吃冰激凌，她不爱吃。”　
　　哈罗德笑了，迷惑地看看我，希望我能向他解释一下我妈的意思。　
　　“妈说得对，”我只是冷冷地说，“我几乎一直讨厌冰激凌！”　
　　哈罗德显得更迷茫了，好像我说的也是他不懂的中国话似的。　
　　“我想……你这是因为要减肥吧？”　
　　“难道你没看见，她现在已经瘦成这副样子，”我妈在一边叫了起来，“她已经瘦得像个鬼了，再减肥，连人都要没有了。”　
　　“是的，上帝。她可真伟大，真有毅力。”哈罗德这才松了口气似的，还以为我的妈存心给他找个台阶下。　
　　晚上，我把干净毛巾送到客房里，妈正坐在床沿上沉思。这间小客房，哈罗德向来不怎么上心，因此陈设极简单，一对覆着白床罩的床，裸露着的没有地毯的地板，斜顶的墙面上光溜溜的，一点装饰都没有。　
　　房里唯一的摆设，是床边一个很古怪的茶几，由细脚伶仃的黑漆木质支架支着一块不对称的大理石板。妈刚把手提包往上面一搁，那茶几上的一只圆筒形黑花瓶，便开始摇晃了，连带花瓶里的阿利斯花，也一阵颤曳。　
　　“当心，这张茶几不大稳。”我说。这张设计造型实在不怎样的小茶几，还是哈罗德学生时代的杰作。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它如此引以为做，这只茶几线条笨拙，没有一点哈罗德所讲究的“流畅”和“动感”。　
　　“这有什么用？”妈用手轻轻摇摇那张茶几，“上面什么都搁不上，‘唇亡齿寒’。”　
　　我给妈道了晚安，下了楼，哈罗德正在开窗让空气流通一下，这是他每晚必做的。　
　　“我觉得冷。”我说。　
　　“什么？”　
　　“请把窗关上行吗？”　
　　他看看我，无奈地一笑，关上窗，然后盘着双脚在地板上坐下，随便找了一本杂志翻阅着。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让这种无意识的、无益的烦乱，搅得闷闷不乐。这不管哈罗德的事，他什么也没错，哈罗德就是哈罗德，就是这个样。　
　　在我决定这一行动之前，我明白，我正在掀起一场大波，而这场轩然大波最后该怎么收场，远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无论如何不能了。我腾一下起身走到冰箱前，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上，打了个“X”。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你不该把冰激凌的账上在这里。”　
　　他耸耸肩，贼忒嘻嘻地说：“我爱吃。”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斤斤计较！”我对着他大吼着。　
　　哈罗德放下杂志，咧咧嘴，有点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呀？到底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讨厌斤斤计较，什么该平摊，什么不该平摊，什么得自己一个人付，什么又要加起来，再减过去，再一分为二……我讨厌，讨厌！”　
　　“可当初是你，要这只猫的。”　
　　“你说什么？”　
　　“好，算啦。假如你以为我对灭虫剂的建议不公平，那我俩平摊这份账好啦。”　
　　“那不是主要的。”　
　　“那请劳驾告诉我，什么是主要的？”　
　　我开始哭了，我知道，哈罗德最恨我哭，这经常令他不自在，恼怒。他认为这是在要挟他，可我实在忍不住我的眼泪。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实在不知道，与他争执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要求哈罗德资助点钱给我？还是要求付得再少一点，比一半再少一点？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停止这种平摊付账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清算一下各自脑子里的货色？这一来，会不会让哈罗德赌气，干脆故意坚持付大部分账，反而令我更难堪了？或许当初，我们根本不该结婚？或许哈罗德根本是个坏蛋，而或许，是我使他变成这样的？　
　　这种攒动纷纭的思绪，纠缠得我无法摆脱。看来，它们中没一个是成立得了，而且毫无意义。我自己一个也解答不了，我完全失望了。　
　　待我觉得可以控制住自己时，便呜咽着，迸出几句：“我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婚姻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根本不是这种账单，不是谁该付给谁多少，谁又该找回他多少……”　
　　“胡说！”哈罗德话一出口，即将身于往后一倚，这工夫，他似真的在思考，然后，他以一种受伤的嗓音接着说：“嗯，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基础，要远比这些账单要多得多……但如果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你还要些什么呢？在你改变主意以前？”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是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相对无言，似乎连空气都沉重得凝滞住了。我望着窗外，远处的山峦，隐约在一片夏日的云雾中，接着，我听见头顶上有玻璃碎裂的声音，紧接着，一张椅子跌倒了。　
　　哈罗德刚欲起身，我拦住了他：“让我去。”　

　　楼上门敞开着，房里黑魆魆的，没有点灯。我不禁喊了一声：“妈！”　
　　我立时发现，大理石茶几倒塌了，那只圆筒形黑花瓶给跌为两爿，花瓣散了一地。　
　　然后我才看见窗台边的妈，那投在夜幕下的身影，寂孤又清晰。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脸庞依旧隐在幽寂的夜色中，因此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它掉下来了。”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毫无歉意。　
　　“没有关系，”我说，并俯身将碎片拾起，“我知道早晚要打碎的。”　
　　“那你怎么不想个办法制止它？”妈问。　
　　而这，竟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我陪妈去一家我很中意的中国餐馆午餐，希望可以使她散散心，但常常却成为一种折磨，以不快而告终。　
　　我们约在“四方”餐馆。妈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她不满地看看我头发，用汉语说。　
　　“什么‘怎么搞’的？”我说，“我刚刚剪了个头。”那是罗雷先生特地为我设计的一个新发型，那种笔直的，前边是一列浓浓刘海的，两边不对称的发式，是很时髦的，然而决不新潮。　
　　“那边似给砍掉了一截，”妈说，“你该向他们要回你的理发钱，让他们赔你呀！”　
　　我叹了口气。“妈，我们就太太平平吃一顿午饭吧。”　
　　她便不做声了，紧紧抿着嘴巴，眼睛贴着菜单细细琢磨着，然后咕噜了一句：“这张菜单上，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她抬手拍拍服务员的手臂，用手指抹抹筷子，啧啧摇摇头，说：“瞧这油腻腻的，你要我用这来夹菜？”然后，她便用热茶重新烫过自己的碗筷，一边劝说我们的邻座，务必也要学她的样。然后，又叮嘱服务员，汤一定要滚烫的，当然，这个烫，得由她自个的舌头来做鉴定。　
　　“你不该这样唠叨。”我制止着她。这时，她正在为多付掉的两元钱与服务员纠缠不清，因为她点的只是菊花茶，而不是绿茶。“再说，如此激动，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脏根本没病！”她怒气冲冲地否定。　
　　这话不假，医生们早就声称，现年六十九岁的老母亲，血压却像十六岁的人那样正常，有如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强壮有力。她生于1918年，命中注定，她也像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固执和忠实勤恳。我是属兔的，1951年生。兔子嘛，顾名思义，自然是不安分的，好动和敏感的，脸皮薄，动作快。因此，我和妈，似命定就是互相冲克的。　
　　勉强应付过那顿午餐后，我终于硬着头皮告诉妈：我打算和里奇·谢尔顿结婚了。我已经准备好，她听了这消息后，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我的朋友玛琳曾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紧张？里奇并不是什么端不上台面之辈，要知道，他好歹也是一个税务经纪人，与你一样的税务经纪人。天呀，她凭什么那样挑剔？”　
　　“你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说，“她反正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的不是。”　
　　“那你就干脆私奔。”玛琳说。　
　　“我和马文就是这样的。”我说。马文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高中时就与他相爱了。　
　　“哦，所以你们出走了。”　
　　“就是呀。当我妈发现我和他好上了，当下就将鞋脱下劈脸扔上来。正好，这一扔，就把我俩扔跑了。”　

　　妈其实并没见过里奇。事实上，每每只需我一提及里奇——比如说，里奇约我去听交响乐啦，里奇带我四岁的女儿苏珊娜去动物园啦，反正只要我一提及他，妈总要急忙用话把它岔开。　
　　就我们刚才在餐馆等结账那工夫，我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里奇身上：“哦，妈，我跟你说过吗？苏珊娜和里奇俩，可玩得真开心呢。他呀，就……”　
　　“对了，”妈立时插嘴道，“我还没跟你说呢，就是你爸，医生们说，可能要先做个造影手术。不过，现在没事了，他们说不必了，那只是因为肠道秘结的缘故。”看吧，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甘拜下风。　
　　我付了账，一张十元票面和三张一元的，妈一抬手，将那一元的三张钞票嗖一下持下，然后摸出十三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将它们放在盘里，随后干干脆脆地说：“没有小账！”完了，便回头对我得意地一笑。但趁着她去洗手间的当儿，我还是悄悄地塞给那个服务员一张伍元钞票，他会意地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臭死了，臭死了！”妈皱着鼻子出来了，一边轻轻推推我，塞给我一包面巾纸，“要吗？”她从不用外边的手巾纸。　
　　“我们分手以前，去我那边转一转吧，很快的，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　
　　妈已有好几个月没上我家了。还在我上一次结婚时，她常常随便来访而不事先给个电话或打个招呼什么的，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向她提议，如果她什么时候想上我家，至少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从那以后她再不上我家了，除非我向她作正式的邀请。　
　　因此打她一进门，我就留心看着她的反应——离婚后，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