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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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们又颠沛到上海，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她跋涉了好多地方。
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真个是，甩也甩不掉他们……”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而要赶出他们，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却不会迁出：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
“那个男人，每倒一次垃圾，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
那位太太，是个黄头发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真是太可怕了！”妈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而他们一天，不知要洗上几次澡，起码要两三回，哗啦哗啦的，整天只听见水龙头淌着水！”
“上个礼拜，”她说着说着又来气了，“那个外帮人还诬告我，”她一律把黑头发的高加索人称外帮人，“说我将毒药拌在他家的猫食里，要毒死他们的猫。”
“哪只猫？”我确实见过，常有只大耳朵的雄猫跳在我家厨房窗外，对着我妈张牙舞爪。
“这只死猫，常在我们门口翘起尾巴拉尿，臭死了！”妈不住地怨声载道。
一天，我看见她提着一吊滚烫的开水，在楼道口追着那只猫。因此我怀疑她说不定真的会干这种事。但我决不能去帮别人的腔。
“那只猎后来到底怎么了？”
“它走了，不见了！”她幸灾乐祸地呵呵笑着。
在唐人街的斯托克顿，我们几乎逛遍了每一家水产店，寻找最新鲜的螃蟹。
“千万不能拣进死蟹，”妈用中国话警告着我，“连叫花子都不吃死蟹的。”
我用铅笔伸进蟹篓去拨弄它们，看看它们是不是生龙活虎的。其中一只蟹在挣扎时，挣断了一只脚。
“放回去，”妈在一边轻声暗示我，“吃缺脚蟹，在新年是不吉利的。”
但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与妈交涉着什么，妈的广东话，与她的国语一样的糟。反正，两个拉呱了半天，那只缺脚蟹连同它的断脚，一起给塞进了我们袋里。
“没关系，”妈自圆其说，“这只缺脚蟹是作为外快给我们的。”
我八岁那年，我妈请生日饭那天，也吃过一次蟹，其中一只蟹，与我建立了感情，它会顺着我的铅笔指点一路爬过来，可未及我给这个新宠物起名，妈已把它扔入锅放在水里煮了。我恐惧地盯着温度逐渐升高的大锅，清晰地听见它们在里面的挣扎声，我看见一只鲜红的蟹脚从锅盖里伸出来，我尖叫了一声。我但愿它们，没有足够的智商可以区分烫水洗澡和慢慢烫死之间的区分。
为了庆贺中国新年，妈特地请了她的老朋友琳达姨和龚田夫妇，不用询问，妈就知道，龚家那帮孩子准也会跟着来。他们的孩子们，我是指三十八岁的儿子文森特，他还住在自个父母家里，还有他们的女儿薇弗莱，她与我年纪相仿。文森特打电话来询问，他能否把女朋友丽莎勒姆带来。薇弗莱则说，要把她的未婚夫里奇也带来。里奇与她在一家公司做税款代理人。她还问及我爸妈那里有无录像机，因为她还要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四岁的苏珊娜也带来。万一苏珊娜坐不住了，就可以放《木偶奇遇记》给她看。同时，妈提醒我，应该把我的钢琴教师钟先生也请来：他还住在老地方。
所以这样的人数再加上爸妈和我，一共十一个人。可妈当时，只算了十个人的份。因为她认为苏珊娜根本只是一个小孩子，不能把她算进去，至少就蟹而论，没有她的份。可妈却没考虑到，薇弗莱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自己。她做这些，内行得很。因为她早从她妈那里，学到了这套拣蟹的本事。于是，以此类推，她的母亲，自然也给丈夫，她儿子及儿子的女友，还有她自己，拣了好的螃蟹。轮到我妈，盘里还剩下四只蟹，妈把四只中看着最饱满的一只，夹给了老钟。因为他快九十岁了，完全该受到这样的尊敬。然后，她将第二好的，送到我父亲盘里。现在，盘里只剩下两只螃蟹，其中一只就是那第十一只断脚蟹。
妈端起那盛蟹的盘送到我跟前：“拿吧，已经凉了。”
我不太喜欢吃蟹。自从八岁那年，看见活生生的蟹给煮成鲜红色后，我便对蟹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但我不能拒绝妈送上来的食物，因为这通常是中国母亲表现爱的一种方式。她们对孩子的爱，通常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给他们蒸汤团，煮鸭肫干和螃蟹……
我想，我应该取那只断脚蟹。然而妈却大声阻止着我。“不……不，你拣那一只。我一点都吃不下了。”
桌上每个人的盆里都很热闹：敲蟹壳，剥蟹肉，唯有妈面前的盘子，显得冷清清的。餐桌上唯有我注意到，妈先撬开蟹壳，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然后端着盘子进厨房去，待她再走出来时，蟹已经不见了。
大家吃得开心，话题也来了。
“素云，”琳达姨用一只蟹脚指指我妈身上的大红毛衣：“你为什么要挑这颜色？你不能穿这颜色，这显得太年轻了。”
妈却把这触霉头的话当补药吃。“我在开普莱尔买的，十九块钱，比自己编结的还合算。”
琳达姨点点头，似以这价钱，那颜色还可以忍受。随后，她又用蟹脚指指自己未来的女婿里奇，说：“哎唷，他就是不会吃中国东西。”
“蟹又不属中国的食物。”薇弗莱马上反唇相讥着，乖乖，那腔调还和甘五年前一样，她也以同样的腔调对我说：“你又不是像我这样的神童。”
琳达姨恼怒地扫了女儿一眼：“你凭什么说那不是中国菜？”接着，她又转向里奇，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说，“为什么你将最好的部分剩下来不吃？”
里奇只是乐呵呵地笑着，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我发现，他皮肤的颜色，与他盘里的蟹很接近。在他嘻嘻傻笑时，琳达姨用筷子为他挑出橘色的蟹黄：“喏，这东西最好吃啦。”
薇弗莱与里奇互相扮了个鬼脸，文森特则对丽莎轻声说：“真笨！”然后吃吃地笑了。
龚田叔叔吸吸鼻子，开始准备讲笑话了，看得出，他暗自不知已练习了几次。“我跟女儿说，嗨，为什么会穷呢？嫁给有钱人吧。”①说着，他自己咯咯地笑得最响。然后他用肘部撞撞坐在边上的丽莎。“嗨，听懂了吗？她要与这个小伙子里奇结婚了。是我跟她说的，嫁个有钱人吧！”
①里奇在英语中为rich，解释为“富有”。——译者注
“你的头发样子很好。”薇弗莱隔着桌子，对我说。
“谢谢。我的理发师大卫，通常做得很令我满意。”
“你意思是，你还在胡华街那家理发店做头发？”薇弗莱大惊小怪地扬起眉头，“你不害怕？”
我给她讲得惶恐之极，但嘴上却说：“为什么要害怕？他不错呀！”
“我意思是……他生活很放荡。他可能有艾滋病，可却为你理发……可能我太神经过敏了，可总让人不放心……”
顿时，我只觉得头发上布满了细菌。
“你该让我的理发师给你试试看，”薇弗莱又接着说，“劳雷先生，他的手艺可是没话说了，当然，他的收费，会让你不习惯的。”
我觉得受了侮辱。她总喜欢这样暗中伤人，从来就是这样。由于她是税务代理人，有时我只是简单向她打听一个有关税款的疑问，她就会弯弯绕绕搬出一大堆话。
“我真不愿在我的办公室外再谈这些税收问题了。这问题，必得在办公室正儿八经地商洽才是。如果我就这么着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随便与你敷衍一番，而你却把它当一回事去遵循，这是不好的。因你并没提供我你完整的材料……”言下之意，好像我存心要省掉她的这笔咨询费似的。
那次蟹宴上，她如此当众奚落我的头发，以显示她自己的高贵讲究，可真把我给气疯了。不行，我也要给她点颜色看看。恰巧我作为广告撰稿人，为她供职的那个公司写了一份广告书，但现在已三十多天了，他们却还未付给我报酬，我就以此还击她。
我扮出一副讥讽的微笑说：“我倒是付得起你那个劳雷先生的理发费的，不过，只要贵公司不拖延该付给我的支票。”我很高兴地看见，薇弗莱这下给我噎住了，涨得满脸通红。
我继续痛快地一泻而快：“真不要脸。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却不能准时付给人家酬金。薇弗莱，你怎么竟会乐意在那样小家子气的公司供职？”
她的脸一下子阴了，一言不发。
“得了得了，姑娘们，别争了！”父亲在一边打着圆场，在他眼中，我们还是两个在抢夺三轮自行车和彩色蜡笔的小女孩。
“好吧，不谈这些了。”薇弗莱冷静地说。
但我可不愿就此罢休，“那我们说好了，以后在电话里，你也不能用这种腔调和我说话。”
薇弗莱扭头看看里奇，他则只是耸耸肩。她随后叹了口气，说：
“好吧，琼，跟你说实话吧。怎么说呢？反正，你写的那份资料，我们公司可能不接受了。”
“不可能。你当时说，它很有价值。”
薇弗莱又叹了口气。“这我是说过。只是我不想大让你泄气。我一直在努力令公司能接受它，但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
于是，我们又开始第二回合的互相攻击。
“可这只是一份草样，”我说，“所谓草样，通常总是比较粗糙的，我还要做修改呢。”
“不过，琼……”
“我可以再修改一次，免费为你们再誉清一次。”
可薇弗莱只当做没有听见。“我跟他们说说看，让他们至少付给你一笔退稿费，因为你多少为此花费了精力和时间。”
“你只需告诉我，他们觉得哪一段不满意，我可以再做修改，我可以一行一行地读给你听，然后逐行修改。”
“琼——我不能，”薇弗莱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这很难。我可以肯定，你做得很出色，但我们是家大商号，我们有自己的风格和品位。”说着，她举手指指自己胸口，好像她本人就可以代表她的公司似的。
随即，她莞尔一笑道：“我的意思是，琼，”她开始以一种标准电话接线员的腔调说，“为今天，明天的税收需要……我们得树立三个‘要’和三个‘特长’……要树立我们自己的风格和形象……”
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糟糕的是，我听见妈对薇弗莱说：“哎，作风、形象，这是教也教不会的，这是天生的。比如说，琼，她就没你那样能干，这完全是天生的。”
真要命，我又一次被薇弗莱比过去了，而且，那话竟是出自我妈的口。我只得强扮出一张不自然的笑脸，站起来佯装着收拾桌子。这时，我才发现，妈用的那些盆子，有些边上已有缺口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妈不用那套五年前我给她买的新盆子。
桌上一片狼藉，堆满蟹壳蟹脚，薇弗莱和里奇点燃了烟，将一只蟹壳拿过来作烟灰缸。
“薇弗莱，”琳达姨讲话了，“你让琼再试试看，她这只是草作，自然有些不够。”
妈在一边吃橘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种事就是花时间嘛。”琳达姨继续说道。
“多放点形容词，”龚四叔叔在一边劝着我，“多放点形容词，准没错。”
我把盆子端入水池里，笑了出来。
唉，我就是那个样了，我是一个小小的撰稿员，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事，为每一个客户撰写广告词：“我们这里出售刚出炉的，烫得咝咝响的肉……”“它有三个‘好’三个‘妙’……反正有三个理由值得去买它的肉。除此之外，还有T—1多路复用变频器，绞肉器……等等。”
我扭开水龙头开始洗盆子，同时，也不再生薇弗莱的气了。我觉得这样没意思极了，大愚蠢了。
我端起妈的那只盆子，那断脚蟹还搁在那里。客人散了，妈也走进厨房。
“挺好的一顿饭，谢谢。”我说。
“不太好。”她说着，用牙签剔着牙齿。
“你那只蟹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吃？”
“那是只死蟹，”她说，“连叫化子也不吃死蟹。”
“你怎知道这是死蟹？”
“在下锅以前我就知道了，它的脚，有气无力地垂着，嘴巴张着，像个死人似的。”
“既然知道它已死了，你为什么还要下锅？”
“我想……它大概刚死吧，可能还可以吃。”
“要是客人挑上这只蟹，那怎么办？”
妈笑了：“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