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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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著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著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著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著男孩子，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揄着她，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