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我在那小广场上下棋时，我周围会围上一堆中国人和旅游者，连我母亲也会加入其中。她会以中国式的谦虚对众人解释着：“这小姑娘，只是碰巧而已！”
其中一位先生向我妈建议，送我去参加市里的棋赛。妈妈莞尔一笑，模棱两可地晃了晃脸。我心里痒痒的，很希望妈妈能同意，但嘴上却一句没有吭。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让我在陌生人中下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主动表示，我不想参加市里的比赛，他们那种美国规则我也不大熟悉，万一输了，那可丢脸了。
“又没人硬拖你去，你如此畏畏缩缩的才丢脸呢！”妈说，言下之意，她是同意我去的。
第一次参赛时，妈陪着我坐在第一排上等着，我不住地抖动着双腿，因为汗水已沾湿了座椅上的金属支架。待叫到我名字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块红玉，火红火红的，这是她的吉祥物。“祝你好运气。”她轻声说着，把王塞进我口袋里。我抬眼看了下我的对手：那是一个奥克兰男孩，约十五六岁，只见他皱着鼻子，多少有点不屑地打量着我。不过马上，他就从我视野里隐去了，眼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
“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出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挺进。好比风吹过树叶，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沙沙声。“静一点，静一点。”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出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深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强烈：“从东边诱敌深入。”对方果然步调有点乱了。“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头昏脑了。”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吸声。
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妈用软布轻轻拭净两只棋子，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出色点，再少给吃掉些棋。”
“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
“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子。”
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
“这次你丢了八只棋子，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进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
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次，当我在一场区域颇大的比赛中，照样捧回一只奖杯时，那家糕团店的橱窗内，摆了一只新鲜的浇着厚厚奶油的蛋糕，上面用大红的糖油浇出：“祝贺你，薇弗莱，唐人街的小棋圣。”不久，几家花铺、墓碑、雕刻铺和殡葬馆的老板们建议，我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决定，我不必再为家里做菜烧饭了，温斯顿和文森特义不容辞，应该顶我的缺。
“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干这种家务活？”他们抗议着。
“这是最新的美国规矩。”妈说，“妹妹就是可以逍遥，为了下棋，她已绞尽脑汁了。你们呢？你们能绞尽自个的毛巾，已经是很帮忙了！”
九岁时，我已是国家级的象棋冠军了。好像离开大师的身份，近在咫尺。我被捧成美国的希望，棋坛新星，神童。生活周刊上也登出我的照片。鲍勃费雪在边上注道：“棋坛上还没出现过女大师呢。”
那天，他们给我拍的照登在了杂志上。我的头发按例给抹得溜光滴滑，夹着塑料水钻发夹。我对面坐着个美国人，与那次在小广场上与我对弃的老伯年龄相仿。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个小广场的老伯，如何给我的棋子弄得大汗涔涔。他那件深色的，散发着浓浊的汗气的上装口袋里，塞着一块大手帕。每走一只棋，他就掏出手帕猛拭手掌。
我那件绉纱的粉白裙子的领口花边，扎得头颈很不舒服，那是妈特地为应付这种场面而赶制出来的。我按着妈给我设计的那个动作摆好架势：握起拳头支着下巴颏，肘部优雅地抵着桌沿，我会前后晃动穿着皮鞋的脚，就像平时坐在校车里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一样。随后，我停止了摇晃，咬着嘴唇做出思索和举棋不定的迟疑，然后，以一种威胁的手势，将棋子“啪”的一下，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随后，绽开一抹胜利的微笑。这是一整套专为新闻界设计的造型。
三
我不再在薇弗莱街上玩耍了，我也不去那满是鸽子和老人的小广场了，我每天两点一线：上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又扎进棋堆里，从中悟出更多的秘诀。
可很快我就觉得，家中的干扰太大，这主要是来自我母亲。每逢我对棋盘琢磨着新的策略时，她便往我身边一站，我想那是因为，她自认是我的同盟者。我每移动一个棋子，她鼻孔里就会轻轻喷出一个“唔”。
“妈，你老这样守在边上，我都没法练棋了。”一天，我终于向她提出。她便一声不吭地回到厨房去，把锅盘碰得乒乒乓乓的。当那阵乒乓声静默下来后，我发现她站在走廊拐角处，一声“嗯”，又从她紧闭的嘴里漏了出来。
为了我能安心琢磨棋艺，父母对我可谓百依百顺。一次我抱怨着与我同卧室的两个哥哥太吵，结果，他们马上被移到临街的那间起居室，在那里为他们支起了床铺。如果我在餐桌上把饭菜剩下，表示吃得太饱，我的胃部就会不舒服，那将影响我的思维，父母也决不会责怪我。但有一件事是无法赦免的，就是每周六，在我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必须陪妈上市场去。这时，妈会得意洋洋地挽着我，几乎进出每一爿店，购一大堆东西，然后不失时机地、骄傲地向任何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着：“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
一次跨出某店铺时，我低声恳求着她：“妈，你这样简直像是在做广告。”我妈立时当街站住，也不顾后面夹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不时碰撞到我们身上。
“哎呀，你认为与妈妈在一起，很丢你脸是吗？”她握住我的手，甚至攥得更紧了。
我眼睛望着脚尖回答道：“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那样把我弄得好尴尬。”
“噢，做我的女儿令你很尴尬是吗？”她温怒地发问。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样说的。”
“那你是怎样说的？”
我知道，这种误会越解释越糟糕。但我还是听见自己舌尖下溜出一长串话。
“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末你为啥不学下棋呢？”
妈气得眯起双目，有如脸庞上突然裂开两道莫测的隙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沉默来折磨我。
我只觉得耳朵发烫，血管突突地跳着，犹如阵阵热风拂脸而过。我奋力将手从母亲那里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一个老太让我给撞了一下，橘子和罐头撒了一地。
“哎晴，这孩子！”妈和那老太同时惊叫起来，妈忙俯身帮她把东西捡起，我则乘机跑了。
我在人堆中像泥鳅一样窜逃着，身后传来母亲阵阵尖叫：“妹妹！妹妹！”我头也不回，奔上一条小路，穿过小巷，跑进充塞着旅游者的大马路，又拐进另一条小街，就这样七转八兜地，毫无目的地狂奔着，直到我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马达。我觉得浑身发冷，便在一只倒置的塑料桶上，手支下巴地一屁股坐下。我想象着妈妈，怎样从这条街找到那条街，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寻找，只好在家里等着我。约摸两个钟头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往家里走去。
通向我们公寓的小街寂静无声，我能看见自家窗口的蜜黄色灯光，就像老虎眼睛一样烁烁闪光。我跟着脚尖，迈过十六级楼梯，猫一样踅到房门口，抬手轻轻旋转了一下门球。门已上锁了。只听到房里椅子推开了，然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咔嗒一声，门开了。
“你到底回来了，”文森特说，“怎么了，小姑娘，遇上什么麻烦了？”
他说着，又回到餐桌前。鱼盘里只剩下一副骨架，因此显得那鱼头特别大，鱼头高高地仰着，保留着生前那副负隅顽抗的姿势。我想作为惩罚，这是留给我的菜肴。
里边，传来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一个人快快地在桌边坐下，不出声地将饭划入肚里，谁也没答理我，听得到筷子笃笃地划着饭碗的声音。
放下碗饭走进房里，关上门，我一头栽在床上。房里没开灯，邻家的灯火透过窗棂映在天花板上，折射出式样各异的图案。
恍惚之中，眼前浮现出那六十四块黑白相间的棋盘，我的对手，则是两道沉默的深渊似的怒目，她显出胜者的笑容对我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
她率领着手下的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我的白棋尖叫着，惊慌失措地败下阵来。我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飘浮起来，被看不见的风卷起飞出窗外，我看见我们所在的那条小街，在我身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天空一下延伸展开，无边无际，四周一片空旷，就我一个人在飘浮。
我闭上双眼，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獠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