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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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④同上书，第213页。

　　③同上书，第175页。

　　这个庄严而自豪的宣言，表明了宣言者不仅在理论观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场上，都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的世界观开始向共产主义方向转变。瞿秋白的这个宣言，给自己的思想作了一个小结，标志着他在人生旅程中旧我的终结，新我的开端。据瞿秋白自己在《记忆中的日期》中回忆，他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属于俄共（布）党组织，到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由于物质生活降低，工作量急剧增加，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坏了。1921年12月15日，他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1922年1月21日，在共产国际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都派出了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中共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

　　瞿秋白是带着病参加会议的。在高山疗养院的一个多月中，他感到恬静，有时也感到精神的疲乏。“远东大会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于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①。“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烛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此时此际，未见烈日，——也许墨云骤掩，光明倏转凄暗，不然也只遥看先兆，离光华尚远；然而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②瞿秋白是以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视晓霞的。他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达出深刻的哲理思辨。他以“黑云”，比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势力，以“晓霞”、“神明的太阳”，象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必然走向最后胜利。作者以瑰丽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抒发了一股昂扬奋进的战斗精神和必达目的的坚毅信念。这一篇短文《晓霞》，与瞿秋白在莫斯科两年中所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著作中的许多文章一样，以他严肃的、深刻的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索，表现了他的目光的高瞻，视野的广阔，抒发了他的奋发、激昂、执着、追求的精神，表达了他的极其富于诗人气质的个性，尤其以其特有的描绘现实的方式，展示了新的文学天地。这种风格，在瞿秋白的散文中一直保持着，直到后期也是如此。当然，由于自幼的古典文学的薰陶，他的散文语言，带有比较明显的文言的痕迹，这是他散文的特点，也是他散文的缺点。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参加远东会议，实在使瞿秋白过度的兴奋。但是，他的病本来就不轻，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溃疡，只能支持二三年。他除了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担任会议的翻译工作，很是劳累。因此，当大会闭幕式移至彼得格勒举行时，他便病倒了。他从旧帝国国会的会议大厅勉强走回国际旅馆，血痰又出现。他高烧昏睡了四五天。2月7日，在模糊梦寐中，被送回莫斯科，又住进高山疗养院。在病榻上，他把吊灯拉下拴在床架上，躺在床上看书，俯在枕上写作。从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后写成《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声》、《阿弥陀佛》、《新村》、《海》、《尧子河》、《新的现实》、《生活》等文。约在4月中旬，出高山疗养院，又连续写通信《赤俄之第四年》、《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九二二年之亚欧与苏维埃俄罗斯》、《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世界劳工统一战线与莫斯科》、《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海牙会议与俄罗斯》、《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欧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劳农俄国之经济前途》等文，从莫斯科寄给北京《晨报》。《晨报》对瞿秋白的来稿，均冠以“莫斯科通信”字样，专栏发表。自1922年7月到11月共发表通信十七篇（其中有的文章续刊四、五次）。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瞿秋白做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也参加了大会。会议讨论了东方问题，通过《东方问题（提纲）》，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强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会议还制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即《一月决议》，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大会结束后，陈独秀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请瞿秋白回国工作。瞿秋白也考虑到在苏俄“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①于是决定回国。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弟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了两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国。

　　离别两年于兹的俄罗斯大地，瞿秋白感慨不已。“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①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经过两年的磨炼，学习，思索，探求，青年的瞿秋白开始走向成熟了，在世界观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返回故园——

　　苦难深重的祖国，献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智慧。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七　　江南一燕



七　　江南一燕

《新青年》、《前锋》主编

　　1923年1月初，瞿秋白乘坐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到达哈尔滨，下车后时时受到军警的盘问。瞿秋白不得不缓行，在哈尔滨停留三天，直到1月13日方才到达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城楼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①果然，不过六七天，这群持枪弄棍的军警，竟在众议院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的、宣言“只谈教育”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07页。人民文学山版社1953年版。

　　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此时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北京政府）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①本来，瞿秋白打算在到达北京以后，马上把他在苏俄研究考察所得以及苏俄现状，向中国读者报道。但是，当他看到中国的现实后，不能不先对中国发表自己的主张了。回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198页。

　　这时，刚刚诞生半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兴起。面对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形势，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于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从政治上新旧两大营垒的斗争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有些人对自己估计过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阶层在阶级分化中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工农群众的力量。胡适曾说：“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①，当时党内有人如张国焘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一种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针对这种观点，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②，它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薰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③青年学生在新型的知识分子中，和官僚在旧式的知识阶层中，都占重要的地位，前者是“民治派的健将”，后者是“专制派的镖师”④。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新型的知识分子还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⑤新型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⑥，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连结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高潮到来，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正确地阐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①②③④⑤⑥《政治运动和知识阶级》。《向导》

　　回到北京，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瞿纯白仍在外交部做事，月薪约二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场不能不讲，家中雇佣看门人、车夫、女仆，每逢年节必备礼物向亲友、上司敬献；这一笔花销，只能维持一个虚假的体面，家中饮食并不好。瞿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当时北大俄文系只有三个俄国教师，没有中国教师，也没有系主任。但北大实权掌握在反动派手中，迟迟不发聘书。北京政府也准备聘用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但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颇使堂兄不解。事后，瞿纯白才知道，堂弟已属于共产党人，从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了。

　　瞿纯白的住宅，是一个不算小的宅院，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偏院，左边第一进是前院，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瞿纯白夫妇的房间相对。右第二进的大院周围有三个小院，分布着厨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秋白经常伏案写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去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瞿纯白夫妇和侄儿重华、小农，绘声绘色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罢这首歌，他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接着他耐心地向重华讲解工人、农夫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若没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也都笑了起来。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在此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不够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配译中文歌词。瞿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经过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①。

　　

　　①瞿秋白在译文附语云：“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再则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亦暂限于此。”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方工运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中央的这三个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是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创刊号的十五篇著译文章作品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六篇，及创作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篇末附歌曲词谱）。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在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三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