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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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攻击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要用“排拒性”“独占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面目出现，说三民主义是“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即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而其实是要打倒共产党。

　　

　　①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②沈玄庐因参加右派反共活动，于1925年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篡权作舆论准备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写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又陆续写成《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反复研究了戴季陶的谬论，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然后构思。写作时，“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以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象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①瞿秋白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谬论，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共产党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认为当前的民族斗争非常需要；但是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否认阶级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②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所提出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口号，“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③这个联合战线的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④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抛开大多数工农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⑤。其“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帮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⑥对于戴季陶所谓仁爱的说教，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它完全是欺骗工农群众的，其目的“是要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⑦。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②③④⑥《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⑤《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六大以前》第340页。

　　⑦《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谬论，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国民党右派排拒共产党人的理论根据。“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①“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②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是绝对不可少的。他说；“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自己的政党。”③

　　

　　①②③《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批驳了戴季陶所谓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不适于中国”的谬论，他说：“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①这是可以实现的理想，而非空想。“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②

　　对于戴季陶反动理论的实质，瞿秋白概括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们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③他告诫中国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④

　　

　　①②③④《中国的国民革？/font

　　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彭述之等，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但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有不可容忍的错误（例如，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关于右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紧要问题的观点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仍然取得很大的胜利。通过这一场斗争，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保卫了党关于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方针。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群众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假左派汪精卫指责戴季陶反对工农的错误。新右派蒋介石批评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就是反对先总理孙中山，应群起而攻之。戴季陶孤立了。戴季陶及其同伙，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下，“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①，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议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②可是，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反击很不彻底，仍然选举戴季陶等为中央执行委员，养痈遗患，使他继续危害革命。

　　

　　①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宣言》（1927年11月4日）。

　　②《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1926年）。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曾琦、左舜生、李璜以及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各派反动和改良理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等等谬论。1926年1月，瞿秋白写《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急剧深入发展之时，阶级分化是不可免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别及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便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革命，企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消灭共产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借口。瞿秋白坚定乐观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阶级的分化，会更加“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人类历史的演进，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①。

　　

　　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风驰电掣，迅猛快捷的攻击和退守，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和组合，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在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上指示道路、领导革命的伟大任务。在这个神圣使命的大纛之下，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光华夺目，放射异彩。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九　　大革命风暴中（下）



九　　大革命风暴中（下）

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排共反共，阻挠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职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党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①。“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②。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10月10日，会议发表了《告农民书》，向全体农民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而要实行“耕地农有”，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不可。

　　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见。也许是因为都是文学上的同调，他俩一见面便畅谈起来。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③他看重这部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对于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副病容。

　　

　　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工作。仅仅在1926年1、2月间，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二十篇。这些文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紧紧抓住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时，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备了。在此以前，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还是在理论原则上的阐释；现在，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积累了实践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瞿秋白指出，国共合作以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居主导地位，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指导权以消灭革命。”①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必然影响和加速思想界和政党界的左右分化的进程，“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