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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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月20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年3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
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
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第5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如11月15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实际上仅仅是玉田等县的暴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果招致失败。从总的方面看，广州起义“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①
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12月12日晨参加了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后，乘车回到起义总部时，敌人已占据总部，乱枪向他的汽车射击。结果，张太雷身中三枪，最后一枪击中心窝，胸膛炸裂而死。消息传来，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悲痛，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回顾了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②同时，瞿秋白写了痛悼广州起义烈士的悼文《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湘鄂赣三省暴动，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是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却是不小的进步。”④应该指出，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瞿秋白也仍旧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他在这前后提出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等。正是这些正确的见解，使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②③《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2期。
④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错误（如说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继续混淆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评，等等），但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来说，这个决议案起了积极作用。3、4月间，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于4月30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八七会议以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李维汉有公正的论述，照录如下：
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①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