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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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体现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而他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1页，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能否正确反映衰亡和新生这客观存在的“两种真实”，根本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感情，这就是瞿秋白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的统一问题。瞿秋白指出，“文艺的反映，简单明了的说句‘痛快话’罢，这也包含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高尔基自己说：‘艺术家观察着人的内心世界——心理，——表现给人看他的伟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兽性的力量’。这里，他明白的说出来：艺术家首先要有点儿分辨‘伟大’和‘卑劣’，‘理智’和‘兽性’的能力。这是要从一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去分辨的。”①只有庸俗的文学家，才会象“庸俗的新闻记者”那样：“仿佛只要把现实的事情写下来，或者‘纯粹客观地’分析事实的原因结果，——就够了。这其实至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察观主义’，或者还是明知故犯的假装的客观主义。”②作家要摒弃客观主义，就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真实”的本质，融入革命理想，而这一切都需要作家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瞿秋白说：“文艺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的某种态度。他的每一个字眼里，都会包含着憎恶或是玩赏，冷淡或是热烈的态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动，是在号召，是在责备，总之，他必然的抱着一种态度。”③这种“憎恶”或“责备”的态度，这种理想和热情的追求，便是作家的革命倾向性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尽管曾把表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相混，表明他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缺乏考察；但他既然强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内容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那么，他在实际上是主张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瞿秋白在介绍和评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时，既肯定了他的贡献，也指出了他在艺术论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的美学观点有唯心主义的成份。“他把康德的美学观念和费尔巴赫的美学观念混合在一起：一方面主张‘无所为而为’的美学，别方面用‘生理的欲望’来解释美的观念的发展。”④对于拉法格及其文艺批评，瞿秋白正确地指出他在评论左拉的观点上的错误；指出拉法格在同敌人论战时的过左和过激的情绪，而在文艺批评中，却机械地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⑤。
①②同上书，第1719—1721页。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1065—10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修订本），第78—79页。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①。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②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③。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
①鲁迅致杜衡信（1933年8月20日）。
②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年12月20日）。
③《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年10月2日的事，距离鲁迅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①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②《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③《海上述林》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①鲁迅致肖军信（1935年9月1日）。
②鲁迅致曹白信（1936年10月15日）。
③《鲁迅全集》第4卷，第465页。
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艺新闻》第56期，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①《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