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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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5月21日，徐世昌令“屠夫”王怀庆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间开会，开会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各个学校附近，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等，监视学生们的行动。有的特务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学生走过，他会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应，他们便蜂拥而上，把你抓走。他们用这种伎俩，抓走了一些同学。瞿秋白在斗争中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他几次甩掉了跟踪盯梢的特务。一次，他被一个特务盯梢。他上电车，特务也上电车；他坐人力车，特务又坐人力车跟上。他转弯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终于把特务甩掉了。这时，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动，常常二三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以防敌人破坏。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月1日连发两道命令，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瞿秋白也被逮捕。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瞿秋白和被捕同学一起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所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
这一段话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内中所包含的强劲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瞿秋白对学生的要求有三条，对“国民”的要求有六条。对学生的三条要求是：（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进行；（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兴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费社，以间接提供国货。这里，瞿秋白是很看重宣传舆论工作的，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宣传家，绝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提出“国民所应办者有六”。这六项之中，除却“筹款赎路”、“抵制日货”、“长期储金筹办平民工厂振兴实业”三条外，其余的三条至为重要：（一）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此三项（按指“政府所应办者三”）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国民对政府最后之决心；（二）联络各地各界联合会、各团体，即可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三）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信社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国报刊。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而华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①
①以上均见《晨报》1919年7月17日第六版。
痛感祖国前途多难，岌岌可危，他于是提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意义；“唯有与日人拼命”，则表现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那感情是极其真挚灼热的。
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日，张树元急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月3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月23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苏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