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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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1305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

　　④同上书，第543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为劳动平民服务。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四　　改造社会的呼声



四　　改造社会的呼声

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寻求新的指导思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那么，这个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究竟趋向于什么呢？瞿秋白说：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②同上书，第26页。

　　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①民国二年（1913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同年11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年）夏，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民国八年（1919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3卷，第56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