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未解之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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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玄宗之所以不封杨贵妃为皇后，是从寿王身上考虑的。杨贵妃被夺走，给寿王留下了感情上的创伤，同时也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再加上杨贵妃长期没有生子，皇后的位子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一旦发生重大变动，很可能引发宫廷政变，因而，考虑到多种因素，唐玄宗在过完61岁大寿的时候，就将册立杨玉环的诏书公布天下，立其为妃，而不是册立其为皇后。
尽管杨贵妃未被立为皇后，但宫中称她为“娘子”，礼仪与皇后相同。以其当时的地位来看，实际就是六宫之主，对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妃来说，恐怕立不立皇后都是一样的。
第二部分：后宫杨贵妃真的被缢死了吗
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她那传奇的一生曾触发无数骚客文人的才情，为之吟诗作赋。然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其爱妾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
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或许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烈要求赐杨玉环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后只得下令。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
一些人称，杨贵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马嵬行》一诗。刘禹锡诗中有段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此诗来看，杨玉环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新奇，因而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质疑。陈氏怀疑刘禹锡听作《马嵬行》一诗，是流于“里中儿”，所以会有很多说法。可是，陈氏也没有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中儿”才一传十，十传百。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蕴含着另一种意思。假设以“长恨”为篇名，写到马嵬就不写了，何苦还要在后面假设个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从而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军中正乱，贵妃不明去向，只有金银散落一地。诗中详细说明了唐玄宗“救不得”之因，因此正史所载的赐贵妃一死，当然绝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了起来。白居易《长恨歌》说玄宗回长安后要为杨贵妃重造陵墓，结果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了贵妃也许是被人救出。令人深思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恐怕后人不明其故，所以重点突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知”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是暗示杨贵妃没有在马嵬驿死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
但其生死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
第二部分：后宫明代“壬寅宫变”之谜
自古以来，防备森严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皇宫。皇帝为防人行刺，日日夜夜命人巡逻守卫。明朝也不例外。
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除了皇帝和皇后，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除非皇帝允许久住，否则当夜就要离开。
嘉靖年间的乾清宫，暖阁设在后面，共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每间设床3张，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个床位，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里，谁也不能知道。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然而，谁又能防备那些守在他身边的宫女呢？
就是这群宫女，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历史上的“壬寅宫变”。“壬寅宫变”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当时史料曾有如下记载：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几个宫女决定趁朱厚熟睡时把他勒死。先是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这条粗绳是用从仪仗上取下来的丝花绳搓成的，川药又将拴绳套递给杨金英。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的脸，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邢翠莲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把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着两腿。待杨金英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眼看她们就要得手，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才没有将这位万岁爷送上绝路。宫女张金莲见势不好，连忙跑出去报告方皇后。前来解救的方皇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王秀兰叫陈菊花吹灭灯，后来又被总牌陈芙蓉点上了，徐秋花、郑金香又把灯扑灭。这时管事的被陈芙蓉叫来了，这些宫女才被捉住。朱厚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一直昏迷着，好久才醒来。
事后，司礼监对她们进行了多次的严刑拷打，对她们逼供，但供招均与杨金英相同。最终司礼监得出：“杨金英等同谋弑逆。张金莲、徐秋花等将灯扑灭，都参与其中，一并处罚。”
从司礼监的题本中可知，朱厚后来下了道圣旨：“这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谋弑于卧所，凶恶悖乱，罪及当死，你们既已打问明白，不分首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其族属，如参与其中，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没收其财产，收入国库。陈芙蓉虽系逆婢，阻拦免究。钦此钦遵。”邢部等衙门领了皇命，就赶紧去执行了。有个回奏，记录了后来的回执情况：“臣等奉了圣旨，随即会同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陈寅等，捆绑案犯赴市曹，依律将其一一凌迟处死，尸枭首示众，并将黄花绳黄绫抹布封收官库。然后继续捉拿各犯亲属，到时均依法处决。”圣旨中提到了曹氏、王氏，曹氏、王氏是谁呢？据人考证，她们是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因此，有人根据这道圣旨得出结论，是曹氏、王氏指使发动了这场宫廷政变。
司礼监题本中记录了杨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的东梢间里有王、曹侍长（可能指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在点灯时分商说：‘咱们快下手吧，否则就死在手里了（手字前可能漏一个‘他’字，指朱厚，或有意避讳）。’”有些人便以这一记载作为主谋是曹氏、王氏的证据。
然而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主谋是曹氏和王氏，那么史料上应该记载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的情况，而在以上所述的行刑过程当中，却从未见到过对曹氏和王氏的处置的描述，因此主谋是谁尚不能断定。
“深闺燕闲，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是明末历史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但事实究竟如何，无人知晓，因此成为又一桩宫闱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究竟是谁制造了“梃击之案”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了轰动朝野的三大案，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些案子都与皇帝后宫有关。万历帝于10岁时即位，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去世，在位49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在位时，“梃击之案”首先发生。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这本来都是小事，但皇帝的偏爱却逐渐发展成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问题，即所谓的“国本”之争。因为按照传统，册立太子应遵循立长或立嫡的原则，而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按道理是不能被立为太子的。
神宗没有嫡子，而恭妃王氏所生长子朱常洛又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一直拖延着，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还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同等视之。由于大臣们的一再催促，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神宗才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发生了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指太子。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说地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被打中的人的呼喝声、号救声，连成一片。多亏内官（宫中小臣）朝本用反应比较快，眼疾手快地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这时的东宫警备不严，内廷的太监们往往托病离去，侍卫人员也只有几个，所以就发生了张差梃击事件，也就是“梃击之案”。
张差被捆缚到东华门守卫处，收禁起来。次日，皇太子据实报给神宗，神宗命法司（掌司法刑狱的官衙门）提审问罪。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可是，张差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颠三倒四，像一个疯子。御史再三诱供，可张差总是胡言乱语，什么吃斋，什么讨封，问答了数小时，也没有将实情供出，惹得审判官不耐烦，只好退堂，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审，结果也是同前审一样，毫无结果。刑部主事王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说张差肯定不疯不狂，而是有心计有胆量。最后张差扛不住了，供认自己是红封教的成员。在当时，秘密结社盛行。红封教是北京附近地区白莲教的一支，马三道、李守才为教主，都住在蓟州地方的井儿峪。张差招供说自己是受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的指使而打入慈庆宫的，事成之后，他们答应给张差30亩地。参与此事的还有张差的姐夫孔道。消息传开后，朝野内外开始议论纷纷，都怀疑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以便扶立福王。
事情发生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赶来见明神宗。太子常洛气愤地说：“张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郑贵妃光着脚走来，对天发誓，然后撒起泼来，嘴里唠叨着说：“奴家若做此事，全家甘受千刀万剐！”神宗看到双方如此对立，拍案而起，指着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并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法律部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神宗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说道：“还是太子说的对”。于是，一场家务案，就这样在明神宗的导演下降下了帷幕。
后人重新研究此案时，都认为是郑贵妃主使了此事。近来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郑贵妃与太子双方已经明确对立的情况下，郑贵妃不可能鲁莽地做出这种事来。这样会让大家明显地把矛头指向自己，而如果郑贵妃真想谋害太子的话，不会仅仅派一人持棍去闯防备森严的太子宫殿，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编自演了一出“苦肉计”，以便让人们将怀疑的视线投向郑贵妃，以便彻底将其铲除。只是因为皇帝的干预，太子才没有得逞。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也无确凿的证据。
第二部分：后宫孝庄太后为何下嫁夫弟多尔衮
1644年，皇太极驾崩。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实力的竞争者有三个人：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第九子福临。其中豪格和多尔衮都是拥有实力的亲王，得到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这时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看中了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辈份和威望具有能够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长支持福临。然后又将镶蓝旗拉至麾下。最后，使多尔衮改变初衷，拥戴福临。幼主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把持国柄，成为摄政王。
《清朝野史大观》这样记载：多尔衮还以顺治的名义向天下颁布诏书：皇叔摄政王现在是单身，他的身份、地位和相貌，皆为国中第一人，太后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嫁给他。因此“太后下嫁”之说自明末清初即已流传，清末排满时重又复炽。
至于太后下嫁皇叔多尔衮，一直以来，史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根本就不承认此事；有的说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也是符合满族传统的。满族入关前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但还保留着兄死则妻其嫂等遗俗，而且博尔济吉特氏既然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谋皇位，扩大政治势力是其必由之路，因此用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还是符合情理的。至于下嫁时的规模怎么样，有没有向天下颁发诏书，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一些颇具历史价值的史书确切地记载了这件事。清蒋良骐在《东华录》中记载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来到皇宫内院”。假如太后没有嫁给他，假如他没有以皇父的身份对待顺治帝，那么，他经常出入内院，恐怕是皇室宗亲所不能答应的。而且，多尔衮死后，朝廷破格追封他为诚敬义皇帝。
朝鲜《李朝实录》对此事也有记载。书中说，顺治六年二月，清廷曾派使臣到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从见国书中将多尔衮称为皇父摄政王，便问道：“贵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的称法，这是什么意思？”使臣回答：“去掉‘叔’字，是朝中可喜可贺的事啊。他和皇帝就成了一家人。”
《清圣祖实录》记载说，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得了重病，即将死去时，孝庄文皇后对康熙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在那里已很长时间了，不可因为我而去打扰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恋你父皇、皇父及你，不忍远去，所以在附近选一块地安葬了就行了。这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满清讲究帝后合葬，显然，孝庄文皇后是觉得下嫁皇叔多尔衮，愧对太宗，于是就借口说不愿葬得太远，单独就近安葬。孝庄文皇后的要求不合情理，但作为孙子的康熙是亲耳听到孝庄文皇后的遗言的，当然得遵守，于是他把孝庄的灵柩停放在东陵。到了雍正继承皇位时，才将灵柩葬入东陵地宫。
南明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张煌言在《建州宫词》中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实：“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事在当时很可能是尽人皆知的，否则，张煌言也不会这样撰写。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