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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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间，杨锦麟担水砍柴、插秧种地、烧瓦熏炭、养羊放牛……那块土地上一切的活，他都干过，无一例外。凭着勉强混了三年的所谓初中，杨锦麟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这一切都深深地嵌入他烟涛渺茫的人生背景，难以褪却。　　　　
　　　　八年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信息渠道闭塞，彼此间隔膜戒备的人际往来，加之精神重负、体力透支，这一切恰恰都发生在一个年轻人思想、身体同样需要滋养、长成的年代。八年光阴荏苒，杨锦麟那一代人陷入了极度贫困，极度饥饿，无论是精神抑或物质。　　　　
　　　　初来乍到，杨锦麟先是在武平象洞联防大队司前生产队，尔后又辗转联防大队的径子耕山队，象洞林场。不停地变动，个中缘由，仍然是受“　反动家庭”的连坐。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势一直持续，直到他到1977年病退回城。　　　　
　　　　当年，一场全国性的涉及并影响一代人，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所造成的苦难生活，曾被一些备受推崇的知青文学，描述成道德自救而被放大、讴歌。从一片神奇土地上升腾出“　悲壮的青春”，积蓄为一代人的巨大精神财富——所谓苦难是圣者必须的经历。同样地，对“　那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批评者认为，那些充满浅薄诗意的粉饰，由于缺乏历史层面上的担当，忘记了自省与批判，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被透射在失败的历史上。　　　　
　　　　一直以来，杨锦麟以他执拗的诚实拒绝趋奉，这所谓“　大有作为”的八年，在他，无疑是一串恶梦的连缀。　　　　
　　　　为母校追寻感怀之前，多年来，作为“　老三届”知青其中的一分子，杨锦麟曾不止一次地获邀为知青集体回忆之类的出版物撰文增色，被他一概婉拒。“　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乃理由之一，尤其对那段过往。他困惑于自己同龄伙伴的大多数，“　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人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而忽略“　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到底是一种“　善意的回避，还是刻意的遗忘”，对此，杨锦麟至今仍不得其解。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令杨锦麟徘徊再三，费尽踌躇。为了忘却的纪念，深刻的自省，恰恰成为杨锦麟知青生活难得的一段记述和感怀。　　　　
　　　　八年知青岁月，杨锦麟反思，给他记忆最多的居然只有苦难，只有挫败。他曾经千方百计地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打击依然一个接着一个。　　　　
　　　　下乡八年，杨锦麟换了记不清的地方。良种场，家里有点权势、有后门的人争破了头。杨锦麟靠着竭力表现，好不容易争取到，没几天还是让位；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却被揭发“　黑五类”的家事，立即又被赶出学校……　　　　
　　　　还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中专名额，杨锦麟已经被提名，为保险起见，他赶了八十里路，去县里求人，结果还是被调包顶替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对方苦大仇深，可知青队都传开了，对方送给公社一部翻斗车，当时绝对的紧俏货。　　　　
　　　　…………　　　　
　　　　类似事情从没有间断过。　　　　
　　　　“　三次招工、三次招生都没戏，那时做人还会有成功感吗？何来亲切的回忆，纯粹扯淡！”　　　　
　　　　“　你可以想象，一个要进步、赎罪的人，为了争取入团，他要不停地像祥林嫂一样讲述自己家庭的不是。当时冲动起来，真想把对方给杀了。”时光无情地流逝，往事其实从未销声匿迹，回忆起来每每令杨锦麟愤恨难平。　　　　
　　　　四、难得的片刻欢娱　　　　
　　　　改天换地的豪迈，在现实面前很快变成沧海一粟的孤寂。　　　　
　　　　饥饿、超强劳作，发生在每一个知青点。在乡村里，知青们为了生存，悲剧不断发生，挨不住饥饿，去偷能偷到的一切，冲突、集体械斗，互相残杀绝非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有一次，杨锦麟到公社墟场卖甘蔗，发现小孩偷甘蔗，他大声喝止，可那些孩子非但不理，还高喊叫骂着“　黑五类”，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几乎变成了杨锦麟的批斗会。下意识地一种冲动，如果不是在场另一位同学死死抓住不放，杨锦麟当时就想抓起一把镰刀劈过去，“　那是一种疯狂，也是一种反抗。”　　　　
　　　　激愤和不安，是当时知青心中的两种情绪。公开站出来抵抗是不可想象的，消极、抵触都只能沉默于内心，最多发生在私下范围中。　　　　
　　　　还有一件小事，杨锦麟至今印象深刻，提起来不免动容。　　　　
　　　　从代课老师的讲台被赶回农场，杨锦麟的接受再教育变成了劳动改造。一天，他挑着大粪经过学校操场，孩子们发现后，一个个从教室里跑出来，把小杨老师团团围住，哭喊着要小杨老师回来教书，一出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现实版——不同年龄却同处一间教室的孩子，恳求着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小杨老师留下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杨锦麟流泪了。“　那次，大粪特别臭，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大粪的其臭无比。　　　　
　　　　日后很长一段时间，杨锦麟时常会定格在那个特殊场面，想来心下定是一片悲凉。　　　　
　　　　应该说，当年所谓的初中毕业生杨锦麟的学识非常有限，但他的“　诲人不倦”却滋养了和那块土地一样贫瘠的孩子们。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最深刻的印象（2）

　　　　代课小学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小杨老师的到来，让乡村的孩子们觉得世界变大了许多。实际上，小杨老师的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可老师毕竟是老师，含糊不得。看上去，杨老师很“　外气（洋气）”，教起课来却很有趣，再难的课文，老师一讲立刻变得好懂又好玩。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赏识教育，那时的小杨老师每天用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杨锦麟第一次了解什么叫“　复式教学”，他代的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合一的班级，半节课教的是四年级，半节课教的是五年级，一边布置课堂作业，另一边背诵课文，不亦乐乎。　　　　
　　　　仅仅是“　代课”身份，杨锦麟的语文课居然短时间内名声在外，当地公社还曾组织过其他学校的语文教师，专门听他示范作文课。“　可见，当时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杨锦麟追忆往事，这是少有的宽慰之一。幸福的光阴总是很短暂的，杨锦麟的代课教师生涯，因为自己被列入“　可再教育好的子女”行列，不久就结束了。命途多舛，对杨锦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　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　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　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　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　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　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　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　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充分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煽动起更多人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　　　　
　　　　那个晚上，杨锦麟一口气“　泄密”的结果，知青们仅存的一点理想期待几乎完全幻灭了，没有人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献身捐躯了。整件事，让杨锦麟真正感慨的还在日后——“　文革”后期，知青回城风蔓延，走后门、托关系，病退、困退、升学、招干，为了给自己争名额、保名额，知青们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他人即是地狱”。在那个混乱的时期，人性的善恶、美丑、真假全部赤裸裸地彻底曝光，惟独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谁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得一见的信守和承诺。　　　　
　　　　难得的欢愉还是有的，毕竟青春韶华，成长着就是快乐，谁没有过这样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正因为短暂、稍纵即逝，记忆尤为鲜活——　　　　
　　　　夏天的田野，太阳从黛青色的山梁隐去，辛苦而乏味、单调的劳作过后，难得歇息下来的片刻，年轻的心却异常活跃起来，寻找刺激是最有效的解脱，哪怕是一出出的恶作剧。这时候，杨锦麟常常成为大伙逗乐的对象。　　　　
　　　　当年下乡的时候，杨锦麟属于知青户年龄最小的一拨。个头不见长，身体也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一头黝黑带卷的头发却漂亮得让人嫉妒。那天，一伙人开始起哄，围着杨锦麟打赌，如果杨锦麟肯把头发推光，那么全队知青都跟着剃。“　这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推！就推给你们看！”杨锦麟说到做到的结果是，一夜之间知青队变成了光头党，一溜排开三十多个秃瓢。　　　　
　　　　“　真是好过瘾呐！”一段少年往事，让半百之年的杨锦麟孩子似地手舞足蹈。　　　　
　　　　就是出门特不方便，记得刚推完光头后不久，杨锦麟和另一位伙伴到上杭县城，到了县城，天色已晚，不得不投宿旅社，但一颗光秃秃的头，让旅社服务员心生警惕，一口拒绝了杨锦麟投宿的要求；无奈，只能趁着夜色赶路，那一晚，走了八十里路，到了上杭旧县河，当时摆渡的船只已经停止过渡，“　只得在路边茶亭的蜈蚣草堆里睡了几个小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包”。杨锦麟说，那只是八年知青生涯中的一件小事而已。　　　　　
　　　　乡村的慰藉，孩子们的淳朴给了少小离家的杨锦麟短暂的精神支柱。每天学生下课回家，寂寞了，杨锦麟便会邀上几个知青同学结伴上山砍柴，卖给瓦窑，这成了杨锦麟刻骨铭心的快乐。　　　　
　　　　福建原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杨锦麟辗转过几个知青点，都是山多平地少地瘠而民贫的山区。一百斤柴，当时市价是八角五分，足足可以买到一斤白酒。三十七度的白酒，八角五分的价钱，十华里地，现金交易。杨锦麟永远记住了三七八五这四个数字。砍柴回来的路上，大家盘算着，怀着莫名的兴奋，甚至喜得发狂。结果往往是柴没卖掉，钱没等到手，一帮人已经兴冲冲地拥进了小卖部，赊账，酒是首选。“　那时候根本也没什么下酒的东西，偶尔有些花生米算是最奢侈的了。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啊！哇，真叫过瘾。”　　　　　
　　　　这样的开心因单纯而美好，更因为短暂而需要特别铭记。　　　　
　　　　厦门知青们有一本结集，取名《告诉后代》，评论者称这是一部令人刻骨铭心的书。一百七十多位作者，代表数以万计的厦门老三届知青，讲述真实的生活和人的故事。恩怨、激愤、控诉甚至怀恋都不乏篇章，而诗意也蔓延其中。总体上“　缺乏强烈的政治性，缺乏强烈的大志向，缺乏强烈的功利性，却更具有家园意识”，这就是厦门知青相对于全国各地知青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五、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庄振典是杨锦麟敬重的大哥，也是双十校友和同期知青农友，校友总会的《感悟双十》，他是主要发起人、策划者。　　　　
　　　　这些年，庄振典遍寻杨锦麟下落不获，杨锦麟在香港为生计故，整日营营役役，甚少回家走动。只是2004年厦门大学聘请杨锦麟为客座教授，并邀请杨锦麟在校庆期间，回到母校在最高层级的学术讲座——《南强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演讲，幸得几位学兄学姐引线穿针，多年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于在厦门相见。2004年早春的夜晚，几位校友、农友以及双十中学老校长李永裕，杨锦麟初一的语文老师彭一万，终于有机会相聚一堂。席间，庄振典了却了多年的心事，一段公案时隔三十多年后浮出水面，令人唏嘘。　　　　
　　　　4月的厦门，刚刚下过一场春雨，微微凉意的夜空里，杂糅着酒气，庄振典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杨锦麟。　　　　
　　　　当年他们所在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不久前去世了。杨锦麟闻说罗胜男去世了，感到无比惋惜。庄振典说，就在临终前，罗胜男心里有件事一直放不下。叮嘱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庄振典和杨锦麟，说是有要紧的事必须告诉二人。原来，当年的公社党组织曾要求自己就近严格监视俩人，而且还要经常汇报。罗胜男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他所认定的好人，却要被组织上暗中监视呢？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淡忘了许多的人和事，罗胜男的“　政治任务”也因为“　文革”的终结、监视对象的返城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但这么多年来，罗胜男一直还都在惦记着两位曾被自己受命监视的年轻人，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解开心中的疑团，也希望杨锦麟知道当年其中政治吊诡的究竟。　　　　
　　　　庄振典的一番叙述，杨锦麟如梦初醒，向来能言善辩的他竟一时语塞，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惟有痛哭失声，悲恸不已，为自己和庄振典、为罗胜男，也为那个荒唐的年代。　　　　
　　　　上山下乡，一场空前的人口大迁徙，突然间涌来的城里人，侵犯或分割了贫困的乡村已经十分匮乏的物质利益，彼此的生活更为艰难，共同沦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对这些外来闯入者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当然不可避免。　　　　
　　　　然而，携手并肩的劳作，朝夕相处，知青们渐渐地也和淳朴的乡亲缔结了情义。当地村民、干部善待、关心知青们的例子到处可见。当年，杨锦麟就和村里的政治队长罗胜男一家关系非同一般。但杨锦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罗胜男居然还担负着如此“　神圣的政治使命”。　　　　
　　　　罗胜男同样是个奇特的人，别看他识字不多，作为政治队长，不会读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却能搬出一套套最新的政治口号，教育和帮助杨锦麟一伙知青们，照样准确无误。　　　　
　　　　农忙双抢，知青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拔秧。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象。那一个夏天，杨锦麟一连两个月拉肚子，瘦得只剩下不到八十斤体重。一次高烧，身体发虚，杨锦麟实在支持不住，不得不向罗胜男请假，想休息一个晚上。罗胜男很严肃地看了看杨锦麟，只是认真地说，“　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活着干，死了算”，就是不准杨锦麟请假。杨锦麟迷迷瞪瞪地，只能顶着三十九度多的高烧，在水田里泡了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