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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杨锦麟这家伙-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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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间,杨锦麟担水砍柴、插秧种地、烧瓦熏炭、养羊放牛……那块土地上一切的活,他都干过,无一例外。凭着勉强混了三年的所谓初中,杨锦麟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这一切都深深地嵌入他烟涛渺茫的人生背景,难以褪却。    
    八年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信息渠道闭塞,彼此间隔膜戒备的人际往来,加之精神重负、体力透支,这一切恰恰都发生在一个年轻人思想、身体同样需要滋养、长成的年代。八年光阴荏苒,杨锦麟那一代人陷入了极度贫困,极度饥饿,无论是精神抑或物质。    
    初来乍到,杨锦麟先是在武平象洞联防大队司前生产队,尔后又辗转联防大队的径子耕山队,象洞林场。不停地变动,个中缘由,仍然是受“ 反动家庭”的连坐。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势一直持续,直到他到1977年病退回城。    
    当年,一场全国性的涉及并影响一代人,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所造成的苦难生活,曾被一些备受推崇的知青文学,描述成道德自救而被放大、讴歌。从一片神奇土地上升腾出“ 悲壮的青春”,积蓄为一代人的巨大精神财富——所谓苦难是圣者必须的经历。同样地,对“ 那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批评者认为,那些充满浅薄诗意的粉饰,由于缺乏历史层面上的担当,忘记了自省与批判,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被透射在失败的历史上。    
    一直以来,杨锦麟以他执拗的诚实拒绝趋奉,这所谓“ 大有作为”的八年,在他,无疑是一串恶梦的连缀。    
    为母校追寻感怀之前,多年来,作为“ 老三届”知青其中的一分子,杨锦麟曾不止一次地获邀为知青集体回忆之类的出版物撰文增色,被他一概婉拒。“ 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乃理由之一,尤其对那段过往。他困惑于自己同龄伙伴的大多数,“ 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人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而忽略“ 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到底是一种“ 善意的回避,还是刻意的遗忘”,对此,杨锦麟至今仍不得其解。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令杨锦麟徘徊再三,费尽踌躇。为了忘却的纪念,深刻的自省,恰恰成为杨锦麟知青生活难得的一段记述和感怀。    
    八年知青岁月,杨锦麟反思,给他记忆最多的居然只有苦难,只有挫败。他曾经千方百计地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打击依然一个接着一个。    
    下乡八年,杨锦麟换了记不清的地方。良种场,家里有点权势、有后门的人争破了头。杨锦麟靠着竭力表现,好不容易争取到,没几天还是让位;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却被揭发“ 黑五类”的家事,立即又被赶出学校……    
    还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中专名额,杨锦麟已经被提名,为保险起见,他赶了八十里路,去县里求人,结果还是被调包顶替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对方苦大仇深,可知青队都传开了,对方送给公社一部翻斗车,当时绝对的紧俏货。    
    …………    
    类似事情从没有间断过。    
    “ 三次招工、三次招生都没戏,那时做人还会有成功感吗?何来亲切的回忆,纯粹扯淡!”    
    “ 你可以想象,一个要进步、赎罪的人,为了争取入团,他要不停地像祥林嫂一样讲述自己家庭的不是。当时冲动起来,真想把对方给杀了。”时光无情地流逝,往事其实从未销声匿迹,回忆起来每每令杨锦麟愤恨难平。    
    四、难得的片刻欢娱    
    改天换地的豪迈,在现实面前很快变成沧海一粟的孤寂。    
    饥饿、超强劳作,发生在每一个知青点。在乡村里,知青们为了生存,悲剧不断发生,挨不住饥饿,去偷能偷到的一切,冲突、集体械斗,互相残杀绝非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有一次,杨锦麟到公社墟场卖甘蔗,发现小孩偷甘蔗,他大声喝止,可那些孩子非但不理,还高喊叫骂着“ 黑五类”,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几乎变成了杨锦麟的批斗会。下意识地一种冲动,如果不是在场另一位同学死死抓住不放,杨锦麟当时就想抓起一把镰刀劈过去,“ 那是一种疯狂,也是一种反抗。”    
    激愤和不安,是当时知青心中的两种情绪。公开站出来抵抗是不可想象的,消极、抵触都只能沉默于内心,最多发生在私下范围中。    
    还有一件小事,杨锦麟至今印象深刻,提起来不免动容。    
    从代课老师的讲台被赶回农场,杨锦麟的接受再教育变成了劳动改造。一天,他挑着大粪经过学校操场,孩子们发现后,一个个从教室里跑出来,把小杨老师团团围住,哭喊着要小杨老师回来教书,一出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现实版——不同年龄却同处一间教室的孩子,恳求着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小杨老师留下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杨锦麟流泪了。“ 那次,大粪特别臭,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大粪的其臭无比。    
    日后很长一段时间,杨锦麟时常会定格在那个特殊场面,想来心下定是一片悲凉。    
    应该说,当年所谓的初中毕业生杨锦麟的学识非常有限,但他的“ 诲人不倦”却滋养了和那块土地一样贫瘠的孩子们。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最深刻的印象(2)

    代课小学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小杨老师的到来,让乡村的孩子们觉得世界变大了许多。实际上,小杨老师的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可老师毕竟是老师,含糊不得。看上去,杨老师很“ 外气(洋气)”,教起课来却很有趣,再难的课文,老师一讲立刻变得好懂又好玩。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赏识教育,那时的小杨老师每天用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杨锦麟第一次了解什么叫“ 复式教学”,他代的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合一的班级,半节课教的是四年级,半节课教的是五年级,一边布置课堂作业,另一边背诵课文,不亦乐乎。    
    仅仅是“ 代课”身份,杨锦麟的语文课居然短时间内名声在外,当地公社还曾组织过其他学校的语文教师,专门听他示范作文课。“ 可见,当时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杨锦麟追忆往事,这是少有的宽慰之一。幸福的光阴总是很短暂的,杨锦麟的代课教师生涯,因为自己被列入“ 可再教育好的子女”行列,不久就结束了。命途多舛,对杨锦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 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 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 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 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 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 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 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 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充分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煽动起更多人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    
    那个晚上,杨锦麟一口气“ 泄密”的结果,知青们仅存的一点理想期待几乎完全幻灭了,没有人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献身捐躯了。整件事,让杨锦麟真正感慨的还在日后——“ 文革”后期,知青回城风蔓延,走后门、托关系,病退、困退、升学、招干,为了给自己争名额、保名额,知青们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他人即是地狱”。在那个混乱的时期,人性的善恶、美丑、真假全部赤裸裸地彻底曝光,惟独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谁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得一见的信守和承诺。    
    难得的欢愉还是有的,毕竟青春韶华,成长着就是快乐,谁没有过这样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正因为短暂、稍纵即逝,记忆尤为鲜活——    
    夏天的田野,太阳从黛青色的山梁隐去,辛苦而乏味、单调的劳作过后,难得歇息下来的片刻,年轻的心却异常活跃起来,寻找刺激是最有效的解脱,哪怕是一出出的恶作剧。这时候,杨锦麟常常成为大伙逗乐的对象。    
    当年下乡的时候,杨锦麟属于知青户年龄最小的一拨。个头不见长,身体也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一头黝黑带卷的头发却漂亮得让人嫉妒。那天,一伙人开始起哄,围着杨锦麟打赌,如果杨锦麟肯把头发推光,那么全队知青都跟着剃。“ 这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推!就推给你们看!”杨锦麟说到做到的结果是,一夜之间知青队变成了光头党,一溜排开三十多个秃瓢。    
    “ 真是好过瘾呐!”一段少年往事,让半百之年的杨锦麟孩子似地手舞足蹈。    
    就是出门特不方便,记得刚推完光头后不久,杨锦麟和另一位伙伴到上杭县城,到了县城,天色已晚,不得不投宿旅社,但一颗光秃秃的头,让旅社服务员心生警惕,一口拒绝了杨锦麟投宿的要求;无奈,只能趁着夜色赶路,那一晚,走了八十里路,到了上杭旧县河,当时摆渡的船只已经停止过渡,“ 只得在路边茶亭的蜈蚣草堆里睡了几个小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包”。杨锦麟说,那只是八年知青生涯中的一件小事而已。     
    乡村的慰藉,孩子们的淳朴给了少小离家的杨锦麟短暂的精神支柱。每天学生下课回家,寂寞了,杨锦麟便会邀上几个知青同学结伴上山砍柴,卖给瓦窑,这成了杨锦麟刻骨铭心的快乐。    
    福建原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杨锦麟辗转过几个知青点,都是山多平地少地瘠而民贫的山区。一百斤柴,当时市价是八角五分,足足可以买到一斤白酒。三十七度的白酒,八角五分的价钱,十华里地,现金交易。杨锦麟永远记住了三七八五这四个数字。砍柴回来的路上,大家盘算着,怀着莫名的兴奋,甚至喜得发狂。结果往往是柴没卖掉,钱没等到手,一帮人已经兴冲冲地拥进了小卖部,赊账,酒是首选。“ 那时候根本也没什么下酒的东西,偶尔有些花生米算是最奢侈的了。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啊!哇,真叫过瘾。”     
    这样的开心因单纯而美好,更因为短暂而需要特别铭记。    
    厦门知青们有一本结集,取名《告诉后代》,评论者称这是一部令人刻骨铭心的书。一百七十多位作者,代表数以万计的厦门老三届知青,讲述真实的生活和人的故事。恩怨、激愤、控诉甚至怀恋都不乏篇章,而诗意也蔓延其中。总体上“ 缺乏强烈的政治性,缺乏强烈的大志向,缺乏强烈的功利性,却更具有家园意识”,这就是厦门知青相对于全国各地知青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五、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庄振典是杨锦麟敬重的大哥,也是双十校友和同期知青农友,校友总会的《感悟双十》,他是主要发起人、策划者。    
    这些年,庄振典遍寻杨锦麟下落不获,杨锦麟在香港为生计故,整日营营役役,甚少回家走动。只是2004年厦门大学聘请杨锦麟为客座教授,并邀请杨锦麟在校庆期间,回到母校在最高层级的学术讲座——《南强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演讲,幸得几位学兄学姐引线穿针,多年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于在厦门相见。2004年早春的夜晚,几位校友、农友以及双十中学老校长李永裕,杨锦麟初一的语文老师彭一万,终于有机会相聚一堂。席间,庄振典了却了多年的心事,一段公案时隔三十多年后浮出水面,令人唏嘘。    
    4月的厦门,刚刚下过一场春雨,微微凉意的夜空里,杂糅着酒气,庄振典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杨锦麟。    
    当年他们所在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不久前去世了。杨锦麟闻说罗胜男去世了,感到无比惋惜。庄振典说,就在临终前,罗胜男心里有件事一直放不下。叮嘱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庄振典和杨锦麟,说是有要紧的事必须告诉二人。原来,当年的公社党组织曾要求自己就近严格监视俩人,而且还要经常汇报。罗胜男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他所认定的好人,却要被组织上暗中监视呢?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淡忘了许多的人和事,罗胜男的“ 政治任务”也因为“ 文革”的终结、监视对象的返城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但这么多年来,罗胜男一直还都在惦记着两位曾被自己受命监视的年轻人,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解开心中的疑团,也希望杨锦麟知道当年其中政治吊诡的究竟。    
    庄振典的一番叙述,杨锦麟如梦初醒,向来能言善辩的他竟一时语塞,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惟有痛哭失声,悲恸不已,为自己和庄振典、为罗胜男,也为那个荒唐的年代。    
    上山下乡,一场空前的人口大迁徙,突然间涌来的城里人,侵犯或分割了贫困的乡村已经十分匮乏的物质利益,彼此的生活更为艰难,共同沦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对这些外来闯入者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当然不可避免。    
    然而,携手并肩的劳作,朝夕相处,知青们渐渐地也和淳朴的乡亲缔结了情义。当地村民、干部善待、关心知青们的例子到处可见。当年,杨锦麟就和村里的政治队长罗胜男一家关系非同一般。但杨锦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罗胜男居然还担负着如此“ 神圣的政治使命”。    
    罗胜男同样是个奇特的人,别看他识字不多,作为政治队长,不会读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却能搬出一套套最新的政治口号,教育和帮助杨锦麟一伙知青们,照样准确无误。    
    农忙双抢,知青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拔秧。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象。那一个夏天,杨锦麟一连两个月拉肚子,瘦得只剩下不到八十斤体重。一次高烧,身体发虚,杨锦麟实在支持不住,不得不向罗胜男请假,想休息一个晚上。罗胜男很严肃地看了看杨锦麟,只是认真地说,“ 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活着干,死了算”,就是不准杨锦麟请假。杨锦麟迷迷瞪瞪地,只能顶着三十九度多的高烧,在水田里泡了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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