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时，杨锦麟还使得自己的著作不失为一本耐看的大众读物。　　　　
　　　　《李万居评传》，杨锦麟是在追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呼唤一个已被淡忘的名字。李万居，这个生前历经磨难、备受攻讦、郁郁而终，死时却备享哀荣的“　近现代台湾历史发展轨迹部分见证”的传奇人物，正是因为杨锦麟的寻觅、评说，一个寂寞先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获以重生。　　　　
　　　　这里有必要先对李万居的生平要事略作介绍。　　　　
　　　　李万居，1901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年轻时，李万居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与章炳麟等人有过师生之谊；二十五岁赴法国留学，七年间先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后攻读社会学，兼读政治课程；回国后，举家迁居南京，任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期间在香港、广州一带活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居参加首批赴台接受工作，负责接管新闻业，随后筹办并出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李万居曾荣膺甲等胜利勋章，并高票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并五次连任。台湾“　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又是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问政、办报、组党，构成了李万居平生三件大事。1966年，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李万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　草莽书生”李万居一生遭际，记载着近现代史上台湾知识分子为挣脱黑暗，饱染忧患，命途多舛的坎坷历程；他后期的政治生涯，尤其折射出七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运作、影响的印记。李万居以问政、办报、组党构成的行为表现及思想实践，恰恰是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历史的浓缩。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198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在厦门结识了早已移居香港、李万居的次子李南雄，初次相会，俩人竟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缘，便开始了几年的通信与交谈，还结交为“　学术上的挚友”（李南雄语）。作为已故者的直系亲人，照理，这位日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教授的李南雄，对先父的一生，比起外人杨锦麟有更多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发言权，况且，台湾战后政治发展正是他的研究范畴。　　　　
　　　　对于李南雄最终没有自己动手，个中的缘由，旁人不好妄加猜测。总之，对于李万居“　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包括“　作为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需要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查证”等等，“　这正是杨先生的承担”。随后的几年中，杨锦麟努力地访问李万居的诸多旧属、亲友、同事，广泛搜集不易获得的文字资料，研磨考证，通过李万居生平问政、办报、组党三件大事，对其主要经历、思想、关键性行为，以及他“　二重性格组合”、历史作用等一一考证厘清，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李南雄也十分愉快地“　设法提供手边的资料”，权充被访问的对象，“　书稿完成之后，我也权充试读员”。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战后台湾历史

　　　　四、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　作者情况熟悉，达到相当准确的程度”　　　　
　　　　杨锦麟萌发为李万居撰写评传的年头始于1984年，选题本身带有相当的挑战性。　　　　
　　　　二十多年前，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远不是当下。虽然，八十年代末期的台湾政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比较政治学领域饶有趣味和深意的话题，这些演变转化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颇值得研究；但这同样又是一个敏感、艰涩的话题。　　　　
　　　　困难首先来自资料的极度匮乏。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当时的大陆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条件相对优厚、专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厦大这所机构，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　　　　
　　　　起步是艰辛的。虽然杨锦麟已经是竭尽所能地广泛、大量地搜集可能获得的报章、刊物和其他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一个深入研究者而言，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那时的杨锦麟自然也无法像今天一样，自由地行走于两岸三地，他只能是在海峡这一边的大陆，凭窗眺望，苦思冥想，而无法实地考察李万居活动过的台湾外部环境，以增获更多感性体验。因此，从选题酝酿，收集、整理资料到撰写大纲、完成书稿，杨锦麟前后花费了近七年的时间。　　　　
　　　　杨锦麟这部早年著述，虽以评说结构，学术价值却远远高于此。　　　　
　　　　蜚声海内外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　台湾学”始创者陈孔立教授，一向非常得意杨锦麟，对自己的这个学生偏爱有加。大病初愈，陈孔立亲自为《李万居评传》作序，评价这是“　一项为台湾反对运动寻根探源的工作”。“　作者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见解独到”，他还称赞该书“　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初出茅庐的第一部专著就受到如此评价，并很快引起业界瞩目，可见杨锦麟出手不凡。　　　　
　　　　“　鲁莽书生”，是杨锦麟对李万居二重性格的高度概括。评传中，杨锦麟大着笔墨，对这一互相排斥的概念，充分挖掘，将李万居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深邃痛苦的心理搏斗，模糊矛盾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万居为人坦诚的豪放不羁，阔论嗜饮，评传也给予充分展示。　　　　
　　　　李万居性格充满矛盾，对其一生最具跌宕起伏、起承转合的时期，杨锦麟在评传中这样论述：“　比如他的思想构成，既有相当传统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又嫁接有来自资产阶级精神文明发源地的法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既鼓吹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思想，但又极力反对其长子李南辉与著名影星林枫的恋情；他既希望为体制所容纳、所接受，但又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为仕途畅顺而卑膝奴颜；他实际上只要稍作姿态，既可以被当局所青睐，但他偏偏又执着选择另一条政治不归路。”实在是入木三分。难怪对于李万居的为人品行，政治人士不乏交口称赞，可他们偏偏不会去步之后尘。　　　　
　　　　由叙事而点评，直抒胸臆，或许可以这样说，杨锦麟日后在电视上读报点评，关注焦点，纵论国事天下事，此时已多少显露出端倪。　　　　
　　　　“　尽瘁一生为自由”、“　哪堪豪气尽销磨”，《李万居评传》全篇飞扬着杨锦麟的文采诗心，充盈灵气的文字比比皆是。断定自己的文学细胞不会逊色中文系学生，杨锦麟这方面很是自负。　　　　
　　　　办报是李万居生平最为重要的业绩之一，杨锦麟写道，李万居创办《公论报》除去不愿屈膝长揖、消磨傲骨之外，更充分体现其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色彩。杨氏评传叙史夹议，评点抒怀，他又写道，李万居耿直坦率，嫉恶如仇，喜怒形于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性格，本来就很难适应官场政治，而办报立言，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经济风险，他的这种选择固然体现其理想抱负，但已经是一场政治悲剧的开始。　　　　
　　　　杨锦麟此一番描述，让人觉得不平之气砰然升起。“　李万居创办的《公论报》寿终正寝了，回忆当年报纸惨淡经营的情形，今天已散处台湾各报服务的旧人，应该都感喟。”《公论报》伴随着李万居度过了十三个风雨如盘的岁月，走过了曲折坎坷的路程，它的被迫休刊，杨锦麟认为，这是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一曲震愦人心的悲歌。　　　　
　　　　洋洋洒洒一部评传，杨锦麟依循主人公少年时代、抗战时期、台湾光复、“　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办报、问政、组党过程展开，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思想活动纵向考察，叙述严谨而无刻意的渲染夸张。但对人物遭际中的真诚奉献与屡遭横逆，认同与排拒，追求与徘徊，充满悲剧、充满传奇的人生际遇，性情中人的杨锦麟自然不会放弃评点的机会，于是叙事述史之外，作者本人慷慨干云的豪气，升扬的哲思，浓厚的文人气质，纤毫毕现地展现出来。　　　　
　　　　阅读本身将是一种享受，这是对读者而言。　　　　
　　　　对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充满期待，有着切肤感受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李南雄教授。这位有幸先睹为快的传主后人称，专著对于“　先父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帮助他厘清了1949年后台湾政治早期发展中一些较为深远的背景因素，以及政治结构上的根源。父亲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与经历，都在李南雄未成年时，“　这部著作最大的贡献应是对先父个性的特点、思想的形成和所处的时代及政治局面，有一个较为细腻的分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尤其是对于“　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政局的剖析，以及新党运动涉及的错综复杂关系，李南雄称也是从这部“　颇具见地”、“　颇为严肃认真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得到有说服力的研判。站在家属的立场，李南雄在拜读这部著作时，颇有追思之意，享受着缅怀先父的人生况味。　　　　
　　　　一部作品，于作者、读者双方而言，能如此心有灵犀，亦为难能可贵。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五、书途多舛，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书终于写成了，写得相当不错。　　　　
　　　　有幸成为第一批读者的人，都在为杨锦麟的出手不凡欣喜。　　　　
　　　　然而，出版成了问题，尤其是作为一部带有学术探讨类的著作。主要是经费的筹措，颇费了一番心思，却始终不见什么希望。著述和传主一样，再一次地饱尝寂寞。李万居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如此。　　　　
　　　　李万居春风得意之时，台湾有许多大公司，纷纷请他担任董事、监事、理事，车马费按月自动送上门来，整日里宾客盈门，应接不暇。而当他无权无势，办报组党相继告败时，当年的食客惟恐避犹不及，更遑论请他出任这样那样的美差，果然是应了“　贫居闹市无人问”之语。而他自己的诗句“　梦寐忧时歌当哭，岁阑何计遣悲愁”，“　堪怜枯寂心灵里，绝似空山一老僧”，正是这位末路英雄悲凉心态的真实写照。对此，台湾的评论家们淡淡地写道，社会很现实。　　　　
　　　　倾尽了杨锦麟数年心血的著述，此刻只能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的一角。夜深人静的时候，杨锦麟会经常地信手翻上几章，李万居“　那堪豪气尽销磨”，昔时的铁汉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历时数年，自己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及思想活动的考察分析；对他的一些政论文章，包括在省议会时期部分质询发言及提案记录等史料的挖掘，首次披露；也包括为传主生平要事的每一细节的核准、证实，因无缘实地考察李万居生活实境，而又希望增加对历史的感性、立体认识，遍访先生的诸多旧属、友人、同事，彻夜长谈的那一幕幕，同样是历历在目……　　　　
　　　　每次翻阅，杨锦麟的心绪都交织着百感的情愫。而一些同事、友人为引荐书稿，奔走四方；尤其是恩师陈孔立教授大病初愈后，不但审阅书稿，“　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还为拙著题签作序”，万般感激之余，更是加重了杨锦麟的不安。　　　　
　　　　《李万居评传》的序言中，陈孔立这样写道：“　我想说的是，作者之所以能把李万居这个人物写得有时代感、立体感，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李万居写李万居，而是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放在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他最后的结论是：“　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也正是因为这个序言，还引发了日后的一件美谈。　　　　
　　　　出书既为文人之盛事，自然格外看重。早年是恩师为自己得意门生作序，门面生辉，若干年后则由杨锦麟执弟子礼，以“　拜读”的恭谦，阐发心得，是以为序——师生情谊之间，这不能不说是饶有趣味的一段谈资。　　　　
　　　　2004年，陈孔立教授新著《观察台湾》付梓出版，业界评价这本台湾学研究的“　精要之作”，将成为后来者研究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变迁的“　历史证言”。著作具有如此份量，想必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对新作序言的人选，也是思量再三。最终，他还是把任务托付给了早年的弟子杨锦麟。　　　　
　　　　陈先生当然是有眼光的。　　　　
　　　　这不仅仅是多年的师生私谊，性情上相互知晓，彼此投契，更因为学问见识上的传承，——“　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写文章”，这是陈孔立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也是多年来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对此，杨锦麟评述道：“　作为一位有责任的研究者，他的所有观察分析和研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刻意迎合和揣摩官方或上级的旨意，更不是为了争取媒体的能见度，写一些未必是官方立场，但希望哗众取宠的文章。”他批评这种在大陆和海外屡见不鲜的作秀，“　博出位”、“　政治扒粪”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无助于增进两岸之间的了解沟通。在他看来，陈先生研究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态度、立场、宗旨和出发点，与之截然不同，因而更加难能可贵。杨锦麟继而顺理成章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从事对台工作的官员，都应该对台湾和台湾人民有真实的感情，要学会用台湾人的眼睛去观察，用台湾人的心情去感受，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在想什么。”“　这必须是一种设身处地，也是真正了解台湾的必须前提。”　　　　
　　　　杨锦麟推崇陈孔立和他所代表的“　南派”学者的孜孜以求，认为陈老先生“　则是这种实事求是研究台湾问题方法论最突出的集成者”，而这也是杨锦麟矢志效法追求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借老师专著出版，杨锦麟直抒胸臆，终于说出了多年一直想说的话。　　　　
　　　　言归正传。直到1992年，由香港林耀明基金会慷慨资助，一个在台湾独立奋斗的战士李万居，经由大陆学者杨锦麟的发掘、笔润，最终获得了新生。　　　　
　　　　整本书谈不上所谓的包装设计，浅绿色的封面上只简单地印着书名、作者姓名，内页的纸张很脆且薄，每一页都印的密密麻麻，如今也已经泛黄，根本无从和现在装帧考究、外表看上去很是阔绰富裕的出版物相比。但这洋洋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其价值自然也不是秀外而内空的快餐读物所能相提并论的。　　　　
　　　　从提笔到出版，时隔八年，《李万居评传》终于尘埃落定。虽然，这时的杨锦麟已身在香港，成为了香港新移民，然而，他将这部自谦“　可作为研究战后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史的辅助参考”著作的荣誉，始终归功于母校、归功于母校台研所的栽培。　　　　
　　　　六、特别想感谢、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历时八年成就此书，杨锦麟需要表达谢意，恩师、友朋，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当然都不在话下，既发自内心，也依循惯例。　　　　
　　　　新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吐不快，并且只能对一个人，在书的后记，杨锦麟把看似平淡的一笔，重重地落在一个人，那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身上。　　　　
　　　　大学毕业，杨锦麟恋爱了。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