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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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那天的心情格外地好　　　　
　　　　没有“　触电”之前，杨锦麟的香港生活还是会有片刻闲适的。周末，合家外出逛逛，喝茶、购物、会会亲友也是许多香港家庭休闲消遣的内容，杨锦麟一家也不例外。女儿那时还没有远去美国读书，天伦之乐对舒缓杨锦麟紧张的神经的确很奏效。　　　　
　　　　香港的周末，不仅有维园《城市论坛》、“　维园阿伯”，有中环皇后像广场菲佣放假聚会的人头涌动，还有一道流动的风景——“　卖旗”。无论是港岛还是九龙，每逢周末，在一些主要街道，巴士、地铁站出口，都会有各种慈善团体的义工在向过路的行人筹款，对捐过钱的人，义工会贴一个小标志，这就是港人俗称的“　卖旗”。　　　　
　　　　像爱极了香港的鸳鸯茶一样，杨锦麟也对香港的这道景致发出由衷的赞叹，并衍生开来，对香港的慈善团体和慈善事业，在自己的专栏里重重地记上了一笔。　　　　
　　　　“　斌仔成了最近香港新闻的焦点。”杨锦麟说的斌仔，在一场意外之后，变成了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十年，去年5月间终于决定向政府申请“　安乐死”。消息传出，香港社会轰动，媒体争相报道。斌仔还惊动了战胜死神的凤凰女主播刘海若，惊动了因骑马发生意外、导致骨髓损伤而瘫痪的美国“　超人”著名演员克里斯托弗·利瓦伊，各界纷纷献出的关爱，感动了斌仔，也感动了香港社会。　　　　
　　　　诚如杨锦麟所言，斌仔的故事，其实只是香港社会一个小小的缩影。有人说，香港是世界华人社会中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城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意境，而是残酷的现实。爱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并不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也不是逢年过节才出现的礼物。杨锦麟的结论是，爱心并非俯拾即是，但在香港社会却是无所不在。包括内地的天灾人祸，都不乏来自香港慈善机构的捐赠。　　　　
　　　　慈善机构、团体，慈善事业，在香港历史悠久，慈善团体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筹募善款的各种活动、晚会，亿万富翁、升斗小民，纷纷慷慨解囊，“　多多益善，少少无拘”是这类活动中听到的最多的话。这样的无需摊派、强求，表达的是一个心意，至少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和舒缓，是下意识的，更是自觉的。对此，杨锦麟的嘉许也是发自内心的。　　　　
　　　　每逢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女儿一家人外出，总会特备上一些零钞，希望也能聊表心意。又是一个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外出，在地铁站前，遇到“　卖旗”的小女孩，发现身上没有硬币，无奈之下，只能向女孩抱歉地笑笑。女孩也报以微笑表示理解。这让夫妇俩人深感不安。走出去没几步，俩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折回，各掏出一张二十元的纸币，执意放入卖旗女孩的募捐箱。杨锦麟说，虽然此举超出了惯例和常规，但他和太太那天的心情特别地好……“　奉献爱心，力所能及，感觉真好”。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第九章　多维度多向度——香港的视角（二）　　　　
　　　　一、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熟悉杨锦麟的人，看过他散见报端有关台湾问题的专栏，听他在电视里“　天天两岸行”点评，都会惊讶于他对台湾历史现实、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甚至民风乡俚，了然于胸的烂熟。　　　　
　　　　干一行、钻研一行、做好一行，这是杨锦麟做事的风格之一。台湾问题研究是他早年的课题，也是兴趣所在。到香港后，疲于为生计奔忙，没有条件继续学院式的钻研，这让杨锦麟多少有些遗憾，但他作为一个民间观察者，他并没有放弃思考、研判的责任。　　　　
　　　　很长时期以来，台湾在大陆人心目中只是一个朦胧而空洞的概念。孩提时代的人云亦云，教学课本里的水深火热，缺乏求真务实精神的主观臆断等等，对于一名研究者，这些都是首先要廓清和修正的。杨锦麟最初踏入这一领域，其主观臆想与现实的台湾也是相当脱节的。　　　　
　　　　这种概念的纠偏和更新，只能透过他后来多次的亲历、亲身体验现实的台湾而获得。　　　　
　　　　第一次踏足台湾，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行程安排是礼仪性的。那次，杨锦麟和几位香港媒体同行一起，被当作贵客下榻台北五星级的来来大饭店，接待方是台湾“　行政院新闻局”。杨锦麟台湾之行的第一印象，不是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的珍奇国宝，也非犹如中国地图般台北的街道名称，以及大街小巷流动的乡土与现代、东西华洋的大混杂。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所有陈设乃至展厅氛围，居然和北京毛泽东纪念堂出奇地相似，这让他叹为观止。这种中国特色，并没有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分隔而嘎然终止，它的延续和承接是那么的一致。　　　　
　　　　…………　　　　
　　　　其后，杨锦麟的若干次台湾之行，多半与九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选举有关。台湾的政治生命在这些接踵而至的选举预备期、正式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包括2000年台湾所谓的“　大选”、政党轮替，以及后来充满戏剧性的、吊诡的陈水扁不光彩的连任在内，几乎所有台湾的重大选举活动，以及重要的政治会议，甚至突发的灾情等等，杨锦麟都有缘就近进行了实地观察并现场见证。从台南到台北，从城市到乡村。这使他对台湾有了一个全面而接近透彻的了解，这对他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自然是大有裨益的。　　　　
　　　　敌意和对立有着抹不去的历史的陈陈相因，而坚冰也在逐渐地消融，共识开始在某些领域显出端倪。　　　　
　　　　台湾和大陆分隔了半个多世纪，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承续根植台湾的乡土，这样的例证在中南部的乡村城镇亦俯拾皆是。譬如，对祖先的崇拜；又譬如，台湾各种民间习俗的保留完整比大陆还甚。大凡大陆人去过台湾，对此都留有深刻印象。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民风淳朴，乡民诚心好客，古道热肠，保留着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弥散着大陆中原地区的浓浓土风乡情。　　　　
　　　　1992年，台湾大地震后一个月，杨锦麟赴地震重灾区的台中县、嘉义县、嘉义市采访，印象最深的是所到之处，义工们忙碌的身影。受灾最严重的台中中寮乡，杨锦麟到达时已是夜晚时分，余震还在持续不断，而路旁一个简陋的货柜旁，昏暗的灯光下，依然有几位义工默默工作着，听不到任何抱怨，也不计任何报酬。经了解，他们来自台北，完全出于自愿。灯光下，他们的身影斜长摇曳而模糊，但这一幕，却刻在了杨锦麟的记忆深处，难以磨灭。　　　　
　　　　1996年，台海危机最紧张的那几天，杨锦麟正在台北。是夜，他与友人在远东大饭店最高层的咖啡厅饭后聊天，电视画面全是抢购大米食水的拥挤的人潮，场景混乱不堪。当他们把目光移出电视，放眼望去，但见台北街头华灯初上，依旧车水马龙，完全感受不到紧张的氛围。　　　　
　　　　以民间观察者、“　在野”的立场，多年的研究积累，杨锦麟对台湾现状的研判，总是在看似不经意间，为人们多开了一扇窗户，平添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多向的维度。不一定各方面一致认同，却愿意有所承担，并视之为应有之义，这正是杨锦麟的贡献，也是他的《信报》“　台湾透视”专栏十多年来长盛不衰，颇受海内外朝野各界人士关注的缘由之一。　　　　
　　　　二、《迈向两岸谈判》，《信报》十三年坚守，同一专栏最长气作者　　　　
　　　　自从1987年两岸开始民间互访以来，杨锦麟冠以陈子帛的笔名，先后撰写了超过一百万字的评论分析，发表在内地、香港、台湾的一些报纸杂志，1998年，香港一家出版机构精挑细选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编辑出版厚厚一大本杨锦麟政论文集，取名《迈向两岸谈判》。这也算是杨锦麟居港生活整整十年，笔耕夜书亦十年，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一个慰藉。　　　　
　　　　收入书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是以香港可以接触到的观点、传媒与资料为范畴，言论与分析通常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成稿，在一定程度上取的是香港的视角，可谓是新鲜热辣的“　香港制造”。对此，香港的一些资深评论人士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其“　观察敏锐，分析持平，尤能够从许多角度作同情地了解，有见地，有文采”，“　不失为了解两岸关系一本极有价值的书”。　　　　
　　　　对于业内的高度评价，杨锦麟谦称是受惠于香港的舆论环境，尤其是《信报》所提供的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空间，以及一班文友的慧眼励志。《信报》的创始人、老板林行止信奉，翔实正确的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他在新闻评论的“　意见反映”、“　真相的钻研”以外，还特别强调“　独立的新闻人格”这一重要元素。而这也是作者之一的杨锦麟，在自己的专栏中一直恪守和坚持的。　　　　
　　　　《迈向两岸谈判》中的许多篇章，最先发表往往在《信报》的“　台湾透视”专栏中。陈子帛也即杨锦麟以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　在野”观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台海风云变幻，分析解读台海两岸政策互动得失，透视两岸关系历史发展脉络，冷眼旁观两岸会谈政治角力。因而，他的透视记录虽然悉数为“　一孔之见”，却因此显现出卓尔不群的务实探索精神的可贵。　　　　
　　　　有评论说，在香港政论界，有心做点学问的，还真是不多，陈子帛兄算是异数，其研究两岸关系的文章，或资料珍贵，或分析独到，或观点鲜明，一发而不可停。评论还说，陈子帛论述两岸关系的文章，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提供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刺激两岸决策者开拓新的思路。　　　　
　　　　同时，在香港的学人看来，杨锦麟还具有一些未必人人尽有的优势。毕竟师出有门，作为一名学者，多年训练养成的功力，使得杨锦麟落笔之处不经意地自然显现出来，其文字的准确、细腻、生动，又是少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作品中的敏锐、判断力、想象力更是如见其人。　　　　
　　　　世界历史上，鲜有一个民族的整合和分离，是通过和平方式而达致的。或许，自1949年以来，1987年之后，海峡两岸正在从事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迈向两岸谈判，是世纪之交台海关系互动避无可避的必经之路。杨锦麟结集出书的目的就在于，希望由此促进世人对两岸关系问题的重视，引发关注的兴趣。　　　　
　　　　《迈向两岸谈判》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但其观点的鲜明、原则立场的坚定、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活跃、学术态度的严谨、笔锋的锐利等等，对人们面对当下的台海关系，把握台湾日见复杂、变数极多的政治动向，依然不乏洞见和卓识。　　　　
　　　　于今，杨锦麟在香港著名的财经报章《信报》开设的“　台湾透视”专栏，也已随杨锦麟一同迈进了二十一世纪，他仍然在观察、解读，卓尔不群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2003年，《信报》低调地庆贺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虽然；老板林行止不愿张扬，但业界和读者还是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香港这个惟一坚守着精英路线的财经媒体的敬意。期间，有心者为这张报纸做过一个小结，于不经意间发现，有一位作者包办报纸的一个固定专栏，时间长达十三年，未必堪称之最，但对于这项纪录，杨锦麟倍加珍惜。“　并不是所有大陆移居香港的读书人，都有这样的机缘”，香港社会接纳了杨锦麟，被接纳的过程充满着坚韧和艰辛。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加盟香港商报

　　　　三、加盟香港商报　　　　
　　　　“　公正持平，在商言商”，《香港商报》已在香港出版发行超过五十个年头。　　　　
　　　　香港是媒体异常发达的国际都会，弹丸之地，聚集着全球相当数量的各类媒体。仅印刷媒体，中英文、双语及其他语言，2004年的统计数字：五十三份报章，八百四十四份注册期刊。还有约九十五家国际传媒机构在港设有办事处，不少地区性刊物以此为基地。媒体大战风云四起，充满着商业竞争的铜臭和火药味，大家必须绞尽脑汁、各出其谋，惨烈超乎想象。但香港记者的勤奋敬业，媒体的敏捷、洞察先机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9年，《香港商报》转由当时的《深圳特区报》社，后来的深圳报业集团控股经营。改换门庭的《香港商报》广聚人才，除一批深圳报业精英被派往香港工作外，本地路线依然是高层的坚持。杨锦麟就是此时受到竭诚相邀，加上报社总经理，也是深圳报业集团总经理陈君聪的同学之谊，盛情难却，加盟《香港商报》担纲主笔的。　　　　
　　　　《香港商报》位于港岛北角英皇道一座工业大厦内，著名的《信报》、《信报月刊》等一些出版机构也楼上楼下地分布着。早年的北角曾经是香港岛富人聚集地，尤以上海籍人士居多。时光流转，等他们搬到了面海的山顶或半山，这一带主要居民则变成了今天的福建人。如今，福建人开的金店、杂货士多、两替店、饮食餐馆比比皆是，挤满了英皇道马路两边和周围的巷道。一批批新到的深圳同事，认识和熟悉香港便是从英皇道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小街小巷开始的。　　　　
　　　　《香港商报》的编辑、广告经营，包括行政人事部门，一直是香港、深圳两地各自分别设立，颇见香港一国两制的特色。在被称作“　港馆”的编辑部里，同事之间的交流，粤语、闽南话、普通话，间或还夹杂着英语。为了能更好地与深圳的新同事沟通，报馆不少香港人都卷起条“　俐”，磕磕绊绊地学讲普通话，勇气可嘉。但舌头过于翻卷的结果，往往是两边的人都不得要领。深圳来的一些“　北方人”渐渐地也放开胆子，操起了不咸不淡的“　鸟语”。一报两制，这也像极了杨锦麟后来加盟的凤凰团队。　　　　
　　　　在深圳同事的眼里，杨锦麟既不是地道的港人，也早已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内地人。他的热情、豪爽，使他与内地的同事相见并没有太多的隔膜，并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足令这些浅尝资本主义人情世故的初来乍到者备感温暖。每天下班后的宵夜、喝酒自然是新同事之间联谊、沟通最有效的途径。杨锦麟经常是事前积极张罗、末了抢着埋单的角色。当然，其他的香港同事也非常自觉，彼此熟悉之后，轮流坐庄成为后来的惯例。　　　　
　　　　杨锦麟酒桌上的豪气是有目共睹的，段子、俏皮话也是张口就来。要说他的国语、粤语都算不上标准，但他对无论国语、台语、粤语中口头禅、俗语的熟练运用，让两岸三地的同事们全都自叹不如。当然，杨锦麟最终让大家佩服的还是他的文章、捷才、个性以及为人。　　　　
　　　　杨锦麟任职《香港商报》，不但有高级记者的头衔，还担纲主笔。　　　　
　　　　这里有必要对香港报章“　主笔”一职略做介绍。报纸社论，在香港叫做社评，是报纸最重要的声音，代表着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报纸所持有的取态、立场、观点和评判。在中国内地，一些重要报纸的社论往往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重大转折的风向标和备忘录。社论撰稿人自然是报纸的重量级人物，有的还是由一组人担纲这一要务。　　　　
　　　　香港报章每天都有社评，地位无异于内地。大家熟知的香港几只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