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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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无炮、火箭筒全调在这个方向，手榴弹也准备够，绑成三枚一束。
我叫机枪手李光华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内，到时候打一两个点射换一个地方。
到三时许，敌人往我们山头打了曳光弹。我才看清，我们阵地前遍山是人。敌人吼起来，声音很大，分成两路向我们涌浪似地推过来。
李光华先开火。“哒哒哒，哒哒哒……”一会一个地方，敌人上当了，以为我们固守着主峰，只仰起头朝那里看。
一直等到敌人推到我们眼鼻子下面时，我才喊：打！手榴弹打前，火箭筒打后，无炮打敌阵中重火力。
敌人曳光弹这时不敢打了。我们只听见一束手榴弹下去，一片哭喊声。我们42人，随便打也能打到他们，他们却只能盲目射击，因我们不用步、机枪，手榴弹在夜里打出去，他很难立刻分辨出从哪方来的。
这是我当排长后指挥的第一战。我没上过军校，这一仗的打法全是从《上甘岭》电影里学来的。
敌人第一个波次打下去了，又从另一侧攻上来。我们地势熟，很快又转到另一面照样打了他一家伙。
最后一次，快天亮了，敌人分三路来，我听清了他们当官的喊“唰，唰！”大概是“冲”的意思，但士兵只是干吼，不敢往前来。这时我们副连长龙洪春带了援兵来，上级的炮火也开始拦阻射击，把敌人彻底打下去了。
我估计，敌人不少于一个营，在我们阵地前留下十几具尸体，更多的伤亡人员当然是被拖走了，到处可见残肢断臂、武器弹药。我们只能在近处搜索，仅火箭筒就有八具（五具打烂），机枪、冲锋枪一二十支。
我们无一伤亡！
二班李光华在主峰游动射击、迷惑敌人，起了大作用，他是四川大足人，当年新兵，才18岁。火箭筒手赵跃进，人称照妖镜，山西人，也是当年新兵，18岁。他动作快、发射准。他是孤儿，常说，排长，从没人像你对我好。可惜，他后来牺牲了。那晚上他打出的几十发火箭弹就没有虚发过。还有个新兵王占友，河北人，在阵地昏倒过五次，就是不下阵地。
上级给我批了二等功，连里报的一等。；连长李新富后来对我说：孟新祥，早知上级批功打折扣，我该报你个一级英雄，亏了你啦！我说，亏什么，没有邓副主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永远是个小“黑帮”，永世也不得翻身。
我们整整在阵地上一百天，后来又打了几仗……反正是，很苦，很苦！不说打，就是平常年月在那里活过一百天也不易的。
（我听说，孟兴祥至今没考上军校，每次，都差几分，下步可能转业。回到集团军，我向那里的首长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应该保送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当我们的建军骨干叫谁当呢？）
6。同志们对我们喊：缴枪不杀……
——杨国跃（排长，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之一，全国战斗英雄。）
（在某部营房大院广场上，屹立着一座雕塑，远看，它是一架巍峨雄伟的高山，近看，则是十五个正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群像。这珍贵的艺术品是来前线慰问的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留下的。但参加意见和制作的则有这个部队许多熟悉“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的人，因而部队里即使是后来入伍的战士也能在雕像前给你指出十五勇士的姓名，战士中的表现……未了，也许还会不无遗憾地告诉来访者：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杨国跃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师，这个军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都来这个塑像前留个纪念像，后来则是有组织地来到这儿举行老兵告别军营或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自然，谁都希望还能见到这十五勇士中除牺牲和因为伤重离队之外唯一留队的杨国跃同志。
我当然也见到了杨国跃。下车伊始就急不可耐找到了他的家。
假若有一位电影或电视作者要拍摄一个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的家，他的设计，他的想像哪怕是极其朴实的，大概也会和我所看到的实景相去很远很远。
他住了仅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他爱人是临时来队，他还不具备带爱人随军的条件。我奇怪的是他床上的被褥都是打了补丁的，可以说家徒四壁。仅有的“高档”物件大概就是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还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他不好意思地说：小儿子淘气，甩坏了！我这才又注意到他的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正有滋有味地啃食一个大馒头。我问：他还喝牛奶吧？他说，喝什么牛奶，牛奶啥味道他也不知……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23级，正排，每月96元，管三个人生活，还得匀出几个给老人。他问，牛奶多少钱一斤？我说一斤一个月大概十五六块吧。天呵！他惊叹一声。
（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两眼酸涩，开始讲起了他和十五勇士的故事）
我1982年入伍，1983年临战训练当班长，我们班一个四川新兵跑了，后来找了回来，连长批评我无能，我就要求不当班长，自愿当了战士，连里怕我也跑了，派人看着我。
头一仗我打好了，立了三等功，九班长牺牲，连里还叫我去当九班长，我只好服从。
防御战我们班守142高地，才五个人，连里又加强了一个重机班，也是五个人，由代理排长李海欣领着。在142守了几十天，后来又从边防团调了4个人来我们班，这就是后来的“15勇士”！
边防团的4个人来了就赶上“7。12”，有的人是死后才从名册上知道姓啥叫啥的。
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
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
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国友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
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
（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 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
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
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
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
我跟团长坐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八一招待会。以后几次见到杨尚昆副主席。他还给我们敬酒，说：前线回来的英雄们，你们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祝你们在部队建设中继续成长再立新功！听说我是不久前参加“李海欣高地”战斗的，杨副主席还专门向我举杯：为“李海欣高地”的英雄们，干杯！
杨副主席还找我们座谈，问我们的战斗情况，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说的都是战斗情况，我也就不好说别的。其实我们家乡情况特殊，是夹皮沟，一直没富起来……
7。“排长，再打不成扑克了！”
——唐本让（指导员）
我很想给我的通讯员雷少华写个墓志铭，立在小雷家乡的村头。
打仗前，我是6连排长。上级给我派了个通讯员，就是雷少华。他个子不大，黑瘦，一身的猪潲气味，样子有点憨乎乎的。
我对连里说，不干。连里说，他养猪可表现好呢，这回坚决要求上前线，写了四次申请。我说，养猪得行，打仗就难说了。小雷表现好，下雪天下池打水浮萍，70头猪个个圆肥，我也知道，可他一天没训练过呀。
向前线开进时，有天晚上我们的车子差点掉进深沟去，一个车后轮已悬到崖边下。小雷说，排长，我们不会死，还有后福哩。我没好气地：迷信！
我们在总攻前一晚上开进去，爬上一座陡坡时，谁都动不了啦。我把背包放下垫坐。背包轱辘辘滚下了崖脚，我也懒得去拣。大家都笑。我心想，死不了再回来拣吧。到天亮时，眼看总攻快开始了，雷少华才从后面一颠一颠跑来，在他的背包上再加着我的背包。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搂住他，用毛巾揩着他一脸的黑汗。
进攻八里河东山，团里叫我们排担任佯攻。团长说：唐本让，你要作好准备，我们给你们准备了足够的担架，但你要尽量减少伤亡……
小雷问我：排长，啥叫佯攻？我说：佯攻就是打次要方向，迷惑敌人，把它的火力吸引过来，保证主攻方向的突击性。也就是说，准备丢了我们这个排，去送死！你怕吗？他挺高兴的样子：排长，我不怕，要死我替你先死！
那一仗，我们排都换成了曳光弹，枪一响，敌人炮弹就按过来了。雷少华几次把我按倒，用身体保护我。因为我带着报话耳机，只注意和上头联系了。有一块弹片穿过我们两人膝间插到地下，要不是小雷及时把我抱住滚出两米外，我们都完了。
那次我们完成了佯攻任务，全排只伤2亡2，我和雷都安全无恙。战后，本要给雷少华立功，但他坚决把功让给了一位烈士。
防御期间，我排守卫东山主峰。到攻占下主峰的两个月后，我连已在这里加固了原有工事，大多数掩蔽部都是由3层大圆木，5、6层麻袋与虚土构成，外接堑壕、交通壕和各种射击工事。虽然我们很造孽，胳肢、胯裆都烂了，全身都是脓泡疮、虱子起溜溜，但我们情绪很高、很乐观。打扑克的劲头很旺盛。
雷少华和我打对家，我们有暗号。比如喊一声打，对方看你握牌的食指在哪个角上，便知道出什么牌，所以我们是绝对冠军，所向无敌。输家罚戴钢盔，最多有戴上七八顶的，压得腰都直不起来，边打边笑，笑掉了钢盔又得加罚一顶。
1984年7月11日晚，我们扑克战正打得热闹时，前沿观察哨一班长打电话来：排长，下面有动静！我说，你好好观察。过一会儿，他又报告：排长，真有动静呢！“激战”方酣的人骂起来了：“大惊小怪的！”我说：“放下吧，我去前面看看。”雷少华是个扑克迷，又是他蛮有信心取得又一个“抠底”战果的时刻，连忙喊：“把牌扑倒，哪个动是狗鸡巴，打完仗再接着干！”
我到前面一看，果然阵地前有异常声响。雷少华也说，还真有情况哩，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不久，老山方向传来很激烈的枪炮声。到凌晨，连长杨彩忠也来了，望远镜透过雾障，看得见黑糊糊的人影。七点过，敌人分三路上来了。
我当时很有信心，因为敌人进攻的路线正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