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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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好像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系统。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皓首学术随笔卷不死英雄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在《将亡妖孽》—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
这种传单后来亦称知单，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家中不时有人送了这种知单来，但并非议论军国大事，多半只不过是请酒，在大红折子上写了一排“某大人”、“某老爷”的“衔姓”，收到后或写“知”字，或写“谢”字，被列在第一名的往往还要客气地写“敬陪末座”字样。今读晚明野史，知道这种风俗已是好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了。从此就记得张缙彦的名字，觉得他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晚明人物。以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而领衔倡议投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在偶然遇到了他的诗集，自然非常高兴，买下了。
这书共包含三种诗集：
《徵音诗集》不分卷，题“河北张缙彦坦公著，侄欲含萝月录”，前有“南州年盟弟熊文举拜撰”叙。次目录。卷首大题下有小字自序四行：
自甲申以后，丙戌以前，流离间关，痛遭贼虐。偶记于襟袂间，迨归命大清（抬头），山高海旷，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岁月焉。
可见这是他在甲申后两年多时间中所作，主要的用意是剖明心迹，也就是熊序中所说“当世何遂无一能言者，剖心以相明，泣血以相信”的意思。当然中间也保留了一些史料，但不少已被篡改了。如第一首诗题《庆都道中语友》（贼骑押变产纳饷——原注，下同）就说明他以开门迎降的首功，也不曾得到怎样的优待，还是被抄了家并变卖家产。
关于他开门迎降一事，《国榷》还记有下文，李自成命明臣入朝，仍给官做。此时“太监王德化从十余人内出，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诟曰：‘尔犹在耶！国家大事，尔与魏阁下二人坏之。’呼从者批其颊，缙彦至垂涕”。另一种说法是在三月十九日，“本晚，百官出，始言太监王德化数十人拥打兵部尚书张缙彦，责其开门迎贼”（《国变录》）。像这样的丑事，他就一概赖得干干净净，在《述变歌》里他说：
天地自定位，日月忽阴睛。造化岂云异，坚脆各自成。嗟我觏凶会，天柱忽西倾。赤羽势巳极，苫块泪尚盈。愿言赴国难，辞墓戚子情。旬月瘁臣心，四郊遍鼓钲。降臣捧檄至，谁使目间孤城（监视杜勋降贼，贼遣至城下，京营王德化缒与偶语）。惟我执愚昧，羞此城下盟。黑风西头急，饷绝全军惊。国亡身亦尽，朝房执硁硁。沉业绵未已，乱我死复生（城破，入朝房自缢。窗棂折，李桂解救）。徒为举朝哭，无以报圣明。彼相前致辞，款曲如蝇声。喋血赊求死，惨楚不可名（贼遣牛金星说降，骂拒，贼怒加刑）。遂有枭杰将，待我以悍兵。踌躇龙泉道（守关伪将李谨欲擒，计脱），孤鸿过山鸣。飞飞脱迹去，黄冠一身轻。徒死不塞责，一去叹冥行。慷慨复呜咽，君储陷鲸。潜结义侠士，白霓贯日精（张一方、蔡元吉，一为昆弟，一为姻娅。后战死，竟寻前约）。茧足二千里，逋臣苦以贞。忽复起弹剑，南指阵云横。雨中争问渡，守卒何狰狞（太原问卜。西岳庙签云，雨中问渡，进退维谷。及至南渡，果遇雨，为伪都尉冯国宁诘获，信有数云）。一手欲补天，运数茫难争。但留此血性，险难常孤行。
这篇五古可以看作《徵音》全集的提要。除了对农民军必须痛骂并赖掉一切投降的事实外，对故明的种种却并不讳言。因为当时清军还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这样说还是符合政策的。“忽复起弹剑”两句不但隐约，也含混。看来这说的是他与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关系，这可万万明说不得。《国榷》记：
己未，故兵部尚书张缙彦奏，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其姻家大学士王铎保之，仍命兵部尚书，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给空札二百，文武辟用。其家月赡粟五石。（甲申十月）
清初河南人郑廉撰《豫变纪略》，记甲申春夏间，张缙彦从农民军中逃归，本想到南京的小朝廷中去报到，但听说那边严惩了降臣周钟、项煜，“徘徊睢、亳间，不敢入江南界”。只好投奔驻扎在睢州的许定国，又拉拢许归附驻徐州的兴平伯高杰，好像手里真的掌握了枪杆子，有了向南京要挟的资本了，就上疏说：“大臣义当谒新君，但新抚中原豪杰许定国、李际遇等士兵五十余万，躬自简练，不敢擅离。候旨进发。”这就是张缙彦虽然也是“降臣”，却未被惩治，还受命以原官经营河南的原因。
早在甲申的秋天，张缙彦就已和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接上了关系，还有王铎的内线，因此得复原官。当时南京有人大声疾呼，要追究降顺义军明臣的责任，而张缙彦却不在名单之内，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此后他有几次防河的奏报，弘光元年（1645）二月庚申的奏报说：
总督张缙彦报贼败清虏于陈州，许定国东还刘家城。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不死英雄（2）
这里的“贼”指的当然是农民起义军。这以后就不再看到他的消息，没有多久，南明也灰飞烟灭了。
《徵音》一集所记经行各地有庆都、龙泉关、五台、仪封、吉岗、汉寨、六安、麻城、商城诸山，金刚台、松子关、竹根山、龙湖、茶山等地，好像曾多次往复奔驰。直到《江上阁》一题，题注说“奉诏诣江宁，就内院征书”，这才终于归顺了大清。他是取路荻江、采石回到南京的。
《诗集》的第二种是《归怀诗集》，卷首作者姓名下一行是“渠丘刘正宗宪石定”。前有“三原门人韩诗顿首拜撰”序，“匡山社晚弟黄国琦具草”跋，次目录。卷尾有“门人刘源洁校”一行。韩序说：“及应召而来燕邸三载，恳期归葬。黄冠故里，苦雨凄风，形为咏叹，曰归怀。”又说到在前明作者已有《蓼居集》一书行世。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有《菉居文集》二卷，《依水园文集》前后集各二卷，皆顺治刻；《北京图书馆目》则有崇祯刻《菉居诗集》一卷，《贩书偶记》著录《菉居文集》二卷，崇祯闽中黄文焕选刻。诸书皆未见。
《归怀诗集》收回家路上纪行诗及在京与友人唱酬之作。往来诗友有陈之遴、刘正宗、丁耀亢等人，大半是贰臣朋友。张缙彦是北人，与北党的刘正宗关系密切，但与南人的陈之遴却也有往来。
《诗集》的第三种是《燕笺诗集》五卷，每卷前各有校定人姓氏，他们是“河阳薛所蕴行屋定”（卷一）；“江右熊文举雪堂定”（卷二）；“琅琊丁野鹤耀亢校”（卷三）；“白下白仲调梦鼐校”（卷四）；“巨鹿杨思圣犹龙选”（卷五）。每卷尾更有校人姓氏。此集与《徵音诗集》卷尾都有“西湖隐民孙从龙校”或“监梓”一行。行款都是八行十九字，当是同时所刻，是张缙彦官浙江布政使（顺治十一年）时刊于湖上者。
《燕笺诗集》前有“顺治癸巳年家弟安丘刘正宗题”序，“蜀仙井胡世安书”序，“顺治甲午仲春瑯琊治民门下士丁耀亢谨题于稷下趵泉之西”序和“门人王士禛手具草”的七古长诗。
这里序跋的作者除了年辈较晚的王士禛外，全都是贰臣。王渔洋的长诗，后来编集时不知是否还保留了下来。
刘正宗是祟祯元年（1628）进士，降清后历官弘文馆、文华殿大学士，是北党的重要人物。陈名夏、陈之遴都受到他的排挤打击，一死一谪。他不但在政治上，就在诗歌创作上也与虞山、娄东各树一帜，南方文士选诗也从不选入他的作品。顺治十七年（1660）革职。在这六年以前张缙彦就靠了北党的关系迁浙江布政使，十五年又擢工部右侍郎。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罪恶，言缙彦与为莫逆交，序其诗，称以将相之才，词诡谲而心叵测，均革职逮讯”（《贰臣传》）。所指的就是刘正宗为《燕笺诗集》所撰序中的几句话：
先生胸富二酉，裕经术，砥躬饬行，仪表群品。兹且出其生平未殚之蕴，维持世运，当不难易晚近而綦隆。然则捄弊扶衰，岂惟诗哉！岂惟诗哉！
张缙彦到杭州后，很得意了一阵子，向谢三宾买得钱牧斋旧藏的宋板《汉书》。甬上谢为雯《春草堂文约》“宋刻两汉书序”云：“此书自钱虞山归为雯伯祖冏卿公（三宾），质钱千金，时在崇祯癸未。三宾扃于西泠书室。迨顺治戊戌（十五年）春，新乡张司马坦公携是书访真赝于虞山，虞山怂恿取之，缀文三百三十五言跋其尾。”钱谦益不但为《汉书》作跋，又有诗赠坦公：“中书行省古杭都，曾有尚书曳履无，愿借顾厅居左辖，且抛手版领西湖。”又说：“借草定追苏白咏，浇花应酹岳于坟。”贰臣们互相吹捧，连用典都毫无顾忌，简直不再知人间有羞耻事。《燕笺诗集》中有《牧斋先生》一首：
石湖几处稳花裀，阅历艰危百代身。独树浩歌惟短剑，深山青史见空燐。翻书莫作过秦草，避地何心遇晋人。此去江烟应不改，绿苔丹灶自长春。
《贰臣传》又载御史萧震劾张缙彦一疏，指出其“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不死之身”。分析批判得有理有据。主旨在于说明如此坏种不但明朝深受其害，在本朝也必将为祸不浅。这是必然的逻辑，也是编纂《贰臣传》的指导思想。张缙彦在浙江居然还将自己的神位抬入了勋贤祠，这事真是办得过于出格了。康熙中山阳戴氏刻郑寒村（梁）《五丁集》，卷二有《跛翁传》（万斯大），中有一节：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不死英雄（3）
尝游杭州玉龙山，入勋贤祠，谒拜阳明像前。见东庑有张缙彦神位，立击碎之。
这事大抵发生在缙彦去浙或死于塞外之后，只是不知道神位何时入祠。这些故事都可以说明他一直不安分，不甘寂寞，有时还极尽嚣张活跃之能事。在新朝主子看来，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先论斩，后从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
《燕笺诗集》里的诗大约都是在京师所作。他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应该说是在水平以上的，虽不及杨犹龙，但在北人中也算得上一个作手。只是人品太差，许多功夫都花在编造谎言、虚张声势上面。他很喜欢写五律，风格颇近阮圆海。卷五有《入西曹四首》，《小序》说：
丁亥（顺治四年）三月十七日，邹弁以流言下狱，余并逮。狱具，朝廷宣谕谓，投诚以前，流离殉家，忠臣也；到我国亦当如是，释而不问。其时宣谕诸老，叶马法、党于姜、房海客也。感圣恩如天，永矢弗谖，遂为此什。
这是什么话呢？又岂是诗人说得出口的？
《纪见》五首，倒是写得不坏的小诗，其第一、四、五首是：
红楼张夜饮，一箸钱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