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头_黄永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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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是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
我要说“不是党请来的，是自己来的”也来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么真诚无邪，真不忍辜负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时也让沙贝提着一个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壶打酒。
那时尚有古风。还有提着一只盖着干净蓝印花布的篮子的清癯的中年人卖我们在书上见识过的“硬面饽饽”。脆硬的表皮里软嫩微甜的面心，这是一种寒冷天气半夜街头叫卖的诗意极了的小食物。
大雅宝胡同另一头的转角是间家庭面食铺，早上卖豆浆、油条、大饼、火烧、糖饼、薄脆，中午卖饺子和面食；后来几年的“资本主义改造”，停了业。有时街头相遇，寒暄几句，不免相对黯然，这是后话。
北京东城，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
我一家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但我们很满足。我所尊敬的许多先生都住在同样水平而风格异趣的房子里。学院还有几个分布在东西城的宿舍。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槐树绿阴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失尽优雅和委婉。
甲二号门口小小的。左边是隔壁的拐角白粉墙，右边一排老灰砖墙，后几年改为两层开满西式窗眼的公家楼，大门在另一个方向，而孩子们一致称呼它是“后勤部”大院，这是无须去明白的。
我们的院子一共是三进，连起来一长条，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小雅宝胡同往西走几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禄米仓的尽头；“禄米仓”其实也是个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来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宝和小雅宝时却都连着胡同，因为多少年前，前后胡同出了大小哑巴的缘故。
禄米仓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那里有粮店，菜站，油盐酱醋，猪、牛、羊、鸡、鸭、鱼肉店，理发店和一家日用杂货店。还有一座古老的大庙，转折回环，很有些去处。可惜主殿的圆形大斗穹，听传说被旧社会好事贪财、不知轻重的人卖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去了。更听到添油加醋的传说，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编了号，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仓库里，根本没有高手能把它装配起来。我们当时还很年轻的国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儿，得到他的点化，才在异邦重新跟惊讶佩服的洋人见了面。
那座庙是个铁工厂，冶炼和制造马口铁生活用具，油烟和电焊气味，冲压和洋铁壶的敲打，真是古联所云：“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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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们
小说^t*xt…天。堂
甲二号宿舍有三进院子。头一个院子，门房姓赵，一个走失了妻子的赵大爷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大福生子和八岁的儿子小福生子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女儿乖，大小儿子十分创造性的调皮。
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
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纽文柴”，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是个航空方面的科学家。沙贝在日本，是我一生最中意的有高尚品味的年轻人之一。我们一家时时刻刻都想念他，却一直不知道他生活得怎么样。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和丈夫从延安走出来，却显得十分寂寞。布文是“四人帮”伏法以后去世的，总算解开了一点郁结；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采。
数得出他们的四个孩子：乔乔，女儿；郎郎，大儿子；大卫，二儿子；寥寥，三儿子，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大卫沉默得像个哲学家，六七岁，有点驼背，从不奔跑打闹。我和他有时静悄悄地坐在石阶上，中午，大家午睡，院子静悄悄，我们就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文学问题。他正读着许多书。
郎郎是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他进了寄宿学校，星期天或寒暑假我们才能见面。他有支短短的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礼，有时也跟大伙儿做一种可原谅的、惊天动地的穿越三大院的呼啸奔跑。一般地说，他很含蓄，望着你，你会发现他像只小鹿，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
妻子曾经说过，写一篇小说，名叫《小白帆》，说这一群孩子“将来”长大的合乎逻辑的故事。不料匆忙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遭遇却令我们如此怆然。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乔乔原在儿童剧院，后来在云南，再后来到国外去了。一个女孩走向世界，是需要强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她开阔，她对付得了！
只有那个沉默好学的大卫，自从上山下乡到了庐山之后，近二十年，一直没有过下山的念头。他是几十万分之一的没有下山者。我许多年前上庐山时找过他，那么超然洒脱，漠漠于宁静之中。
他们家还有一位姨娘，是布文的姐姐。她照顾着幼小的寥寥，永远笑眯眯，对一切都满怀好意。
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两个门，一门曲曲折折通到张仃内室，一个是张家简陋的厨房。说简陋，是因为靠墙有个古老的长着红锈的浴盆，自来水管、龙头阀门一应齐全，通向不可知的历史那里。它优越而古老，地位奇特，使用和废弃都需要知识和兴趣，所以眼前它担任一个很谦虚的工作——存放煤球。
中院第一家是我们。第二家是工艺美术家柳维和夫妇和他们又小又胖的儿子大有。第三家是程尚仁夫妇，也是工艺美术家，女儿七八岁，清秀好看，名叫三三；三四岁的儿子，嗓门粗而沙，大眼睛，成天在屋子里，让我把他的名字也忘了。
一个大院子，东边是后院袁迈夫妇的膳房，隔壁还有一大一小的屋子住着为袁迈夫妇、后来为彦涵夫妇做饭的、名叫宝兰的女青年。
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然后钻进左手一个狭道到了后院。东南西北紧紧四排房子。不整齐的砌砖的天井夹着一口歪斜的漏水口。左边再经一个短狭道到了后门。
南房一排三间房子，两间有高低不平的地板，一做卧室，一做客厅；另一间靠东的水泥地的窄间是画室，地面有两平方尺的水泥盖子，过去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藏发报机的秘密仓库，现在用来储放大量的碑帖。每间房的南墙各有一扇窗，透过客厅的窗可看到中院我栽的葡萄和一切活动。
这就是李可染住了许多年的家。
西边房子住着可爱可敬的八十多岁目明耳聪快乐非凡的可染妈妈李老奶奶。
东房住着位姓范的女子，自云“跟杜鲁门夫人吃过饭”。她爱穿花衣，五十多岁，单身。
北房原住在前面说过的袁迈一家，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袁季，二儿子有点口吃的叫袁聪，三女儿可爱之极，名叫袁珊，外号“胖妹妹”，和我儿子也是同年。袁家的两个儿子长得神俊，规矩有理，也都成为我的喽。后来工艺美术系扩大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属于这个系统的人才都搬走了。搬走之后住进一家常浚夫妇，原在故宫工作，新调来美院管理文物。他们家的孩子也是三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叫万石，二儿子叫寿石，三女儿叫娅娅，都是很老实的脾气。常家还带来一位约莫八十来岁的驼背老太太做饭，从不跟人多说句话，手脚干净而脾气硬朗，得到大家暗暗尊敬。
隔壁有间大房，门在后口窄道边，原住着木刻家彦涵、白炎夫妇和两个儿子，大的叫四年，小的叫东东。四年住校，东东住托儿所。四年是个温顺可人的孩子，跟大福生子、李燕、沙贝、沙雷、郎郎、袁季等同龄人是一伙。东东还谈不上跟大家来往，太小。
彦涵后来搬到鼓楼北官坊那边去了。接着是反“右”，这位非常杰出的木刻家对几十年来所受到的委屈，倒是一声不响，至今七十多岁的人，仍然不断地创造崭新风格的动人而强大的作品。
彦涵走了以后搬来陶瓷大家祝大年夫妇和三个孩子。大的叫毛毛，小的叫小弟，更小的女儿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小弟太小，毛毛的年龄在全院二十多个孩子中间是个青黄不接的七岁。大的跟不上，小的看不起，所以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或是在大群孩子后面吆喝两声。他是很聪明的，爸爸妈妈怕他惹祸，有时关他在屋子里，便一个人用报纸剪出一连串纸人物来，精彩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其实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可能是漂亮夫人细心照顾、体贴入微的部分表现。
有一天夫人不在家，吃完午饭，祝大年开始午睡，那位不准外出的毛毛一个人静悄悄地在地板上玩弄着橡皮筋，一根根连成十几尺的长条。祝大年半睡半醒，间不以为意，眼看着毛毛将长条套在一个两尺余高的明洪武釉里红大瓶的长脖子上，跪在地上一拉一拉，让桌上的瓶子摇晃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大瓶子从桌上落在地面，这个价值连城的瓶子发出了心痛的巨响，祝大年猛然清醒已经太迟……虽然他是位大藏家，仍肯定会长年地自我嘲笑这件事。
祝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珍惜的东西他也看得开，精于欣赏，勇于割舍。我不敢问起“文革”以后他那些藏品哪里去了。他曾经是个大少爷，见得太多，豁达成性，大概无所谓……
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这是一九五三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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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雅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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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染先生夫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什么会上。我给了他几支英国水彩赭石颜料，这东西画人物皮肤很见效，比眼前的中国颜料细腻。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对于他们的孩子，我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尊敬，信赖。猛然遇见我时会肃立认真地叫一声叔叔。大雅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这样，这不是一般的关系。郎郎、大卫、寥寥
、毛毛、小弟、沙贝、沙雷、伊沙、袁季、袁聪是这样，小可、李庚更是这样。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
“文革”以后除了被国家邀请与作人、淑芳先生夫妇，可染、佩珠先生夫妇，黄胄老弟夫妇住在一个好地方画任务画之外，记得只去过可染先生家一次。
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
不过十年以来，倒是在我们家有过几次聚会。那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放暑假回家，请伯伯、伯母们吃一次饭。照例约请可染夫妇，作人夫妇，君武夫妇，苗子、郁风夫妇，丁井文老兄，周葆华老弟，间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从外地来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说笑没有个尽头。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车子来接他们回家了，都不情愿走，可染和作人两位老人还比赛划拳，谁输谁先走。一次杨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长大了，伯伯、叔叔们一天天老去，虽明白这是常规常理，却不免感慨怆然。
和可染先生夫妇多次谈到大雅宝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们都那么兴奋，充满快乐的回忆，说我的记性好，要我快些写出来。当然，他们是希望通过我的回忆重温那一段甜美的生活的。我答应了，我以为可染先生会起码活到九十岁，“仁者寿”嘛！不料他来不及看我的这些片段了。惟愿有一天把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灵前……
当然，我还要请读者原谅我这篇文章的体例格式。我是为了活着的李可染而写的，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一次聊天，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那近十年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用江纹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谈叶浅予先生的文章时，人家问起他，他就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写的！”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
如何如何……
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仁、常浚、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写写我们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动在我们之中。文章点到那里，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幼稚蒙昧再加上点恐惧更来得确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帐子里互相交谈，免不了都隔了一层。因为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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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与白石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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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