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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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派遣来保护他的。
　　他不信任自己周围的其他人，不信任三名谍报队的军官和精神病专家。赫斯认为，这位医生同普通的“家庭保健医生”一般水平。所有的人都能讲流利的德语，对赫斯的习惯来说，流利得过于快了！也许他们是犹太人的流亡者吧？这位副元首用希奇古怪的幻想一块一块地建立起一座大楼。邦迪斯·霍罗尔教授的小陈列室比赫斯这间舒适的比德迈那尔派的起居室说大为逊色了。
　　对于可能“解救”他们的俘虏问题，英国人其实不必为此担心。希特勒对接他的朋友和副元首回国一事根本就不感兴趣。元首有一次在饭桌上说：“如果赫斯回德国来。他只能在枪毙和疯人院之间选择。即使在战后我也不愿看见他。他必须自己在国外找到一个新的栖身之所。”
　　的确，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在他刚飞走几天后，就成为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党卫队的特务机关的副队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一伙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的结论是：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1941　年5　月19　日晚上，德国空军对伦敦及其周围城市作了一次猛烈的轰炸。高射炮兵、消防队和战地救护车的男男女女紧张地投入战斗，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在伦敦北面五公里处的卢顿附近，两名跳伞者飘落到地上。完全偶然地，他们携带手枪。在审讯时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身边有一张地图，汉密尔顿公爵的住宅邓吉维尔·希尔是用红铅笔划了圆圈的。而邓吉维·希尔是鲁道夫·赫斯给他的元首留下的地址。根据战争法，这两名党卫军被当作特务枪毙了。他们穿的是便眼，而他们表示想去见的那个人，在跳伞时至少还穿着制服。
　　英国政府不愿承担风险，他们对副元首逗留的地点严格保密。在同国防部通讯联系中，默特切特宫使用的是商号署名“Z　联合公司”。对外必须避免透露出政府同这位俘虏进行官方会谈的任何迹象。国务院秘书约翰·西蒙勋爵扮成“精神病医生格思里博士”，而柯克帕特里克以他的助手麦肯齐博
　　士的身份来此。三个月以后，比弗布鲁克爵士扮成“精神病医生利文斯顿博士”被允许进入默特切特宫。
　　在施潘道的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回忆了默特切特宫的生活。他写道：“我被运往奥尔德肖特附近的一座别墅，我在那儿居住了一年多。洋溢着浓郁香味的紫藤花园绕着整座别墅，绚丽彩的杜鹃花满园开放。如果不是为防备周围敌对的群众而将我置于铁网和哨兵的拘禁中，那我对这个地方真该心满意足了。餐厅和音乐室同哈尔拉辛的布局一样，是设在花园的平坦的地方的。”
　　“那位指挥员（和平时期的职业是工艺美术师）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他弹奏的莫扎特的曲子堪称绝妙，外边是温暖的夏夜。。”
　　当他在英国被拘留大约25　年以后，鲁道夫·赫斯从施潘道写出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监禁的。它谈起来倒像是一个迟到的、译成密码的、赫斯就当年对英国医生和看守们的奇怪指控的道歉和辩护：
　　“像拿破仑这样一位勇敢和沉思熟虑的大人物在监狱时的变态心理也证明了，他在整个囚禁期间，直到他的生命终止时，都生活在深深扎根在他的脑海里的一种想象的痛苦中——即有人要谋杀他。认为狮子（圣赫勒拿岛监狱的监狱长）‘可能是英国内阁派来的刺客和下毒者’。这种思想就是他‘指控的资料来源和折磨他到死的、令他担心受惊的根源’。”
　　毫无疑问，赫斯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比作拿破仑——这只能从监狱的变态心理的角度去理解。
　　赫斯的受迫害狂在英国时也表现过吗？精神病和心理学医生们承认此事。他们说，赫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易于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大肆渲染他的想法。但他又不是法律上认可的精神病患者。有一回他自己对一位精神病医生宣称：他曾经故意装出迫害狂的样子，心里希望被当作重病号对待，也能像其他的战犯那样交保就医。他在英国时还曾建议为了恢复他的健康，“提保给予假期”到瑞士去。但这个建议被英国当局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事实是，这位副元首在英国时自认为是“不中用的失败者”，因而十分痛苦。他的朋友和崇拜的偶像希特勒已宣布跟他脱离关系。在德国已经有计划地消灭对他的记忆，他的名字已不再为人提起，英国政府并不把他当作谈判伙伴，不愿跟他合作干任何事。关于他那轰动一时的飞行的报道早已被其他新闻所挤掉。他周围的军官们把他当作“讨厌的人”对待，尽管是一个已经被扔掉的孩子，但自大狂的赫斯仍企图再度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
　　他首先抛出了想在战后修建房子的计划，一座在德国，一座在伯爵领地苏塞克斯，一座在苏格兰。人们怀着善意的宽容，对这位“胡思乱想者”听之任之。但对他设计的住宅中拥的180　个人同时就餐厅并无多大兴趣。
　　1941　年6　月15　日，赫斯穿上全套制服，企图来一次慷慨激昂的自杀。他跨过楼梯的栏杆往下跳，摔断了腿。经过几周的治疗他的精神又恢复了。他又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他把医生和护士们指挥得团团转，每个钟头把他们呼来唤去，大声地呵斥他们，在腿部敷上石膏的日子，赫斯过着像一出歌剧中女主角般的明星生活。
　　“犹太人有种神秘的力量，使你进入催眠状态中。”1945　年2　月5　日，赫斯对精神病医生H·V·迪克斯中校这么说。这位医生在默特切宫时曾照料他，在阿伯加文尼时曾看过他一次。赫斯提出一份可能已被用这种方式进入
　　催眠状态的人名单，包括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大元帅，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的刺客，温斯顿·丘吉尔，鲍罗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第六集团司令），安东尼·艾登，布里加迪尔·里斯（英国首席精神病专家）等等。这张名单也包括鲁道夫·赫斯自己。
　　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鲁道夫·赫斯要求哨兵给他一把切面包的小刀准备自己烤面包吃。他走到卧室，穿上制服，用刀刺进自己胸部的左下方。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伤口，缝两针就行了。但赫斯又成为被关注的中心。监狱当局问他“企图自杀”的理由，在琼斯博士和菲利普斯博士两位大夫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病人陈述，刀是犹太人递到他手里的，以便让他自杀。他是唯一能识破黑暗势力的催眠术的人。因此，犹太人想干掉他。”
　　难道鲁道夫·赫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吗？如果联想到他的出身，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点。1919　年在图勒会时，赫斯曾经是这个组织的信徒。在其他人种学派别和小组中，包括以有争论的、歇斯底里的马蒂尔德·鲁登道夫为主的小圈子里，那些“受到教育的”乡巴佬的头面人物也参加这种胡扯的无聊行为，并且也相信这种蠢话。
　　里斯博士在1942　年时曾对赫斯作了如下诊断：“按照我的看法，赫斯是一个性格不稳定的人。他的这种不稳定的性格肯定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迄今为止我对他了解，用行话来说，我不得不称他为精神变态者，甚至精神分裂者。这意味着，他的性格正在分裂为双重性。同这种类型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很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且反映特别敏感。从他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现处于某种危险中：他显得很忧郁，因为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了，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这位偏执狂的幻觉世界充满了造成他幻党的恐怖形象，对于现在身处英国的赫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又患了逃遁综合症，逃遁在健忘和丧失记忆力中。
　　1941　年12　月4　日，他第一次声称记忆力完全被摧毁了。没多久，记忆力又恢复了。因为一个军官给他带来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说，使他感到亲切。直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过“一切都记不清楚”的话不宜在这种情绪表现时，才又检点了些。
　　1943　年秋，他在一天夜里突然又出现了记忆力丧失症。他什么也记不得了，既想不起青年时代在亚历山大，也想不起在德国时的地位；既想不起他的家庭，也想不起他的朋友和导师卡尔·豪斯霍弗尔。
　　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少校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赫斯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健忘症，这种病跟许多士兵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负荷下形成的那种健忘症相同。这种健忘症在和平时期居民中也有出现。当某人处于自己无法抗衡的境遇时，也往往酿成这种健忘症。这类记忆力丧失属于自我防卫的必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精神病专家们的诊断，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发作时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一旦赫斯的记忆力恢复，他那恐怖的精神错乱的幻觉世界又重新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了。
　　赫斯曾经宣称，他在英国是完全故意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就连对自己的妻子也必须装出这种样子，因为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写给妻子的信说：“我现在已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在思考跟你们写些什么？但毫无进展。这有其特殊原因，遗憾得很！
　　由于你们将有经过或长或短时间后，最终会注意和知道这件事，我干脆告诉你们：我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过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中，就连最理所当然，最应该记忆的事我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患这种病？我不知道。医生对我解释一大堆道理，但连他解释的东西也在记忆中消失了。医生保证，无论如何能慢慢治愈的。但愿他说得对！
　　这就是我不能给你们写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写这样的信所需要的记忆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另外的原因还有，写信时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你们最后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
　　六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没有收到家属的回信。战后查明：赫斯与其家属的通信联系被英国方面的、德国方面的、还有国际红十字方面的原因给耽搁了。由于一个官员的疏忽，信件被搁置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给他妻子写信：
　　“又通信了，从去年9　月起我就没收到你们的信。当你们不能写信时，我也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我需要写信的激情。没有你们的信，我委实不知道从何说起和说些什么。因为——如同我已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即使只算是暂时的，如医生向我保证的那样）。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他一直记得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决后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详尽的信里报告说，他仅是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为了能作为重病号交换遣送回德国。字里行间显出孩子般的自鸣得意。因为他成功地蒙骗过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这里援引他信里的原文如下：
　　“有时，我的信从英国寄出如此迟缓，与我装出记忆力丧失有关。因为丧失了记忆力是很难写信的，假如我既要装出记忆力丧失，又要再写信，这至少冒着很大危险。如果我疏忽了这点，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揭露我在弄虚作假。目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家，别的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家庭的地址我也‘记不起来了’。尽管你来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有，但我却‘忘记’我保存有这种带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从家里收到新的信件时，才促使我按照来信去研究姓名、地址、通讯处。你们新寄来的信里经常包含一些我能借以假装引起激动的事情，回信时就可以写这些事，而无须费力去掩饰已丧失了记忆力。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时为止。。“这场戏最后竟扮演到如此地步，我甚至让医生给我注射治疗记忆力丧失的针剂。除开始时拒绝外，其他没发生什么事。我不愿再加深我对周围长期以来怀着的、被我夸大了的猜疑。幸而医生立即预言，不能保证通过打针能重新恢复记忆力。最糟糕的是：注射这种针剂时必须同时使用麻醉剂。在注射时，‘为了重新统一意识和潜在意识’，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提问，这一来，我不仅面临说出从我的德国立场来说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险（这也许就是这种针剂发明者的宗旨吧！）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状况可能引起我原来的老毛病——头晕病——的复发。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批准注射以来，我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人故意给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剂量更大的针药，但我在耗费一切尚有意识力的情况下，仍完全成功地保护了我的意识，同时又装出丧失意识的样子来。
　　“有这种情况下，我回答所有问题时当然用‘我不知道这个”，在字与字之间的停顿用轻声、无声和丧失智力。最后装出我只记得我的姓名时我也
　　是用这种腔调说出来的。终于我决定‘苏醒’过来，用惊诧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这是一场壮观的戏，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现在人们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希望通过交换俘虏被遣送回国，我却没有忘记。这期间有人暗示我，我是‘去皇后岛’。就是说，我相信，瑞典的运送伤病员的船下一个航班就会带我走。你能想象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着呀！但船一次又一次开走了，并没有送我走。
　　“我的医生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已用麻药证明我的记忆力丧失。以致后来出现了我认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装的时候（早些时候在英国已做过一回），大夫先生们起初就不愿相信我是假装的事实。直到我背诵他们在我“丧失意识’时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我用当时那种的语气、腔调重演我‘苏醒’的那场‘戏’以后，他们才承认，我把他们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了。用英国话说，意即我把他们当‘傻瓜’愚弄了。总的说来，为了能回归德国，为了呼唤神灵的庇佑，我当时确实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但神灵另有决定——也许这样更好些。。”
　　实际上，精神病专家迪克斯中校和埃利斯·琼斯博士一起，于1944　年5月7　日用一种麻醉剂为赫斯做了检查。这是一种用于其他健忘症病例行之有效的药物。这次麻醉检查的记录和赫斯在书信中陈述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里斯中校仍然持这种观点：赫斯记忆力丧失是事实，只是一部分是假装。他认为，另一部分应诊断为“真的”，这是在歇斯底里病发作时，诱发出的一种健忘症。
　　在任何情况下，赫斯都想尽量避免注射第二次麻醉剂。1944　年6　月6　日，他所作札记如下：
　　“绝不再注射第二针！第一针对记忆力毫无改善，却引起最厉害的精神烦躁。在检查时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回答，证明了记忆力仍然存在，只不过一时紊乱罢了。医生们确信：回到德国后记忆力肯定能恢复。因此不用担心和激动，假如记忆力仍旧坏到目前这种程度，你甚至不能再认出你过去曾经见到过的人来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再注射第二针！”这是赫斯作为“保护记忆力”的手段贴在墙上的札记。
　　1945　年2　月4　日，在他第二次“试图自杀”之前不久，赫斯声称，他的记忆力差不多正常了。
　　当他在头天得知他的名字被列入战犯名单，并且被一个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后，马上又出现彻底的健忘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