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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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打断我。
1942 年初春对我来说。。”
主席：“我提请被告注意，他已经讲了20 分钟了。法庭已对被告说过，在这个审判阶段不允许在此长篇大论地演讲。
“我们想听所有的被告讲话，因此，法庭希望被告赫斯能结束他的讲话。”
赫斯：“主席先生！我注意到并计算过了，我是唯一的、迄今为止尚未能有机会以任何方式在此表达自己意见的被告。正因为如此，我这里所要讲的一切，本应该是我作为证人早就讲过的了，要是法庭先前能就有关问题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正如同刚才我陈述的那样。。”
主席：“我无意赞同被告的辩论。法庭有规定，被告们只能作简短的发言。被告赫斯曾有充分的机会，出庭作证或宣誓提供证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现在他又来提异议。但他应同其他的被告一样，只能限制作简短的发言。”
赫斯：“主席先生，我将因此放弃我要继续陈述的，想接着刚才已经讲过的事继续再讲。我请求，仅仅听完我几句结束的话，这是踉刚才讲过的没有关系的一般性讲话。
“我的辩护律师以我的名义在法庭前所进行的论证，让人民和历史将来对我再进行鉴定。只有这个对我才是主要的。
“我的辩护词不是否认起诉者有权对我和我的同胞们起诉，我不抗议蓄意损害我和我的人民的声誉的意见，我把这些谴责看作是一种荣誉。命运让我若干年来一直处于我的人民千年历史上才出现的最伟大的儿子的影响之下，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不愿把这段历史从我的生命中抹掉。
“我有幸得知，我完成了对我的人民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我的元首的忠实信徒的义务，我绝不后悔。
“假如能从头开始，我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做。即使我明明知道，到头来等待我的是一大堆燃烧着的烈火为我执行火刑。对于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将置之度外，将来我将站在水恒的审判席前，我将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将宣判我无罪。”
除最后一段戏剧性的夸张外，这篇结束语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逃避现实躲到一座自己设计的梦幻大厅的文件。最后一段的特色几乎跟希特勒1924年在慕尼黑卢膝堡大街的法庭上发表的最后讲话的调子完全相同。
鲁道夫·赫斯明白：他无法否认集中营里的暴行，这是有文件证明，有怔人，有幸存者的。当人们所掌握的事实放在眼前的时候，是没有人能抹杀得了的。因此就不得不找出一种解释，而赫斯凭藉他对数学和逻辑学的天赋理解能力，就推断出：不革是集中营里的人受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就连那些发布命令的人也受到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陷入那种卑劣的秘密药物的催眠作用的影响下！
由此联想起在战后流传的一则灭绝人性的政治笑话：1945 年5 月，阿道夫·希特勒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暗堡出来，站在俄国将军的面前报告说：“潜伏的特务希特勒报告：命令完成了！德国已经摧毁！”
对鲁道夫·赫斯来说，他在法庭上讲的结束语不是政治笑话，在他许以“日后给予高的奖赏”而让英国的法西斯头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偷运走的一份手稿中，他列举了“密谋者”的姓名。
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意见是，形成赫斯在法庭上那篇结束语的中心思想的唯一可能是刺激。这不仅由于他飞行计划的失败，也由于许多暴行的被揭露。这篇结束语是歇斯底里患者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的明证，是赫斯在药物文献里找到的逃遁入口处。
在法庭发表最后讲话的当天，他写信给妻子说：“当然要估计到死刑、坐牢或进疯人院。”
接着，他的虚荣心又一次表现出来了：他担心他在法庭上讲话的最后一段，即对元首的信仰的表白，不会被报纸和广播所采用。他虚荣到了如此程度，甚至以为当局可能会压住他这篇危险的讲话。因此，他在信中附入一份抄本。
伊尔莎·赫斯马上就向她的丈夫证实了此事。电台，至少是英国广播电台没有删去他的最后一段的讲话。她诧异地补充道：“你又何必要按照报纸的报道来说话呢？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我们对你抄写的东西已经看得很多了！”
1946 年9 月30 日宣判的日子，整天的时间都在宣读判决的理由，直到二天凌晨才宣读对每个罪犯的判刑。
当念到他的名字时，鲁道夫·赫斯似乎并不理解这事跟他有关。美国记者乔·J·海德克尔报道了现场情况：
“他完全心不在焉。在膝盖上放几张纸，不停地写。戈林弯下腰对着他说，现轮着他了，要他注意，但赫斯光火地打了一个手势，拒绝戈林的提醒，继续写他的秘密札记，毫不关心法庭关于他说了些什么，也一直没有带耳机。当戈林最后悄悄地在他耳边告之判决的结果时，他也只是魂不守舍地点了一下头。”
根据起诉款第一条和第二条，他被宣告无罪。他对法庭的判决没有什么反应。
三个被告：汉斯·弗里奇、亚尔玛。沙赫特和弗朗茨·冯·巴本被宣告无罪。法庭命令担任军事法庭检察的将军立即将他们释放。其他的被告将于午饭后个别地带上法庭听候宣判。
14 点30 分，法庭在审判厅举行第四百零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会。
乔·J·海德克尔描写赫斯接受判决时的情况：“门（的扶手）轻轻地在转动，就像鬼神的手在启动那样。门打开了，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用女性般纤弱的手势把门推开，他站在那里跷动着趾尖，用漆黑的眼窝东张西望，看着天花板。每个人都猜他大概马上就要吹口哨了。‘被告鲁道夫·赫斯！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犯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赫斯没有听宣判，直至一个刑警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敲一下，他才转身蹦蹦跳跳地直到消失在出口处。”
当赫斯被带回他的牢房时，吉尔伯特博士在等待他。他写道：“赫斯神经质地、趾高气扬地说他根本就不留心听，判什么样的刑对他都无所谓。当看守把他的手铐打开时，他问他为何被铐上，而戈林却没有？他笑了并且接着用充满神秘的腔调说，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天，鲁道夫·赫斯写信回家：“这期间你们已知道判决的结果了吧？当然也有关于我的：‘无期徒刑’。VVVVVV。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估计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假如我认为，判决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对这样的结局便谈不上满意这个词。既如此也就排除‘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些念头。我自己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想到我使同志们痛苦了，使他们无法忍受我对事件的态度，我当然十分明显地不想听取对我的宣判了。我没有戴耳机，并且从主席用英语讲话以后，就不再注意听了。事实是，我是不久前才偶然得知判决的情况的。判决理由是由一个俄国人宣读的，既然我没有戴耳机，也就不愿白费力地去听那些我听不懂的话了。。”
当他听说，德尔博士为他递交了一份呈请恩赦的请求时，他给这位律师写了一封十分光火的信：“监狱长通知我，您为我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请求恩赦书。我认为，这是背着我的并且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把呈交这样一份恩赦书看作是有关尊严的行为。”
德尔告诉赫斯，此事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确定量刑的轻重，最后才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点45 分，戈林在他的单牢里吞服氰化钾自杀。
在戈林自杀的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即10 月16 日凌晨1 点01 分，在监狱的健身房里开始执行其他十名战犯绞刑。3 点09 分，宣布最后一名死亡。
根据判决，鲁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楼，底下的一层楼只住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他躺在他的单牢的地板上，凝视着反光灯，哨兵通过门缝纹丝不动观察着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当局不允许狱中再发生自杀事件了。
几天后赫斯写信回家：“这十一个人的死意味着什么，现在能预料的极少。对此我能写的就更少了。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的中心，我们所遭受到一切，是时代转折的分娩前的阵痛。一切似乎是消极的，但总有一天会诞生出新的和伟大的来。。”
为了接持七个被判监禁的人，施潘道监狱被改建和修复了。在准备工作未结束以前，这批犯人仍留在纽伦堡的单牢里。
赫斯写许多信回家，谈到拜罗伊特艺术的庆祝活动，慕尼黑旧城的重建方案、莱茵一美因一多瑙运河的设计方案（赫斯想借助一条穿过施瓦本的侏罗山脉的隧道将这三条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凌晨四点，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纽伦堡监狱中被唤醒，用两辆救护车运到纽伦堡机场，然后用飞机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点钟，副元首抵达柏林一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地址是威廉大待24 号。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间同厨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坐着一位90 岁的老翁。他住进这间牢房那年才53 岁；他在英国被俘时只有47 岁，这是“一个最好的年华”。
这位七号单牢里的孤独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
“命运已经把变成一个你想象得更老于世故的人了。就连每年四季变化中最凄凉、易引起人们伤感的现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时节的阴暗，又湿又凉；太阳很晚才露脸，午后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机垂死了；光秃秃的树木、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往往能使一个人把周围世界伤感地比喻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树枝上的叶子，就连这些最悲伤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引起我心里丝毫的反应了。。”
有时他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不跟哨兵们说话，不限监狱长们说话，也不跟医生们说话。这时他给周围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对周围不关心的人，是一个心理学家们称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这个人，在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却显示出简直惊人的、广泛的兴趣。
这个几十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过着被强制孤居生活的人所写的一封信件竟陈述了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惊人的理解和见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公共交通即使不能做到免费供应，也应办得尽可能的方便。车辆的座位总数能满足人们任何时候到他们的目的地需要。即人们每小时蜂拥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个座位。并通过订公共通车辆优先行驶的法律，使人们能比用自己的小轿车还要快得多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而一个城市制定这样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欢迎的车辆所花的费用，肯定要比亲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桥、停车场之类的费用要节省得多。”
就儿童缺少游乐场和休息所问题，他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会使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家庭部长毫不迟疑地就签名表示赞同。
但从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调子。对发展援助的意见有种族主义者的印迹。比方，他是这样谈及非洲人民的：“是由于他们不具备创造能力”，由此得出“以至处于他们难以理解的长期停滞在同样原始的文化阶层”。他非常赞赏吉泽尔·维尔辛写的关于非洲的一本书。赫斯还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维尔辛当记者时认识他的，并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忠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新闻记者。与此相反，赫斯认为彼得·格鲁贝斯关于东非的报告是一本“令人沮丧的书”，“使我十分震惊”，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鲁道夫·赫斯应负掀起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狂热的主要责任，也应对令人窒息的、无限制的阿谀奉承的空气泛滥负主要责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公开的演讲中称作“人性化了的纯理性”；他在公开的演讲中训诫
人们要狂热地“盲目服从”；他颁布法令，不得批评希特勒，正如他后来在施潘道写的信里说的：“。。这个德国人曾经倾向于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夸张，总是狂热地承认那些跟时代的列车相反的、极端的东西。”——这是引咎、自谦，还是后来的观点？
有一点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七号单牢里的人是个疯子。鲁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证明这点。他思考各种问题，并试图用清晰的（有时是过于繁琐和迂腐，但有时还是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罗杰·曼维尔和海因里希·弗伦克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同一个时期里，每隔30 天寄出的几封信清楚地反证了那种认为这个写信的人是患着精神病分裂症或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
早在1948 年，美国精神病专家莫里斯·M·沃尔什就到施潘道为赫斯作了检查。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囚犯“在现阶段没有患任何形式的精神错乱”。在那次检查时，他的记忆力跟三年半以后的检查一样正常。
同样，似乎可以确定：鲁道夫·赫斯的内心同他的过去、跟纳粹主义、跟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德国和另一些国家，有许多人至今仍怀念纳粹，并公开地或秘密地赞赏希特勒。西方国家可以看到，并没有因此无故把这些人投入监狱或者强制这些人作精神状况的检查。没有人来烦扰他们，他们是受法律保护的，当局对他们很宽容。
但这位白发苍苍的副元首只住在一个大监狱的小牢房里，这已成为很久的历史怪事了。施潘道经历了冷战、封锁柏林、赫鲁晓夫对柏林的最后通谍等危机，它在过去的同盟国之间的种种危机中存在留下来了。在施潘道监狱里，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月复一月地干着同样的事，仿佛他们自从共同战胜希特勒的帝国以来，本身就毫无改变似的。施潘道监狱仅是一个时间的外壳，在它里面时钟停留在1947 年上。
1969 年底，鲁道夫·赫斯在柏林英国陆军医院住了几个小时，施潘道监狱上演了一出幽灵似的、使人联想起荒诞剧的戏：苏联人坚持要按照这个囚徒仍在戒严号单牢里那样。机关枪手们在探照灯的照明下，子弹上膛瞄准那已经没有犯人逾越的院墙；看守们按规定时间检查已不在其中的犯人的牢房；每餐的饭菜仍按规定时间送往牢房，然后又端回厨房去。作为从前（盟国的）一致性的最后痕迹，施潘道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在这儿显示出它在逻辑上的荒唐的结果。
而那个1946 年在纽伦堡作出的判决的法庭如今又怎样呢？更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物：形式上和法律上，那个于1945 年10 月18 日组建的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存在。四个参加国中，没有任何一国宣告过脱离。理论上说军事法庭似乎明天就可以聚集在一起。
这个法庭当时是经过十分强烈的产前阵痛才组织建立起来的。并且早在战争结束时就曾出现过四个盟国之间的严峻冲突，斯大林曾建议过总共要枪毙50000 名纳粹骨干，他是在1943 年11 月的德黑兰会议结束时的祝酒词中提出这个建议的。丘吉尔用雷霆般的声音和愤怒得涨红脸反驳说：“当我和我的人民的荣誉被这些下流东西玷污的时候，最好让人亲自把这些家伙带到这儿的花园里就枪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