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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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伦堡和瓦南曼谈了很久，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由于希姆莱不愿意批准这件事，舒伦堡和瑞士的朋友以及美国驻伯尔尼外交武官莱格将军一起，设法安排瓦南曼偷越边界。舒伦堡做这件事完全由自己负责，安排了一辆汽车把瓦南曼和另一位空军上校送到康士坦斯附近的边境上。
由于舒伦堡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所以舒伦堡请伯尔格注意这个问题。到这时，希姆莱也同意了舒伦堡这个计划。
到中午，舒伦堡不得不匆忙离开乌斯特罗，因为据说在臭兰尼因堡附近以及大致在罗温堡和克兰曼方面已经有了苏联的装甲先锋部队。他们坐车从马斯罗向北边的麦克伦堡进发，以后再转向东方，以便到霍亭里钦。有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他们一路上都看到国防军的部队、大炮和装甲车在调动，经常受到低飞的轻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袭击。最后，他们终于到达霍亨里钦。
在吃过已经过时的中饭以后，希姆莱对舒伦堡说：“我几乎相信你是对的，舒伦堡——现在我一定要采取行动了。你有什么主意？”
舒伦堡向他解释说：事情已经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可以肯定，从瓦南曼那里不会有任何希望，不过，现在还有可能和伯拉多特伯爵开诚布公地谈清楚全部局势（舒伦堡已经瞒着希姆莱，远为详尽地把德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伯爵）。舒伦堡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在丹麦见到伯爵，不过他有可能还留在律贝克。希姆莱让舒伦堡马上到律贝克去。希姆莱现在已经准备请伯爵以他自己的名义正式向西方盟国递送投降书。
在草草吃完饭以后，伯爵和舒伦堡离开符伦斯堡，坐汽车到律贝克去，到九点钟抵达瑞典领事馆。舒伦堡前往设在但泽大旅馆中的办事处，和伍恩尼堡将军的办事处取得联系，希姆莱就打算住在那里。舒伦堡在十点钟看到希姆莱，把自己和伯爵会谈的各项要点告诉了他，努力加强他宣布投降的决定。希姆莱踌躇了一会儿，但最后终于同意。
希姆莱在对局势作出总结以前，花了很长时间说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不过，他的总结倒是比较老实的，他说：“我们德国人不得不宣布我们
已经被西方战败；我请你通过瑞典政府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转告这项声明，好让我们大家都减少不必要的进一步流血。对我们德国人，尤其是对个人来说，要向苏联人投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对他们拼命抵抗，直到西方盟国的战线代替了德国始终在作战的防线。”
希姆莱指出：他有权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因为希特勒在两三天内就要自杀。
伯拉多特伯爵表示愿意转达希姆莱的声明。正如他所指出，他本人（瑞典政府也可能有同感）主要关心的是：尽量想办法不让继续作战，无谓地毁灭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对于他——一个瑞典人来说，这就是他同意希姆莱请求的理由。希姆莱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在回答伯爵的另一个问题时，他说他准备答应把被拘禁的丹麦人和挪威人送到瑞典。
在研究如何把投降声明转告西方盟国的问题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原来的计划是：让伯拉多特伯爵直接飞往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完全不作外交上的准备或事先说明。可是这个计划被放弃了。最后，他们同意希姆莱应该写一封信给瑞典外交部长克里斯提安，请他出力支持希姆莱的投降声明，这份声明将由伯拉多特伯爵交给他。4 月26 日，瑞典须事馆的李文豪普特伯爵给舒伦堡送来了一份临时报告，告诉他谈判进行得不太顺利，盟国拒绝和希姆菜谈判。
自此以后，战况急转直下，缪勒据说投奔了苏联，希姆莱不久便自杀了！舒伦堡奉邓尼兹海军上将之命，担任克罗西克的特使，经过一个艰险的旅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接洽并处理德国战后的各种问题。完成了最后使命，舒伦堡的“工作”不再需要了！
第五章天网恢恢
●“元首”之死
●罗夫组炽纳粹分子“逃命之路”
●为盟军服务的纳粹分子们
第一节他们没等到上法庭
1945 年4 月30 日，下午三点钟刚过，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在下暗堡的主走廓里最后一次露面。自从四十个小时前在凄凉的午夜举行婚礼以来，他们很少在一起。他们向总理府留下的成员道别。在场的有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海军武官伏斯中将、魏纳·哈斯教授、腊登休伯少将、赫格尔少校、高级侍卫官海因兹·林格、奥托·根舍少校、三名秘书——克里蒂安夫人、荣格夫人和克鲁格尔小姐（鲍曼的秘书）以及曼切阿莱小姐和维尔纳·瑙曼。只有飞行员汉斯·巴尔、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司机埃里奇·肯普卡和玛格达·戈培尔不在场。
这一正式的告别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谁也回忆不起有什么不朽的言词。在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之后，林格终于得到希特勒示意，打开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一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别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转身面向海因兹·林格，同他握手，说，“林格，老朋友，我现在要你参加突围小组。”
林格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
“去为我的继任人效劳。”希特勒说。
不管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它终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员面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希特勒故作镇静地穿过人群，关上了房门。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他在进入准备自杀的房间之前说的话。“他告诉我，要我们等十分钟，如果听不到声音了就过去。”根据其他在场的人说，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也许，在这样一种受压抑的时刻，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但是不知是什么明显的原因使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一口气跑完四段很陡的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随后又迅速地跑下来，瞪大着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所有其他的人只是惊异地注视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奥托·根舍少校离去了，他把在上暗堡的希特勒警卫队的几名青年军官找在一起，向他们布置任务。他们的紧急任务是把两具尸体抬出下暗堡。根舍很快又返回，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的正前方，两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胸前。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作为一个军人，根舍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能从沉重的拱形铁门听到枪声，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事实上，枪声要通过两道门，因为在希特勒卧室前面还有一间小门厅。
门外的活动远未结束。两个重要的后来者现在突然出现，他们错过了在走廓的告别仪式。第一个是戈培尔的夫人玛格达·戈培尔，她冲向根舍。由
于吃惊和迷惑不解，根舍挥舞着手枪，企图把她赶回去，但是她要见希特勒的激动劲儿和决心使根舍的心软了下来。根舍走进房间把玛格达的要求转达给希特勒，但是趁他没有防备时，玛格达突然绕过他，猛冲进希特勒的书房。这个事先没有料到的插曲也许只有两三分钟。然而希特勒断然拒绝同玛格达说话，甚至不屑听玛格达劝他飞往伯希特斯加登的恳求。她哭泣着、颤抖着离开房间，走过她丈夫的身旁也没有说话就又回到了上暗堡。
第二个迟到者是在玛格达·戈培尔同希特勒在密室交谈时出现的。他是阿图尔·阿克斯曼，他之所以迟到是由于他要冒着炮火，穿过威廉广场，从街那头的战斗岗位上来。阿克斯曼是同他的助手根特·韦尔京少校一起来的。两个人都是盗匪装束，用湿手帕蒙着脸，以防灼热的灰尘和硝烟侵袭眼睛。当阿克斯曼走近根舍时，根舍正站在门前的岗位上，这位被激怒的少校坚定不移、生硬地对阿克斯曼说，“太迟了，对任何人都太迟了。”
1945 年，阿图尔·阿克斯曼的证词曾被否定或忽视——他的证词是在1945 年12 月下旬提供的。他直率他说：“我正好站在尽量靠近门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没有听到枪声。像我一样靠近门的有六个人——戈培尔、鲍曼、林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阿克斯曼，也许还有另外一两个人。我们之中谁都没有听到枪声。我认为这是因为有密封的两道门的原故。那两道门都能防火、防毒，所以能隔音。我和林格最后直接从元首那儿得到的指令是等候十分钟，随后就进入房间去。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一直盯着我的表，我担心它会停摆。这真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十分钟”。
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希特勒死后不到半小时，哈斯教授向欣克非常确切地叙述了他同阿道夫·希特勒进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磋商的情况。哈斯说，这次谈话就在那一天凌晨三点钟或许是四点钟左右在下暗堡里希特勒就寝之前进行的，这就是欣克在路上见到的那次谈话。希特勒再次询问了哈斯关于他曾推荐的极简单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如果希特勒不折不扣地按照哈斯冷静的劝告去做——而以后的情况证明了他确实是那样做的——那么，随后发生情况是可以根据当时最可能发生的事加以合理推测的。
希特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7。65 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4 月22 日，也许更早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把这支手枪放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尤利乌斯·夏勃曾经见到他从卧室保险柜里拿走那支手枪的。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6。35 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这支较重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粒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放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入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
—“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她是这样做了。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会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一的这一声枪响。
希特勒一死，戈培尔很快就步其后尘。
1945 年4 月中旬，戈培尔全家在施万南韦德住下后，关于如何拯救玛格达和孩子们曾经提出过两项计划。哈韦尔河向西蜿蜒流入易北河，施万南韦德就是这条河上的一个半岛。阿尔贝特·斯佩尔的计划就是要把玛格达和孩子们迅速转移到专用汽艇上（不让戈培尔知道，因为斯佩尔担心这位博士会坚决阻拦实施这一计划），然后，沿着哈韦尔河顺流驶向易北河，而美国人已于4 月11 日到达那里。另一项类似的计划是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制定的，同样要用一艘已经停在那里的汽艇，与斯佩尔计划所不同的是，瑙曼的计划曾呈送戈培尔过目并得到他的赞许。这艘汽艇藏在芦苇深处作为玛格达和孩子们的藏身之所，直到躲过最坏的时刻。可是，那位心神错乱但又毫不动摇的母亲立即拒绝了这两项计划。她说，她一定不能抛弃她的丈夫，又说，她决心让她的孩子们同希特勒一道死，“因为我的宝贝们太好了，这个糟糕的世界简直不配得到他们”。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时时困扰着戈培尔，那就是要弄清希特勒是否会坚持他在德国首都结束性命的决定。几个星期以来，这位部长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决主张在柏林坚持到底。而暗堡的绝大多数人则赞同选择阿尔卑斯山堡垒作为最为防御阵地，他们渴望撤到伯希特斯加登。3 月29 日复活节周末之后发生了一场危机。暗堡里以鲍曼为首的强大的伯希特斯加登派控制了希特勒，其时正是希特勒想要呼吸一下上萨尔茨堡空气的时候。戈培尔闻讯匆匆赶到暗堡。奥托·根舍少校描述这一紧张场面说，“戈培尔拉住元首的两边衣襟，恳求他记住1933 年1 月30 日午夜同戈培尔一起所作的庄严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为总理，入主总理府，他同戈培尔一起宣誓：‘我们决不自动放弃这座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出去！’”
4 月20 日（星期五）戈培尔参加希特勒的生日庆典后没有呆多久就早早地离开去料理他自己的事了。他径直到他的办公室，站在旧式瓷砖壁炉前，把许多纪念品扔进火里，其中有：他七岁时穿着海员服装的照片；他的中学成绩单；他父亲的一叠来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礼的照片；他们毕业班同学的集体照片。最后扔进火堆里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上光相片。这是捷克美人莉达·巴洛娃1938 年赠送给她德国情夫的。
第二天，戈培尔又同他的秘书赫尔·里夏德·奥托和维尔纳·瑙曼在一起，仔细地监督销毁他的日记。这些日记从1924 年收藏起，至今已是册页浩繁了。据瑙曼说，到现在这些日记堆放在“有四个电话间大”的密室里。从1945 年1 月起奥托已经甲缩微胶卷拍摄了这堆日记（虽然这些日记只到1945年3 月15 日止）。维尔纳·瑞尔纳·瑞曼和另一名主要助手、党卫队上尉贡特尔·施瓦格曼受托收藏这些日记，以免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但是，不知怎么的，瑞曼和施瓦格曼疏忽了，有一卷缩微胶卷终于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最后在1974 年传到西方，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发表（例如1978 年出版的《最后的记载》）。即使在这次销毁日记之后，戈培尔仍在黑皮日记本上继续写他简短的日记，到希特勒去世，甚至一直写到次日他自己临终前的最后几小时。
戈培尔处理他的日记之后，便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录音，他知道这是他对日耳曼民族的最后讲话。录音的时候，苏联炸弹震落了天花板上的泥灰。当时在场的莱曼钻到桌子底下，但戈培尔把泥灰从讲稿上掸掉，照常录制他的讲话。然后，他把录好的唱片放进盒子里，以便在尽可能接近末日的时候播
放，但实际上在希特勒去世前几天已经播放了这一讲话。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栋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怪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虽然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及其一家住进暗堡，但出人意外，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星期里却很少互相见面，每天只见面一个小时。事实上，他们的旧日友情明显地冷淡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对任何人（即使对戈培尔）也不愿改变常规，盖尔达·克里斯蒂安称之为“他的刻板的小礼仪”。例如，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同戈培尔在一起吃过饭。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希特勒“几乎不理睬戈培尔。使我吃惊的是元首不停地复复着‘最后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