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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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帐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缨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人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缪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67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
　　伪造英镑。
　　1945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领导人。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由行动两个月。”
　　第二天，当他再一次赴会时，罗夫被美国巡逻队拘捕，并被关进圣·维多尔监狱。但一位神甫设法将他转移到米兰军队医院，后来又送到格迪集中营。在那里，他与吕沃米不期而遇。后者使罗夫获释，并告诉他谈判已达成协议。于是，档案一份份交出。据此，意大利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清洗。由于罗夫提供了材料，米兰特工的镇压行动进行得非常迅速。
　　形势的发展不乏微妙之处：在停战协定缔结以后，保安处的一名高级军官还在教会的支持下在米兰组织逃亡活动！
　　然而，罗夫并不自由自在。共产党对他存有戒心；与他接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力图从他那儿觅取情报。不过折衷的办法总是存在的。罗夫一方面向教会提供情报，一方面向游击队提供档案。他终于使十几名保安处成员从格迪集中营获释。他还保护一些平民先后从克里斯托福罗和卡斯特尔索拉罗镇转移到米兰郊区。当休达神甫让他去日内斯会见红衣主教希札时，往返旅途都得到游击队的保护。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安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潜入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惯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这位前保安处官员有一个亲密的合作者：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甫。神甫仪表堂堂，脸色红润，噪音沙哑。
　　德拉加诺维奇出生于波斯尼亚。他曾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政治统一的狂热支持者。1938　年后，他与“乌斯塔什”首领，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着亲密关系。1941　年南斯拉夫失败以后，帕夫里奇从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德拉加诺维奇遂应聘为爱格兰大学的神学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国的狂热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则成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战争期间，德拉加诺维奇不遗余力，四处活动。他为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接受洗礼（这些改宗的教徒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他似乎不赞成帕夫里奇的克罗地亚人把这种特殊的“改宗”变成他们施行暴力的机会。
　　1943　年，德拉加诺维奇以克罗地亚国家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从各方面说来，这一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瓦尔特·罗夫。两人在伊利里亚·圣·耶罗姆教会所在地维亚多玛塞里长谈了数小时，两人一见如故。
　　“为了阻挡魔鬼的道路。”神甫说，“我要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联盟！”
　　德拉加诺维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了联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来：帕夫里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是，他那过分显露的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后者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离开维亚多玛塞里。
　　不久，红衣主教希礼把他派到日内斯。之后，逃亡分子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办事处。他们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徒。德拉加诺维奇办事处在罗夫逃亡网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下，使大批“有问题”的人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零花钱和通行证逃往国外。
　　1950　年，日内斯办事处被关闭。德拉加诺维奇回到罗马教会。因处境日益困难，他仅在那里隐居了几年。当教皇十八世着手改善罗马教皇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时，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自行引退，从此再也没有跨进梵蒂冈的大门。
　　德拉加诺维奇禀性凶残、刻毒，他至死还与原“乌斯塔什”分子和反对铁托的地下反对派勾结在一起。1967　年，当他参观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里奇支持者在此被处死）时，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人绑架了他。从此，他便销声匿迹了。
　　1946　年年底，瓦尔特·罗夫在米兰的助手中有一个26　岁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施伦堡的合作者狄特匀·凯斯登。他的惊险经历充分展现了逃亡网的活动。
　　凯斯登是在纳粹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他除了他的党内同志外，别无其他朋友。纳粹主义是他的唯一信条。在马林堡全国政治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团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线参战，成为第十帝国团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伤，因而获得伤员勋章和德意志金质勋章。
　　当帝国濒临崩溃之际，他在柏林指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加强营。他是该营唯一的幸存者。凯斯登当时藏在沙森瓦尔德大街一栋大楼的废墟里。起初他想投降，但耳闻的各种消息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终于被盟军逮捕，并被拘禁在马尔堡“分类”营。在那里，他得知他被起诉并被指控参与私刑杀害一名英国轰炸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是1944年11　月飞行起火后在克洛斯特弗尔德跳伞的。事实上，凯斯登当时是在克洛斯特弗尔德担负着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与帝国元帅戈林之间的联络任务，并没有参与此案。1950　年此案复审，宣布他无罪。当初他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营那样，在马尔堡，犯人每60　人编成一组，居住在十分简陋的帐蓬里。帐蓬之间都由厚厚的铁丝网隔开。盟军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对可疑分子逐个审问。他们依据名单和档案，力图查清站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否是国社党党员、党卫军队员或保安处成员。每一个都必须书面写出自己的经历，填写调查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准备接受极其详细的审查。
　　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
　　“和谁联系呢？”
　　“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
　　奥贝尔林多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大家互相回忆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暂时的，况且供应已成了问题。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在这些逃亡分子中有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得了病。阵阵寒雨使冻疮伤口疼痛难忍。牧场上一片寂静。这伙亡命分子与外界隔绝，情绪越来越低落。由原国外保安处乌尔姆分处官员弗里茨负责的供给，现在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怎么办呢？
　　12　月2　日，对这伙人多少起着领导作用的原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分析当时的处境说：“局势紧张，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们只有两个办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里是没有安全保证的。”
　　大部人决定投降。第二天，舍恩弗尔塔姆草原布满了美军。可凯斯登、霍肯海梅尔、两名前林茨盖世太保分子、一个女人及其他几个人没有绝望。在美军到达之前，他们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着瓦莱普山谷，然后顺着山路离开了此地。
　　他们来到被法国人占领的蒂罗尔市，没有引起注意，尔后又渡过莱茵河抵达沃尔格镇。在奥伯尔古尔格村小憩几小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最后一段旅程是相当艰难的。奥伯尔古尔格村的一个山间向导同意带领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险的冰川。圣诞节之夜，万籁俱寂。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们在霍希弗斯特东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终于走出山区，到达默兰后即刻便被领进一座修道院。从此，他们便登上“罗马之路”，踏进了瓦尔特·罗夫的“王国”。他们在默兰呆了几个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的人和一伙嘉布遣会修士负责与罗夫进行联络。1946　年1　月，他们被送到米兰。应该说，旅途十分顺利。虽然有游击队检查，但是没有人搜查火车。在米兰车站，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罗，与其他逃亡分子会合。
　　“我一点也不明白，”霍肯海梅尔说，“在德国，我们被追捕；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们却安然无恙。”
　　一个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处灭绝营突击队队员回答说：“你对什么都感到惊奇。”
　　脱险者有的来自瑞士，有的来自奥地利，他们在日内斯作短期逗留后来到米兰。他们的日子还算平静。人人给自己起了假名并弄到一些零花钱，因而能自由活动。
　　晚上，在城里的小酒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国社党党徒一面喝着西昂葡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肖像下窃窃私语。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强了纪律管束。一个前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一家酒店里酒后失言。从此，他们被禁止夜间外出，晚饭前必须回到寓所。
　　但是，并不是除了安全就没有其他优虑。一阵快慰之后，逃亡分子开始因消息闭塞而感到苦恼。许多人因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仅仅在两三个星期后，就由牧师陪同去了罗马。而其他人则不得不等待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六个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运如何。
　　“在这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提出问题。”瓦尔特·罗夫常常这样说。
　　“这里归谁领导？”一天，凯斯登问他，“可是教士？”
　　“不要无礼！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
　　“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原来，“逃亡网的教士”都是以盟军拘留营官员的身份活动的。几个月以来，欧洲出现了一股搜集情报的热潮。每天都有两名逃亡分子被带到罗夫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的寓所。有两名教士询问他们以往在第三帝国的活动情况。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每一个似乎有趣的情况都被搜集起来，转达到上面去。大部分脱险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谈话。他们知道，对问题回答得越快，他们就能越早获得安全。在高山上与凯斯登结伴同行的盖世太保成员，就是这样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身份证先去罗马，然后去近东的。1946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