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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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笕ソ摹�1946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籍的年轻耶稣会神父。“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徒劳无益地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有两名美国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但被我们揭露了。”“我学会了沉默。”凯斯登回答。他述说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耶稣会神父不时打断他的话，询问具体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稍稍感到轻松了些。“这是你的护照，狄特尔·凯斯登。”凯斯登看了一下递给他的护照。他立刻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说：“您原来是想把我交给盟军！”
“怎么啦？”
“警察一看便会发现这本护照是假的。水印是伪造的。各页的印章颜色也不相同！谁都不会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不会相信我有39 岁。”神甫笑了，又在皮包里翻了一阵。“你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狄特尔·凯斯登，这才是你的真护照。这是一本高质量的护照！”
就这样，凯斯登开始为罗失效劳。在日内斯，他负责与神甫德拉加诺维奇进行联系，并把逃亡分子领到米兰地区的修道院和寺庙。威纳尔·勃洛克道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插曲时肯定他说：“当时凯斯登几乎每次外出时都把自己装扮成教士。”
1947 年3 月，凯斯登不得不离开“罗马之路”前往近东。在此期间，他可能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周折。当时还流传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鲍曼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介绍帝国长官的逃跑情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首先，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 年12 月23 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了！”
根据现有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再现鲍曼1945 年4 月以后的活动情形。当时，这位帝国长官已战胜希姆莱。“海因里希大叔”丢掉了维斯杜拉河军队的指挥权。鲍曼已把国社党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约瑟夫·戈培尔似乎准备支持他。各种迹象表明，一旦大难临头，他可以在罗夫的帮助下逃匿。但是在战略方面，他似乎也犯一些估计上的错误。
当苏联人冲破维斯杜拉河防线，在奥得河的库斯特林建立桥头堡时，柏林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英、美军队继续向前挺进，从黑森林抵达不来梅。苏联人似乎想抢在他们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占领帝国首都。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为了让英美盟军深入德国内地，苏联军队在奥得河边休整几个星期。希特勒推断，双方都希望同时进入柏林，因而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结在敌军会合点，以打乱盟军的进攻。他把东部奥得河前线1/2 的装甲车调给在东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线的舒尔纳陆军元帅使用。
事与愿违。这时苏联人正在正甫维也纳方向和正东奥得河和尼斯河一带同时挥戈出击。红军打乱了最高统帅部的估计。德国武装部队的长官们匆匆向后撤退，准备组织柏林保卫战。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着被包围。鲍曼焦急万分，一切向意大利撤退的路线均被切断。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巢穴呢？
4 月30 日，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阵阵炸弹和炮弹声中，戈培尔、鲍曼、地下避弹室医生斯坦普弗格大夫、总理府车队队长埃里希·林肯卡和党卫军少校奥托·根舍最后一次向他们的元首行告别礼。后者的尸体在离仓们几米远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奋斗，胜利！”曾几何时，他们的信念完了，他们的奋斗失败了，他们被打败了。
铁甲门又关上了。鲍曼回到总理府。几个小时以后，他向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一份电报：
元首已选择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委任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将军派来的西班牙籍志愿军团的士官来到地下避弹室。鲍曼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随后，鲍曼又向邓尼茨发出一份由他和戈培尔联合签署的电报：
元首已经死了，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鲍曼修订了自己的计划。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只有从北方才能出逃。发给邓尼茨的电报显然是他借以潜逃的一个借口。
5 月1 日这一天，鲍曼命令武装部队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向苏联人提出最高统帅部投降的要求，但以保证战败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这一要求后来遭到拒绝）。他还要求党卫军头头解散“狼人”组织的所有抵抗小组。接着，他穿上一套陆军制服和一件深色皮外衣，走向地下避弹室。
纽伦堡审讯时，他的女秘书埃尔斯·克鲁克尔说：“当帝国长官正准备逃跑时，我见到了他。他最转身对我这样说：“‘好吧，再见了！’”
晚上10 点钟左右，一小组人离开了总理府。他们是马丁·鲍曼、埃里希·肯普卡、希特勒青年团团长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四个人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后，到达维登塔梅尔桥。阿克斯曼认为只要德军的装甲车行动灵活，是能够冲破苏军坦克封锁线的。但实际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一辆掩护他们前进的装甲车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爆炸了。由此，人们对鲍曼的下落便众说纷纭。
1946 年7 月3 日，肯普卡断言：“鲍曼肯定在那辆先头坦克爆炸中被炸死了。我认为他当场就已死去。”希特勒的座机驾驶员汉斯·保尔（1962 年11 月16 日被审问）以及阿图尔·阿克斯曼都持同样的看法。但他们的具体陈述则毫无一致之处。
人们以为已死去的前宣传部国务秘书威尔纳·诺曼1950 年在迪塞尔多夫露面。他持相反的看法：“鲍曼当时安全地逃出了柏林。”
当时，坦克爆炸时，诺曼刚刚追上鲍曼、斯坦普弗格和肯普卡。他们知道这里苏军的防守十分严密，难以突破，便决定朝另一个方向逃去。这个小组开始时向施普雷河方向进发，接着沿铁道一直走到勒尔特车站。但车站已
被苏联人占领。双方交火，但无一人受伤。于是，大家决定分手。鲍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以及其他两名在途中相遇的军官结伴而行。阿克斯曼自个儿走了。威尔纳·诺曼也独自一人离去。
不一会，阿克斯曼又被迫折回。当时，在离因瓦里登大街不远处的铁轨旁，横着两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马丁·鲍曼和斯坦普弗格。”阿克斯曼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们的脸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仰躺着。我摸了一下鲍曼，他没有反应，呼吸也停止了。但我既没有看到伤口，也没有看到血。枪声还在响，我只得离去。”
其他见证人证明，鲍曼被埋在离那里不远的莫比特老区市场。1964 年根据西柏林市长的命令，在现场进行挖掘。什么也没有发现。
1952 年，一个叫佩尔特·弗朗兹·古邦斯基的人向因斯布鲁克的警察当局报告：1945 年12 月12 日，我把鲍曼从巴伐利亚的赖兴哈尔送到意大利边界。当时我没有辨认出是他，因为他蓄着小胡子。
阿图尔·阿克斯曼可能是弄错了。诺曼的说法符合实情。威纳尔·勃洛克道夫等几位作家的解释及我们获得的材料与一般看法相似：这只狡猾的狐狸确确实实逃走了！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撤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 月2 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德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逻部队。5 月7 日，他们来到霍恩利森，10 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海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 月12 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 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无清晨。四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 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四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 月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 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干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 年4 月，鲍曼决定会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 月4 日，鲍曼来到日内瓦。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着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甫的寓所。后者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 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1951 年6 月，这位前帝国长官离开了意大利，和四个克罗地亚人从那不勒斯乘一艘意大利轮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只在那里逗留几天，小心翼翼，竭力回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国侨民领袖。只有极少数几个知道他来到阿根廷。他们在靠近智利边境的巴利罗切西部为他买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后，鲍曼才恢复与罗夫的接触。1952 年夏天，罗夫陪同鲍曼去巴塔戈尼亚作过短期旅行。
同年，他离开巴利罗切，在巴西和马拉圭接壤地区购买了一处更舒适更安全的寓所。这时，在欧洲又开始流传有关鲍曼逃亡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鲍曼让人在当地德国侨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还让他的朋友在离巴拉圭松林30 公里的伊塔村举行了一次假安葬仪式。1960 年，根据彼恩当局的要求进行了挖掘，开墓后查证。死者是一个几年前死去的名叫霍尔蒙西亚的巴拉圭公民。
从此便流传着种种关于鲍曼行踪的传闻。有人说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见过他，有人说在西南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热带丛林中见到过他。但每次搜查都一无所获。
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几年来，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人员多次向他“透露”鲍曼的藏匿处。他说，这些报告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鲍曼隐居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罗切和瓦尔的维亚之间有一个“禁区”，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鲍曼居住在某地的证据，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4小时后，我就会失踪。”他写道。
1962 年5 月，一位维森塔尔的合作者与帝国长官的前女管家保拉·里埃格莱取得联系。女管家始终跟随鲍曼的妻子，直至后者于1945 年逝去。她说：“我肯定他还活着。”
勃洛克道夫认为，马丁·鲍曼1967 年还隐居在上巴拉那。“除极少数人外（其中包括门格勒博士），他几乎不与当地的其他任何德国人接触。1955年以后，他甚至再也没有见过罗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围垦荒种地的人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佛来米人和荷兰人。这支‘农民军’负责他的安全。”
鲍曼可能在着手撰写国社党从掌握政权直至崩溃的历史。他放弃了建立秘密纳粹党的计划。但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 岁的米兰少女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 年3 月6 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四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