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3-资本的冒险-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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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的CEO。他适合干这个工作。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超级武器（2）

　　　　纳尔逊生于1888年密苏里州的汉尼拔。毕业于密苏里大学，获得化工学学位，并曾计划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他先去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了一名化学工程师，并度过后来的30年。很快他就不再从事实验室的工作了，进入了管理工作，然后就沿着公司的职位一直稳定地上升着。　　　　
　　　　在20世纪30年代，西尔斯公司仓库中有大量的存货，销售项目超过了10万项，从帽子的别针一直到预制房屋。那些年来，纳尔逊在西尔斯公司的首要工作就是弄清楚零售与销货清单中要有哪些项目，找出谁来制造和在哪里销售，注意商机何时何处才会出现。当然，这对军工生产部的主管工作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训练，因为纳尔逊对美国工业的深度和广度已经相当熟悉，这是美国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一旦他进入军工生产部，他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他必须确定，要赢得战争，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合作；第二，他需要储存美国现有的原材料和工业资源；第三，他要找到一些方法以弥补那些缺口。　　　　
　　　　一个直接的短缺就是橡胶。天然橡胶大部分产自于东南亚，当时却为日本所控制。于是，巴西的野生橡胶采集（这一行业在20世纪初因为无法与种植橡胶进行竞争，已经崩溃了）又复活了。另外，一些可以在美国生长的橡胶植物，如银胶菊，也开始培植。但是，正是合成橡胶使美国度过那些岁月。1939年美国还没有合成橡胶业，而1945年，美国的合成橡胶业的橡胶生产已为82万吨。尽管橡胶的供给已经可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人们还进一步地进行着努力，战争岁月就是漏气车胎的光荣历史，长期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纳尔逊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决定什么东西应该先生产，什么东西可以等一等。空军需要轰炸机；海军需要驱逐机，它们现在就要。但是，在生产的初期，如果要生产所有飞机，那么铝就不够了。军工生产部必须决定先生产什么，还要让陆海空三军不要太焦急。　　　　
　　　　军工生产部分为几个“行业分部”，每个分部负责一个特殊的行业，承担的任务是要准确知道这一行业的每一个工厂可以生产什么，现在正在生产什么，计划中还要求它在将来生产什么，以及它还有多少存货。这些数据一路直接送到军工生产部全面负责材料、分配、生产及流程决定的部门。这些部门对设备和材料的订单相互权衡，进行评估，排出先后次序，然后送到负责生产的工厂，同时附送一份授权书（这些授权书具有同样的优先级）以确保稀缺原材料的供给。　　　　
　　　　从手边的这些任务来看，军工生产部很快就成了华盛顿战时政府最大的部门，这一点也不奇怪。1942年年底前，其雇员总数超过了2。5万人。它每天的耗纸量相当于一份规模很大的报纸。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体系还可以运转起来，而在它做这些事的时侯，美国经济在1940~1942年间增长了125％，从886亿美元增长到了1　987亿美元。　　　　
　　　　更令人吃惊的是，私人经济在如此巨大的战争生产需求中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全国约25％的男性工人从事陆海空三军的生产居然对之没有任何影响。　　　　
　　　　劳动大军中的士兵和海员的位置被Rosie…the…riveters军团所替代（其结果是他们现在还在为美国社会努力工作着）。而且，尽管一些产品（如新型汽车）无法生产，其他产品（如轮胎、汽油和红肉）也实行严格配额，但是，相对于其他交战国来说，国内经济以高得多的水平向人民供给。在整个战争中，美国经济不仅生产枪支，而且生产黄油（或最起码是人造黄油）。实际上，在战争的末期，美国经济的国内供给，相当于1939年时的情况。　　　　
　　　　唐纳德·纳尔逊这个名字，在今天只有那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才知道。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他负责生产了赢得战争的美国超级武器。这个武器不是原子弹，而是美国经济。因为唐纳德·纳尔逊以及那些在军工生产里从事着极其复杂且没有报酬的工作的人们，美国才能使用80年前尤利塞斯·S·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和内战时期的将领）所使用过的同样的计策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压倒性的人数和物资组织起来，然后，用它们来重重将敌人击倒在地。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

　　　　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罗是这第一轮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　　　　
　　　　杜罗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将黄金藏匿起来，于是，黄金开始不断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为6　400万盎司，远低于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　　　　
　　　　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向摩根伸出了求援之手。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募集了1亿盎司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使用各种金融手段，使黄金不再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对市场的监管促使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现，但其结果却证明是无效的。　　　　
　　　　1954年，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富实力的军事部门，同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他主宰着美国的汽车商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而查尔斯·威尔逊先后将通用汽车总裁和美国国防部长的职务集于一身，可见一个人在半生中能进行多大的角色转换。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1）

　　　　像1066年、1492年和1776年一样，1929年是一个马上能够引起群体记忆的年月。因为那一年不仅仅是股市崩盘了，而且是一次大崩溃。破产的投资者和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常被人们想像成冰雹在那恐怖的岁月里、在曼哈顿区大量降落（事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人认为大萧条就是由此造成的（事实也非如此）；而且，就我所知的这些情况来说，有些人还以为股市崩溃迫使工人流向了加利福尼亚，可这是由于干旱所致，更不必说是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曾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想像了。　　　　
　　　　当然，自此之后，1929年大崩溃就正好被用来吓唬人。像出现在华尔街的暗指此事的“非理性繁荣”这句话（这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竞选时说的）、电视访谈、自由论坛以及其他地方的那些自封的名人就开始用不祥的语言来讨论1929年大萧条。　　　　
　　　　但是，1929年仅仅是美国经济史上无数次股市崩盘的案例之一。像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及1907年，都是同样的可怕，而且每一次都标志着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因此，回过头来看一看华尔街发生在1792年的第一次崩盘（那次崩盘发生的时候，华尔街上的很多房屋还都是私人住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然而，使这次崩盘更有意义的就是政府处理这次危机时的做法。　　　　
　　　　在这一次纯粹的历史巧合中，像我这样的人并没有进入失业名单，而其中的一个主要牺牲者的名字叫做沃尔特·利文斯通。1998年，他的第五世曾孙曾被暂时任命为白宫的发言人。　　　　
　　　　使得沃尔特·利文斯通遭受不幸的是一个名叫威廉·杜罗的人。杜罗于1747年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西印度的一个成功的种植园主。杜罗在伊顿接受教育后，加入了英国军队，与罗伯特·克莱夫将军一起服役。他花费一些时间来管理他父亲在西印度的产业，然后定居在纽约州的北部。他从皇家海军那里取得了一份获利丰厚的合同，向他们供给桅杆和船柱。　　　　
　　　　然而，当美国革命开始时，他却与革命者站在一起，并被选进了北美议会。他离开议会后，赚了很多钱，提供给北美军队，并与凯瑟琳·亚历山大（后来常被人称作“基蒂夫人”）结了婚，他父亲是极其富有的威廉·亚历山大将军，将军宣称自己是隐居的苏格兰斯特灵伯爵（这一说法很可能没有任何依据）。　　　　
　　　　革命后，杜罗和他夫人在他们纽约的大厦里过着差不多与皇家贵族一样的生活，奴仆穿着制服，一顿简单的晚餐也要上15种不同的葡萄酒。他所以能享有如此的生活方式，是由于18世纪80年代里一系列的金融妙策，包括土地和革命债券的投资。1785年，按照联邦条约，他被任命为国家政府财政委员会的部长，这是一个特制的职位，可以获得内部消息。1789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的夫人是杜罗夫人的侄女）任命他为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财政部助理部长。　　　　
　　　　汉密尔顿自己是很诚实的，从未想从他政府的任职上获利，也未曾想到用内部消息来帮助他的朋友。杜罗却不是这样守规矩。当弗吉尼亚的亨利·李要他的朋友汉密尔顿提供关于财政部偿还计划的时候，汉密尔顿拒绝告诉他任何事情。但是，威廉·宾厄姆，费城的一个富人，杜罗的密友，却对未来相当有信心，他从阿姆斯特丹借了6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希望能从联邦券的投机中获取较高的利益。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在联邦证券上投机，杜罗消极地服从，而不是真心实意地遵守。但是，他一直对与财政部的关系感兴趣，特别想获得的是这个名誉，而不是对工作本身感兴趣。　　　　
　　　　1791年底时，杜罗与亚历山大·马孔姆结成了合伙关系，马孔姆是纽约最有钱、最显赫的人士之一。他们将一起工作一年，进行股票和债券的投机。在实际合作中，合同要求将马孔姆的金钱与杜罗的投机才能及其财政部门的内部关系结合起来。到这一年底，他们平分所获得的利润。　　　　
　　　　当时有流言说纽约银行将被美国银行收购，并且说纽约银行将成为美国银行的一个分行，所以杜罗就开始购买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纽约银行的股票肯定要上升，杜罗和马孔姆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利润。但是，杜罗可能是玩得过火了点。他在与马孔姆合作的账户上持有多头，而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纽约银行的空头（卖出他所没有的股票），他希望股价可以下跌。因此，在公开的场合，杜罗打赌说纽约银行肯定会被接管，而私下里却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如果收购失败，杜罗和马孔姆都将遭受损失，可是杜罗这方面却可以获利。但是，因为他与马孔姆的合同上规定他可以使用马孔姆的钱，而不是他的钱，所以，杜罗背弃盟友的损失仅仅是他的名誉而已，看上去，这个牺牲他是很愿意付出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2）

　　　　汉密尔顿并不知道杜罗表里不一的行为，然而却对其投机行为感到胆寒，“这个时候，”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有一个分界线，以区分诚实者与流氓，将高尚的基金股东及商人与完全不道德的赌徒区分开来。”当然，寻找到一条分界线，一直是华尔街和政府的高明之士的愿望，只是其结果是徒劳的。　　　　
　　　　杜罗投机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也成了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他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的错。很多人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借钱给他，也想加入他的行列中来。就是在这个时侯，沃尔特·利文斯通借给他20。3万美元。大家要想知道这笔钱在1792年是什么概念，就请考虑一下：1828年时，也就是整整36年之后，曾有一个纽约最富有市民的排行榜，这可能是第一个“福布斯400”排行榜了。尽管那时纽约市的人口已增长了3倍，但是，只有56个市民的身价不低于10万美元。　　　　
　　　　杜罗开始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以备在将来时刻进行交割，他希望价格上升，从而能在交割日期到来之时偿还债务。但是，杜罗还从利文斯通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购买了银行股票，这些人的操作跟他们的亲戚沃尔特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希望股价下跌。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从银行存折里提取黄金和白银，从而收紧了当地货币的供给，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言之，他们制造了信贷挤逼。利息率迅速上升，每天达到1％。　　　　
　　　　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