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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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58年春夏之际，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完成了并社。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一社大约容纳160户农民，新的大社规模与日后人民公社相似，各地又有区别。河南是最激进的地区，大社规模最大，每社约有4000户，辽宁平均为2000户，北京大约1600户。　　　　　
　　　　很多地方的大社规模与原有行政区划重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行政区有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也方便。结果是，合并之后的大社既有支配生产的权利，又具有行政权力，实际上是在向政社合一转变。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对刘少奇、周恩来描画了未来我国乡村的前景。毛泽东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陈伯达跟得快。1958年春夏之际，他受毛泽东之命筹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由他出任总编辑。1958年7月1日，刚创刊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此文称赞湖北鄂城县旭光农业社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工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使用“人民公社”这一名称。　　　　　
　　　　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又发表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个演说。陈伯达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此文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全党组建人民公社。　　　　　
　　　　当时《红旗》在全党有着极大影响力，各地见到文章闻风而动，以河南动作最快。7月中旬，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此之前，各地新组建的大社有叫集体农庄的，有叫国营农场的，个别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那里248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6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这里已经挂上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招牌。毛泽东看到这个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　　　　　
　　　　这是毛泽东亲临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9日，毛泽东到山东，对省委领导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报道之后，人民公社在全国如火如荼冒出地面。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最急迫也是最大的议题有两项，一是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原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没几天，《红旗》杂志就与河南省有关部门共同拟出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毛泽东在8月　　　　　
　　　　7日得到这份简章，说是“如获至宝”，亲自修改。修改后的《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北戴河会议召开当天，毛泽东就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2）

　　　　9月1日，《红旗》全文刊载这份简章，成为全国办公社的样板。北戴河会议诞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信心十足，他说：“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　　　　　
　　　　在毛泽东催动下，不少理论家的脑袋也发起高烧，纷纷对人民公社做出　　　　　
　　　　“深刻”解读，说得天花乱坠。后来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的关锋，在《哲学研究》杂志1958年第5期发表文章《略论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会发挥关键作用。他甚至预言，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的固有职能将会消失。关锋的朋友、另一位理论家吴传启在1958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一文。他论证说，人民公社将会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所要完成的全部社会、政治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工农差别，并且废除国家本身。人民公社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生产组织，还是生活组织。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又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单位的胚胎。　　　　　
　　　　今天的青年读者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人民公社？　　　　　
　　　　一是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很深。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原来，公社这一名称是从19世纪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是从欧洲中世纪搬来这一名称。在中世纪的欧洲，“公社”是指实行自治的城镇。19世纪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他们的构想中，公社成员财产公有，取消社会分工，按需领取消费资料。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深受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新村运动”影响，打算在长沙岳麓山建立具有公社性质的“新村”。他在1919年12月撰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详细介绍了建设“新村”的计划。　　　　　
　　　　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文说过，毛泽东特别喜欢东汉张鲁。1958年12月7　　　　　
　　　　日，毛泽东读《后汉书·张鲁传》，写下批语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泽东称赞张鲁的“神道治病”，说这种“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在他统辖的地区不设官吏，靠“祭酒”来治理，则“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12月10日，毛泽东将《张鲁传》和他的批语印发给在武汉出席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　　　　　
　　　　①　　　　　
　　　　三是战争年代的生活强化了毛泽东这种思考。在战争中创建的农村根据地，长期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每个根据地往往工农商学兵俱全，自给自足，被迫采用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吹一下，把实际生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增长的情况吹一下。　　　　　
　　　　另外，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也使毛泽东认为，发展生产力和科技创新，都可以搞群众运动。过去运动中的某些做法如统一调配劳力，无偿调拨生产生活资料，没收地主财产“共产”等等，也可以搬到公社化运动中来。　　　　　
　　　　人民公社强劲的“共产风”，与毛泽东上述思路有密切关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二十七部分写道：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委作出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县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11月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见到范县的规划，格外惊喜，当即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②　　　　　
　　　　薄一波说，这种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指示在农村中引起极度混乱，从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比范县可要快了许多，范县要3　　　　　
　　　　年，而跑马乡却不用1个月。这位书记在会上大讲一通共产的美景和共产的好处：所有家庭统统消灭私有财产，不分你的我的，拉平贫富，一切东西都可以共享。　　　　　
　　　　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直奔商店，拿空了商店的东西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走。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　　　　　
　　　　当时，农村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实行免费吃饭。报纸都说这是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说，河南办了32万个公共食堂，解放了600　万个妇女。　　　　　
　　　　还有的公社实行“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红白喜事、理发娱乐等等一概免费。当时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958年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3）

　　　　8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吃饭不要钱”。柯庆施说这话的时候，公社化的浪潮正从农村滚滚冲向城市。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的一个报告说，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　　　　　
　　　　218个，以大专院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民为主的　　　　　
　　　　41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9个城市总人口的97％。一度颇有名气的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和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都是1958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在1958年10　　　　　
　　　　月发出指示说，农村要尽可能举办公共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发展到391万个。毛泽东视察了安徽一个公社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了。1959年元旦，上海各报以《300万人欢呼吃饭不要钱》的大字标题，宣布上海市郊县农民自即日起全部实行吃饭供给制。　　　　　
　　　　1958年10月底，有4亿农民在公共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　　　　　
　　　　％。“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显然，这种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介绍了当时一个农民给他海外的亲戚的信。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所有的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远房的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他家的财产以躲避公社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每个公社都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一个人民公社的规模大致相当于原来的28个合作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797　　　　　
　　　　个农户。公社成立之日，社内原有的合作社和农民的全部财产即归公社所有。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指令下属各村庄必须抽调若干人，自带砖瓦木材，在指定地点建起305间畜舍，然后从农民家中牵走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多只鸡充入其中。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报纸称为“白手起家”。农民家中的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都是　　　　　
　　　　“共产”对象。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当时，社员家里的一点财产还遭到这样的命运，还谈什么私营经济呢？统计数字表明，此时中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1）

　　　　介绍和评论“大跃进”运动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不再详细论列。这里只是从“大跃进”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角度作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供给制与私人财富增长是完全对立的两码事。在中国，供给制的调门儿高了，私人财富、私营经济就没有发展余地，甚至无法藏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说，理想的农村组织，不仅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要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有化。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推行供给制的目标。　　　　　
　　　　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制度变革的峰值，就是供给制的复苏与实践。当时，从上到下都有很大的一股力量推动供给制出台，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　就是例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篇奇特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先由上海《解放》杂志发表，受到毛泽东欣赏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又在“文革”中再起余波。　　　　　
　　　　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是张春桥。　　　　　
　　　　200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4版最下方发表了一则题为《张春桥病亡》的简短消息：“新华社5月10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历史的沧桑令人慨叹。　　　　　
　　　　张春桥，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5岁起在报刊发表文章，1938年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政研室主任。当时，张春桥实际上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