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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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成6个组，名曰“神仙会”，即无拘无束，像神仙聚会一样，轻松漫谈。
6日，朱德在中南组发言说，供给制就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公共食堂办不好，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3日到10日，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7次发言。彭德怀说：近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毛主席没有责任？上海会议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北戴河会议之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开了。“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
彭德怀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其直言敢谏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10日，毛泽东根据会议情况召集组长谈话，安排会议到15日结束。毛泽东在谈话中要求大家对形势要有全面认识，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说得不偿失。毛泽东还批评党内有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的谈话传达之后，彭德怀感到会议又沉闷了，“左”的东西压力还是很大，因而“非常忧虑”。他看到会议即将结束，觉得如果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严重性，势必还要影响今后发展。他联想起近来的眼见耳闻，给毛泽东写一封信的念头在心里酝酿起来。当然，他万万没想到这封“万言书”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曾经到湖南湘潭了解情况。先到家乡乌石，再到韶山，后又到平江、株洲。一路上发现粮食数字弄虚作假非常严重，他感叹道：“这样的假造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乡亲们希望彭老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平江一位老红军寄给他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拣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鼓咙胡”系引用古代方言，即私下里小声讲讲。
与此同时，一些党的干部秉公直言批评1958年蛮干胡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李云仲等，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写报告，或在会议上讲话，勇敢地揭露和批评共产风、高指标的危害。还有人指出，在1958年，“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成为主流。
党内外的焦虑与忧愁，深深地撞击着彭德怀。
彭德怀思虑再三，于13日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4日将信送给毛泽东。
这封信分甲乙两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甲部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其中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彭的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部说：过去一段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不正确。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另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普遍滋长，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彭德怀认为，纠正这些“左”的倾向，比反掉右的保守思想还要困难。
这封信是中肯的。今天看来，它的不足之处，恰恰还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信中指出问题是具有政治性的，毛泽东不能接受。再有，这封信谈到指导思想有“左”的错误，也为毛泽东反感。第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比较刺激，几乎等于说1958年的问题与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相同，因而惹得毛泽东大怒。
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印发与会者，请大家讨论，会议因讨论彭德怀的信而延长，并且急转直下，一场风暴起于青萍之末。
“东风压倒西风”庐山会议（2）
19日，在小组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发言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公社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黄克诚还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总的来说得大于失。但从具体情况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生过火。这就只有失，无所得。周小舟还说，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
一贯敢于直抒己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21
日的小组会上做了3小时长篇发言。在他发言之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曾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少说话。但张闻天没有听胡的劝告，还是在小组会上坦陈己见。
关于私人财产问题，张闻天说，不能否定个人利益，要保护个人所有制，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彭德怀的信本意是好的。前一段时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造成比例失调，损失很大。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使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还造成不好的风气，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张闻天说，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结果欲速则不达。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是不行的。他说，要造成一种空气和环境，使下面的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提不同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赞成彭德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他还支持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
这三个人的发言，被指支持彭德怀。
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指责彭德怀。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对办公社的热情不能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不要动摇，有一部分同志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另外，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些同志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
此刻的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的意见是一股右倾思潮，同国际上赫鲁晓夫掀起的反华浪潮相呼应。不打败这股“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站不住脚。因此他断然放弃了纠“左”，转而去反击他认为已经成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基于这种错误判断，29日，毛泽东决定8月2日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7月31日到8月1日，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说在过去的31年中，同彭德怀的关系是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还说彭德怀的信是反中央的，彭德怀历来有野心，想用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朱德在发言中温和批评彭德怀，被毛泽东当场以“隔靴搔痒”四个字加以讽刺，朱德立即闭嘴。受毛泽东之命临时赶来开会的林彪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招兵买马，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说，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不要打这个主意。最后，彭德怀表示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可以作田。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3日起，会议分三个大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批判斗争。周小舟在私下说过的“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更是火上浇油。
13日至15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大会上检讨，承认组织
“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反对党、反对毛泽东。会议批判进一步升级，逼迫彭德怀承认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16日，毛泽东再次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对彭德怀等人做工作，采取帮助态度。在这一天，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①
同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之后闭幕。
17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反右倾”运动。
据1962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统计，几年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65万人之多。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约55万人）的人数。
亲历庐山会议并遭受严重迫害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说，庐山会议的严重恶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在八大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远离八大路线，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夸大到不应有的地步。到了庐山会议，毛泽东又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和党内矛盾，情况更为严重。这一理论不断升级的结果，最终出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李锐认为，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同时，庐山会议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巨大的挫折和损失。
“东风压倒西风”包产到户三度悲情（1）
1958年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造成的恶果，从1959年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在1959年—1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在乡下蔓延。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发现有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视为“四病”。
在生存重压之下，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农民走投无路，被迫行使“免除饥饿的自由”。1959年7月到9月，包产到户再度静悄悄地蔓延开来。
何谓“再度”？原来，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省永嘉县农民就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这个县24岁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发现农民对合作化抵制得很厉害，普遍窝工怠工。于是，他在县委支持下，采用包产到户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极佳，结果包产到户之火烧过县界燃向整个温州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首次试行包产到户。不幸的是，这次试验被诬为“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半途夭折。李云河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1959年夏季，迫于求生，又有人再度出头。新的带头人是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叫耿起昌。1958年的乱折腾把耿书记烦透了。他认为，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太死，剥夺了农民自由，农民没有积极性。他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这一切都不对。因此，他在1959年5月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他要求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还说：“长期固定下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新乡地区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回到了一家一户。
洛阳也壮起了胆子。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推行了“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3年不变”的办法。全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包产到户，
1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
1956年—1957年的包产到户，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而1959年的包产到户明显是抵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59年包产到户的人们借用了时代口号，以求减少迫害。比如河南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实施者说：
“包产包工到户，符合多快好省原则。”“多快好省”是1958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口号。总路线全文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止河南，江苏一些地方也把农活全部包产到户，叫“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社员干脆说：“土地分到户，耕牛回老家。”
在湖南，农民们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农民们埋怨说：“共产党为什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是了，生产生活随我搞。”
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有的队取消了集体劳动。
为什么河南等一些地方领导人胆量这么大呢？
也有原因——中央在1958年底到1959年夏季的若干次会议上退让了，把人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实质是退到原来的初级农业社为基础。这样，人民公社保持了一个架子，可伸可缩。中央还决定可以实行“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即更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的一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给生产队，其余作为奖励归小队支配。
一些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个风向，才敢于试验。不过，他们比中央退得更彻底，干脆退到了家庭。反正大家都是退，多退一步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官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庐山会议突然从纠“左”转到反右，风向大变。
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寻找典型，雷霆万 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包产到户这一帮人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