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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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条”还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与比较注重经济问题的“前十条”相比，“四清”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经济上的“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变成了“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的预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显然，“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3）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罪状。“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指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至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形‘左’”指的是派出大批工作队；“实右”，指刘少奇否认“四清”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否认“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起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搞掉，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对“四清”失去了兴趣，他已经找到了更好的阶级斗争形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2月15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
当中，“四清”运动遂不了了之。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54页。
在庐山会议上为农民个体所有辩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2年支持包产到户。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北京市民把家里的铁制用具送去炼钢铁。
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上卷
跌倒与消失
（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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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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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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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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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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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公私合营转为国营”（1）
“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公私合营转为国营”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私营企业可言，为什么还要写这一章呢？
我们站得高一点远一点，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传播的思想，与中国私营经济跌宕的命运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斗“私”字，反复批判“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复辟”，要求人们“灵魂深处拼刺刀”，结果在国人心目中大大加重了“私”的原罪观念。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步履蹒跚，一些人的观念久久转不过来，不能说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与此有关的事件、思想，仍有提及的必要。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挟着电闪雷鸣在全国7亿人民头上猝然爆响。
用作家萧乾的话说就是：“天塌了！”
杀气腾腾的讲话、文章和文件一个接一个。
1966年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语出惊人，作了一个“反政变”的讲话。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几千年历史上大的政变经过，然后揭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联合起来搞颠覆”的“问题”，一再强调要警惕他们搞政变。他说：“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
林彪这个讲话，不但极“左”，而且十分诡异。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毛泽东尽管不安，还是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攻击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校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破坏文化大革命”。历史学家认为，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
正式开张。大字报说：“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令人瞠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修改的这篇社论，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题目吓人，语词更激烈：“资产阶级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感情，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
毛泽东的支持，使得尚在争议中的红卫兵运动插上了翅膀，立即飞向白山黑水，直到布达拉宫脚下。
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揭发批判刘少奇，开头就热烈赞颂北大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①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决定》说：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在一天比一天炽热的烈焰燃烧之中，9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该转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工作另行安排。”“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合作社。
在当时政治氛围之下，这样的政策势在必然。
请看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的电讯：
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最近几天在广大工农群众热情支持和配合下，向“四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苏州采芝斋糖果店砸掉了挂了几十年的老招牌，换上了
“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该店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在此讲学而得名的，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小学。在南昌，黄庆仁药栈的职工拿起铁锤，砸掉挂了140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灭资药店”的新招牌。吉林省通化市各中学出动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旧招牌，改换街道名称。吉林市红卫兵小将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
再看看上海的情况。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公私合营转为国营”（2）
上海各学校8月上旬出现体罚“牛鬼蛇神”的野蛮现象。许多人戴高帽子游街，最重的高帽子有10公斤，高度则有超过两米的。资本家被游街的数不胜数。被斗争者稍有不从，便遭拳打脚踢。“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一类蛊惑人心的口号流行甚广。
红卫兵把静安区、长宁区改名为“延安区”、“战斗区”。南京路、淮海路改名为“五洲大街”、“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名为“人民战争饭店”，桃源新村改名为“燎原新村”。
公私合营的工厂商店，被造反派们说一声“公私岂能合营？”就一律取消合营，成为国营。甚至连商店的“商”字也犯了忌讳，通令去掉。
西餐店里的高级面包，饮食店里的全家福、八宝饭、虾仁面，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橱窗里陈列的进口货统统藏了起来，连指甲油之类的化妆品也消失了。古玩店、咖啡馆、弹子房，都被勒令停业，服装店接到命令不准缝制“奇装异服”，理发店不准理“大包头”，皮鞋店不准出售尖头皮鞋……
“破四旧”很快发展成为抄家。由于在抄家过程中搜查到一些收发报机、枪支弹药、国民党旗等物品，抄家遂蔓延全市，持续一个多月。整个上海没有一个里弄、一个村庄是空白点。凡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清”运动重点对象，乃至被视为流氓阿飞者，都被抄了家，而且无需任何人批准。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有15万余户被抄家，占当时全市总户数的6。5％。其中，“地富反坏右”约占5。7万户，大小资本家约占5。2万户，其余则为一些知识分子、少数干部和民主人士等。抄走的私人财物有黄金数十万两，首饰珠宝上百万件，现金、存款、公债数以亿计，书刊字画以百万计。且不说法律受到严重摧残，由于缺乏必要手续，抄家物资账目不清，保管不善，使后来的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极其困难，更有不少人混水摸鱼，偷盗财物，大发横财。
进入9月，上海形势愈发混乱，武斗成风，特别是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打得更狠，至少1万人受到严重摧残，死者不计其数。
怪不得各地资本家们忙不迭地在自己原有的店铺或工厂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剥削罪行，死活要求将公私合营改为国营，自愿放弃定息，请求红卫兵宽恕。许多资本家还在自己家门口或附近街道贴出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以求减轻处罚。
至此，作为私营经济余音的定息，画上了句号。但是，思想方面的清算和斗争，还将在“文革”中大幅深入地展开。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五七指示》解读（1）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①
《五七指示》发表30年了。实践的检验，使我们有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真正含义。30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下面介绍一位中国党史学者王禄林的研究成果。他的《〈五七指示〉初探》收入多种文集，这里引用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回首“文革”》一书刊载的文本。
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新世界的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
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五七指示》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文革”期间，“把各行各业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为时髦。《五七指示》确实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它为我们描绘了毛泽东头脑中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致轮廓：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军人要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农民、学生都是这样。《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小社会。正像当时报刊解释《五七指示》培养目标时所说的一句顺口溜：“拿起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