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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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这一指示后来在部里又作了正式传达。从此，“兴无灭资”这一“左” 的口号便在报刊上销声匿迹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再次谈了“兴无灭资”口号。
邓小平说：“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①
邓小平洞烛先机，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有些人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名，阻挡改革开放。这既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屡次遇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私营经济成长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困惑。
再来谈谈“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落实到操作层面的口号。
胡绳在1994年6月16日、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中说，毛泽东认为，人们的任务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割资本主义尾巴（3）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1963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直到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①
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
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凡发现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部分财产。这就是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但是，虽然措施如此严酷，城乡老百姓还是想尽办法捣腾点私活，以求生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
后写文章回忆说，当初他们下乡“搞社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给社员丈量自留地，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放宽标准，私下允许农民有限地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弄一点口粮。江苏、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在“文革”中也没有取消“社队企业”，并且允许农民包揽一点机修、电工、建筑、养殖、兽医、缝纫等私活，允许农民搞一点“自由市场”，互通有无。这是后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先于全国崛起的基础。
在城里，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缓解了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
这是人性使然，是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自发反抗。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1968：5厘钱引起激烈辩论
“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发布机构，这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布置给民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各条战线实际，“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
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可是全国都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其实，街头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正式出版的国家报刊不直接点刘少奇的名？
还在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到这一年10月方才完成。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按当时说法，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问题不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极不正常的是，原八届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80名）中，被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罪名的竟占总数的71
％。
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然而，事在人为，全会开始第一天，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临时挑了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这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又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等共74人“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不到与会者半数。①
这次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终于最后铸成。全会公报宣布“一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一致通过”并不符合事实，少了一票。全会举手表决《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陈少敏故意趴在桌子上拒绝举手。其实，在表决之前分组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就表示不同意，因而遭到康生、江青一伙围攻。陈少敏的名字因此永远刻在人们记忆之中。这位女中豪杰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8年入党，1932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一些中原地区的老同志都熟悉她：“她叫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毛泽东亦曾称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1945年，她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全国总工会工作。1956年8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康生在全会之后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康生、江青怀恨在心，借故将她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上了半身不遂，于1977年病逝。
全会之后，全国报刊大规模批判刘少奇。
在全会前后多如牛毛的大批判当中，笔者挑选了一篇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时的中国人疯了？对于合理的私人利益，何以贬低打压到这种程度？
可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中卷，在“1968年”条目之下，引用了一篇“文革”中发表的文章，题为《5厘钱引起的一场辩论》。文章说：
1968年春，在山东即墨县营上公社王家后戈庄大队第三生产队，为5厘钱发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队里的牲口饲料不多了，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抽不出劳动力去割草。队委会决定，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割青草，每斤奖励5厘钱。
决定公布之后，在社员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发动学生割草首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为革命而割草的教育，并给予合理报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钱”字当头，是把人们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邪路上领。
另一种意见认为，5厘钱1斤青草，队里和个人都有利，学生干起来有劲，队里也解决了牲口饲料的不足，是件好事。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引起了大队的重视。
一天晚上，大队几位领导来到这个生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伟大教导，接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贫农社员刘平礼说：5厘钱乍看起来是小事，可它给学生种下的是一条“私”根，这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赫鲁晓夫就是想用“金钱挂帅”、“物质刺激”
这套黑货，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小利，引诱我们走资本主义邪道，用“私”字腐蚀咱们的灵魂，想让咱变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青年社员刘振说：5厘钱事小，走什么路事大。“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中国赫鲁晓夫毒害咱贫下中农的砒霜。中国的赫鲁晓夫说“物质刺激”见效快，“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呸！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咱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大寨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记工法，咱贫下中农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不计较工分，不计较报酬，农副业生产都空前大发展。这靠物质刺激能办到吗？
辩论越来越激烈，是非越来越分明。原来想靠5厘钱调动割草积极性的人，通过辩论也恍然大悟。他们从5厘钱里看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时，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兰德宝在大家的启发下，憋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这
5厘钱的辩论会，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过去我嘴里虽然也说政治，可做起来老觉得不如抓生产要紧，结果越抓越被动，越抓越乱。今天的辩论会，给我解开了疙瘩。原来我千抓万抓，头脑里缺少了阶级斗争。今后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贫下中农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一个鸡蛋，卖给谁？
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
这个问题，是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提出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可笑——卖给谁不行呢？可在当时，开不得玩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看看题目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不是很吓人？
《人民日报》当年9月15日用整个头版全文转载此文，以示重视。
《报告》讲农村的事。当时农村最大的三件事就是：种植、销售、分配。
文章抓住了要害：“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这三个问题，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关口。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先看第一个问题。种什么，有阶级斗争。
“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还是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出发，搞自由种植。”
《报告》说得如此玄乎，其实事情很简单：下高桥大队过去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少，因为经济作物收入多一点。文章上纲上线说：“在去年春天刮起的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邪风中，钻入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坏家伙乘机叫嚣：‘只要经济收入多，地是集体的，种什么都可以’，煽动社员在田里不种粮食。”怎么办呢？“大队革委会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教导，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召开座谈会和批判会。大家说：“毛主席把我们救出了火坑，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只顾个人经济收入，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服从国家计划的自觉性提高了，原来不种水稻的改种了水稻，打算种单季稻的改种了双季稻，打算种低产作物的改种了高产作物。”不仅如此，“社员们还进一步把增产粮食和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努力多打粮，痛击新沙皇（按：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口号，充分挖掘潜力，采用新的播种技术，挤出了五十七亩秧田种早稻。”结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再看第二个问题。卖给谁，有阶级斗争。
《报告》说：“出售农副产品，是服从国家要求，着眼于支援工业、支援城市，还是搞自由买卖，着眼于挣钱牟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这些话针对什么呢？“今年年初，下高桥大队有的人从挣钱出发，不愿把一些农副产品卖给国家，要到集市上去卖高价，说什么‘集体挣钱，大家多分，这不是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外出搞投机活动，牟取暴利。”怎样对付这些
“投机倒把”活动呢？文章介绍说：大队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投机活动，结合批判刘少奇‘自由买卖’的修正主义黑货。”
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压力下，社员们争先恐后表态说：到市场去出售农副产品，妨害集体生产，腐蚀人们思想，是中了刘少奇的毒。“刘少奇的‘自由买卖’，就是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