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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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压力下，社员们争先恐后表态说：到市场去出售农副产品，妨害集体生产，腐蚀人们思想，是中了刘少奇的毒。“刘少奇的‘自由买卖’，就是叫我们卖来卖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卖空，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闸门”。经过这样“教育”，农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比敏锐的阶级斗争尖兵：“下高桥大队的贫下中农，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一位贫农要卖一窝小猪，街上有人出高价向他买，他坚持按国家牌价卖给收购站。旁人说他真傻，他响亮地回答：‘我们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傻子，不当资本主义精死鬼。’”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配，也有阶级斗争。
《报告》提醒人们：“集体收益怎么分配，决不是造造方案、打打算盘的具体事务，这里也存在着十分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1967年，下高桥大队秋收分配时，有人说：“钞票放在生产队里，好比镜子里的银子，看得见拿不到。”
《报告》对此特别担心，因为这些话“造成少数社员的思想混乱”。怎么办呢？大批判开路。队里领导把农民聚到一起，“狠狠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罪行”，指出那些想让社员多拿钱的人“就是要拆集体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1967年，在粮食大丰收和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这个大队提取的公共积累，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水平的1965年增长了很多。”人们对此不免有些疑问，提取这么多公共积累，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报告》让人们放心：“社员分配部分，1968年与
1965年相比，增长了17。6％。三年来，共有五分之一的社员家庭盖了新房196 间。在口粮分配上，无论劳力强的、弱的人家，都能满足需要，许多社员留有口粮。”
这些数字言之凿凿，不好轻易怀疑作者胡编。但是，这些数字意图告诉我们，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让我们看看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外，举国一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跌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许，这个大队的生产在“文革”中确实有了大发展，但把它作为普遍经验介绍出来，也是以偏概全，十分不妥。
最后，《报告》对如何解决农村三个问题作了总结，以指导全国。这个总结，与本书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告》说：“在这三个问题上深入展开思想领域的两条道路斗争，归根结底要解决一个是为革命种田，还是为个人劳动的问题。有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就能在种植计划、产品出售和收益分配问题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就能走得稳。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还要革人们头脑里‘私有制’的命。如果不在思想领域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集体经济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
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晚年，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货币制度和工资制度等问题上，一直坚持激进的立场。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①
毛泽东还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①
毛泽东向来以“打碎旧世界”为己任。他既然视“工资制”、“货币交换”
为“旧社会”的标志，当然不能容忍其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工资制度和货币制度关联甚广，牵涉极深，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动大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混乱，难以收场。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推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和供给制并未成功，就是例子。毛泽东深知其中的难处，但是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采取行动，而先期工作就是要大造舆论。
有了“最高指示”，张、姚二人打破了长时期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每人写了一篇“重量级”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报纸都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印出单行本向全国发行。这两篇文章，列为当时正在机关、工厂、农村、部队、院校展开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必读文件，好不威风。但是，令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多之后的10月6日，双双被捕，之后法庭公开审判，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姚文元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两篇文章，竟然是两人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了。
先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紧接着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
要想解读两篇文章的内容，先要了解当时形势的特点。1975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出山，敢说敢做，立即开始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实际上是开始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掌握的权力，攻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在哪里？一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说，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这就说到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和货币交换上去了。姚文元说，由于这些东西暂时不能取消，一些人就千方百计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不平等，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发展资本主义。文章说，林彪反党集团正是这样的势力。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
怎么办呢？所有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行文至此，姚文元突然离开他的主题，引用了毛泽东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16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现在拿过来用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话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向邓小平发难。
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仍然是重弹他1958年的老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他的文章有一点实证材料，列举了中国1973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7％，工业人数的63％；工业总产值的86％。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3
％，人数的36。2％，总产值的14％。此外，还有人数占0。8％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90％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92。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3％，个体商贩占0。2％。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从以上统计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起来，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00％，工业总产值的100％。
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只在角落里剩下一点点修鞋、修自行车、补锅的角色，这就是张春桥所说“还有人数占 0。8％的个体手工业”的含义。
正因如此，张春桥说：“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
取消了私营经济，张春桥还不满意。他的遗憾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制的存在仍然是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张春桥说：“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张春桥那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成了万恶之源。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2）
但是，张春桥还告诉我们，即使中国企业全部变成全民所有制，也不行。他说：“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
张春桥的文章接着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1969年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革命没有完’。”
张春桥说，“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林彪一类如上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认为，中国的现实的情况是：
“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这就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一切领域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说，“全面专政”的时间极为漫长。一直要到“在地球上”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了产生这些差别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了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并且要彻底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还不算，还要“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
这也就是说，不单是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私营经济，消灭私营经济产生的所有土壤，要使整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再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多挣点钱。否则的话，就是“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就是一切前功尽弃。
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① 保育钧：《呼唤理解》，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① 江山主编：《世纪档案》上册，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
是这样。”社论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一定会以十倍的疯狂，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粉碎他们这种复辟的图谋，敲响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
6月24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说：“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在北京市红卫兵抄家、“砸四旧”的高潮中，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说：“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27日，红卫兵们还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进驻清华附中指导运动的工作组看了大字报，非常紧张，质问大字报的起草者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什么反呢？红卫兵们在校内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7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前两论递给了前来出席会议的江青，请她转交毛泽东，由最高领袖定夺此事正确与否。
事情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快。据当事人后来回忆，“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