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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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申请登记，余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盲目生产，使全国企业，按册而稽，计划可以包括私营，私营可以配合计划。
余先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观察者。他已经预感到不久之后中国经济体制将要发生巨大变化，在这里先给一个提醒，让全国私营企业家有个心理准备了。
上面引述的《人民日报》1月17日社论，还有这样几句话，“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发扬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以发展人民经济；第二，如何使私营企业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发展，而不按照普通资本主义的轨道发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就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这几句话点透了《条例》的实质。
不管怎么说，《条例》的颁布，对刺激私营企业发展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普遍欢呼：“1951年是黄金时代。”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暂行条例》（2）
1951年，全国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加90。8 ％。
应当说，在《条例》颁布前后，中央人民政府与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私营经济的发展亦得力于这个大环境。
早在《条例》颁布之前的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就决定调整全国工商业。第一，调整公私关系；第二，调整劳资关系；第三，调整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即一方面确立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另方面发挥私营经济积极作用，缺一不可。
上海就从几个方面展开工作，贯彻这个精神。一是扩大加工订货。政府和国营企业扩大向私营企业订货或委托加工，私营企业不用发愁原料和销路，稳产稳赚。二是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比如提高商品价格，使私营企业能获得利润；又比如规定国营商店只经营粮、煤、布、油、盐、石油6种必需品，将土特产品完全让给私商经营。三是调整税收。比如对部分工业产品货物税实行合并征收，并降低税率；对部分外销产品实行退税。四是调整劳资关系。上海市军管会鼓励工人协助资方，努力生产，改善经营，遇到困难时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让步；同时也开展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
好年景还包括当时涌现的“三大购买力”——土改之后连获两年丰收的农村购买力；东北、华北基本建设展开后的工业投资购买力；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的军需购买力。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生产发展，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势头。
1951年，上海市的私营工、商企业的盈余，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219。3 ％和85。4％。
就全国情况来看，1951年与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 ％，职工人数增加了11。4％，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
％，从业人员增加了11。8％，批发额增加了35。9％，零售额增加了36。6 ％。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三反”、“五反”（1）
“三反”、“五反”：“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自1951年秋季起，由于财政吃紧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深入之际，各地先后暴露出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11月，在保定召开的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出原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是一个著名例子。
刘青山1931年入党，枪林弹雨奋不顾身。1932年他被国民党逮捕，严刑拷打毫不动摇。张子善过去领导工人罢工，带头卧轨，被捕后在狱中带头绝食。然而，掌权之后，二人把自己领导的地区视为自家“王土”，宣扬天津地区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并且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遂凭借手中权力，大肆贪污，骗取银行贷款，收受贿赂。二人贪污盗窃款总计 171。6亿元（旧币），给国家造成损失21亿元（旧币）。
刘、张二人并非个别。据华北地区统计，1950年全年处理腐败干部303人，
1951年上半年就增至531人。北京市第九区联合消费合作社132名工作人员中，贪污者39名，占总人数30％。第六区消费合作社132人，贪污者26人，占总人数26％。东北地区仅沈阳一地，在工商局所属各专业公司中，就查出3629人贪污。
除贪污之外，浪费之严重同样令人痛心。一些地方和部门管理混乱，机器损坏，物资霉烂；一些工程设计不周，停工返工。再加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活铺张，奢侈成风，导致大量国家财富付之东流。凡此种种，都与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密切相关。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暴露的时刻，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一周年。一年来，在战场上取得五战五捷，然而在财政方面给国家带来巨大负担，却是不争的事实。据1951年秋季匡算，该年财政支出将比原计划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巨大的财赤问题，脆弱的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发生大的动荡。因此，像刘青山、张子善一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中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4日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犹如一道道紧急军令刻不容缓。
声势浩大、雷厉风行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三反”运动当时又被民众称为打“老虎”运动，分为揭发、处理、建设三阶段，历时半年。运动主要目标是“老虎”，即贪污1000元以上者（当时人民币含金量较高，寻常百姓家，月收入30块就能养活四五口人）。在第一阶段，文件、讲话、媒介铺天盖地宣传动员，各单位大张旗鼓“号召群众大胆地坚决地检举和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责令嫌疑人限期交待。同时频繁召开各类型公审大会，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样板震慑嫌疑人。各单位攀比抓
“老虎”、打“老虎”，形势有如急风暴雨。在运动高潮的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对贪污20多万元的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6万多元的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对贪污犯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分别判15年、10年、5年徒刑，追缴全部赃款。对能坦白并积极检举的夏茂如、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追缴赃款后给予行政处分。2月
10日，河北省举行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
“三反”运动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者10。5万人，其中900人因数额巨大或顽固不化被判刑，其中有40人被判死刑。这个运动在当时有力地遏制了腐败蔓延，对于树立廉洁精干的新风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运动开始时，由于对干部贪污估计过于严重，按地区按部门层层下达打“老虎”指标，并且不断加码，再加上一些运动领导人立功心切，群众运动大轰大嗡，难免发生逼、供、信，造成虚假过火，伤害无辜。在运动高潮时，全国共揪出“大老虎”29万个，到第二阶段处理时能落实的，是10。5万个，虚假成分65％。
一些学者指出，“三反”运动主要是依靠临时性群众运动。运动第三阶段即建设阶段只是一般性的学习、总结，改善编制和若干具体制度，未能从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和法制建设方面着手，找到一条遏制腐败的途径。因此，在此之后虽然又有多次反官僚主义、反腐败的斗争，但从长期来看，收效并不大。
在揭发贪污分子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和私营业主关系密切。一些私营业主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沆瀣一气，行贿受贿、非法经营。随着调查深入，这些罪行也一桩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据调查，在1950年第一期营业税缴纳中，上海351家纳税户中有偷漏税行为的占99％。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漏税行为的占82％。1951年春，沈阳市税务局调查，全市已缴纳的所得税平均占应缴数的52％，偷漏将近一半。
解放初期，建筑工程多由私营营造商承包。上海有一个只有一部旧钻机的私营业主，承包了7个水库的钻探工程，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他本人从偷工上获利2万元，又在代购器材上盗骗1。5万元。
济南利生行私营业主把旧的流速仪、经纬仪等冒充新货，卖给治淮委员会，不仅使国家损失3。8万元，并且使150个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记录失准。
天津市解放3年来私营业主偷工减料总值达2612万元，以机器、五金、棉纺、医药、橡胶等行业最为严重。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不法私营业主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偷工减料。天津40多家铁工厂竟使用不合格的废铁、烂铁制造军用铁锹和铁镐。这些镐和锹运到前线，一铲就卷口，一刨就断。
上海商人张新根、徐苗新为国营益民公司代购军用罐头的牛肉。他们在牛肉中掺进一半以上水牛肉和马肉，还掺入发了霉的臭牛肉和死牛肉。先后代购牛肉89万斤，盗骗国家款项20—30万元。
武汉私营福华药绵厂业主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来好棉花1万斤，竟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千斤是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消毒，带着化脓菌、破伤风菌等就交了货。
上海私营大康药房业主王康年，曾向25个机关的65个干部行贿。他在药房设立一个“外勤部”，1951年仅账本上记录的“交际费”就有1。9万元。王康年指示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要“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王康年说：
“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凭这些手段，王康年骗取各机关订货款即有11万元，而这家药房原来资本不过2000元。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也是一些私营业主的勾当。1950年8月，京、津市场一度发生白糖风潮，糖价猛涨，就是私营业主在中国百货公司物价科收买和安排线人泄露白糖情报造成的。这个线人还替私营业主盗窃了碱价及存底的情报，又造成1951
年北京碱价波动，使市民食用碱发生困难。
综上所述，当时不法私营业主的主要活动是五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为“五毒”。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三反”、“五反”（2）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即反“五毒”。这是中央发出关于限期开展
“三反”斗争指示之后的第22天。从时间衔接可以看出，“五反”运动和“三反” 运动紧密配合在一起。
“五反”运动经历两个阶段——揭发、坦白阶段和定案处理阶段，历时半年。中央要求各地在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精密部署、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彻底揭露严重违法分子。又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运动方式是发动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以及私营业主代理人、财务、技术等高级职员起来揭发业主的不法行为；通过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开展工作，动员私营业主家属起来揭发并督促亲人坦白交待；组织私营业主互相揭发，鼓励他们在“囚徒困境”中争取主动；派出检查组到每一个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勒令一切不法私营业主向政府坦白“五毒”行为，对私营业主中情节较轻、坦白较好的，及时作结论，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上阵斗争。
这场运动异常深刻激烈，牵连到全国每一个私营业主。
为了指导运动，1952年3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北京市把工商户分为五类：1。守法户。2。基本守法户。3。半守法半违法户。
4。严重违法户。5。完全违法户。其分类标准，一方面根据违法所得数量，一方面根据情节轻重和坦白交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从轻或从重掌握。
北京市还根据“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这样五条基本原则，对各类工商户制定了处理办法。
其中对完全违法户的处理办法是，除令其退出违法所得外，按情节从重处以罚金，或判处徒刑，最重可判死刑，并没收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北京市初步划分的结果：全市5万私营工商户中，守法户约5000户，约占10
％左右。基本守法户约3万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12000户，占25 ％左右。严重违法户约2000户，占4％左右。完全违法户约500户，占1 ％左右。
北京市的办法，推动了运动发展，迫使私营业主纷纷交待问题，运动迅速走向高潮。6月1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按照工商户自报、群众评议、经过协商、有关部门核定处理的办法，抓紧核实定案。各城市处理结果：在全国约130万工商户中，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
％—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 ％；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
“五反”运动打击和制止了不法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促使他们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运动中，查明了私人工商业的情况，废除了私营业主的后账，建立了工人店员监督生产经营的制度，追回了国家大部分经济损失，在大中型私人工商企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然，也存在不足。对不法私营业主违法活动的斗争，应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不是依靠临时性群众运动。搞群众运动势必带来负面作用。在运动初期，由于来势凶猛，曾发生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引起混乱。有的甚至使用逼、供、信手段，侵犯了私营业主正当权益，影响了经济正常运行。不受法制限制的群众运动，也助长了“左”的思想，有不少人低估甚至抹杀私营经济的重要性，甚至企图从根本上消灭私营经济。在私营企业内部，也发生工人监督太广、太多、太严的现象，比如要私营业主同劳动，按劳评资等等。
“五反”运动在当时产生的一个深远影响是，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
行为激起了全社会的道德义愤，同时也促使毛泽东等一些中央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时期，快速进入社会主义。
比如，当时报刊对“五反”运动普遍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这次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他们反动性的集中表现。通过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五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