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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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肯定的。 比如，毛泽东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多次衷心称颂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动员高级干部看《后汉书·张鲁传》。张鲁在大路上设置“义舍”，备有义米义肉，吃饭不要钱，让路人无偿取用。毛泽东赞扬张鲁说，他搞了
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由来已久了。
毛泽东极其厌恶工资制度。他曾说，搞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变成资产阶级法权，是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他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描给了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五七指示》为我们展示了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图景。对此，后文将有详细分析。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1）
介绍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历史状况，为什么要岔开去，讨论农村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呢？
其实，二者关系非常密切。
毛泽东就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在一起。
毛泽东要消灭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当时毛泽东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先要做好一项重要的工作。
他在一次重要讲话中道出了其中缘由。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②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要在全国城市中取消私营工商业，殊非易事。要干，就要有绝对的把握。之所以先选择农村下手，一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有就是，如果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产品销售渠道彻底控制起来，城里的私营工商业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的确如此。私营工商业者所从事的粮食、油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食品、制糖、酿酒、运输、金融、五金等各个行业，都与农村和农产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农产品销售渠道切断，把农村市场与城里市场的联系切断，那么，私营工商业就无路可走了。
毛泽东这种思路，自然是萌芽许久，但它破土而出，却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
1953年，主客观两方面的时机走到了一起。
这一年，粮食供应风高浪险，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局面。
首先是收的少，卖的多。1953年7、8、9三个月，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进了49
亿公斤粮食，超过原定计划3。5亿公斤。但是，粮食却卖出了62亿公斤，超过原定计划9。5亿公斤。收的虽然增加了，卖的更多。这大概是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日增的缘故。
据熟悉农村经济的凌志军的一项研究，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
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二是不少地方发生混乱，私营商贩趁势投机。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如若钱塘潮涌。
三是东北灾情严重。本来东北享有“粮仓”之誉，但因为收成剧减，完不成收购任务。当年上调给中央的粮食减少8亿公斤。当时中央掌握的粮食一共40多亿公斤，减少8亿公斤可不是个小数。
事情严峻到北京和天津几乎没有面粉可卖了。
如此种种，如何是好？
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临危受命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毛泽东也为眼前的事实所震动。他对政治局的同事说：“在共产党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
到了10月，陈云提出了几种危机对策，统购统销是最严厉的一种。毛泽东拍板，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调门极高，指出当时的粮食紧张，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这样严厉的上纲上线，足以封住一切反对者的嘴。
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昭告天下，同月23日起在全国执行。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作，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粮食统购统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一切私人商贩买卖粮食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订的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假如农家因为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
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配给的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城镇中大约五千万个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出示粮本方能取得粮票。粮本里细细注明家庭所有成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始终在执行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取消。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2）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1亿，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户农民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付？
凌志军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找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完成这一切。他提出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其实，自解放战争后期起，就在全国农村逐渐开展了互助组以及合作化运动。工作组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在贫穷农民中重新分配，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前推进，从东北、华北展开，再到华东、华南和西南。
到1952年上半年，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东北区达到80 ％，内蒙古达到70％，华北区为65％，西北区为60％，华东区33
％。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万个，接近全国农户总数40％。此时的农民组织，以互助组为主，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辅。
为了抓好农村互助合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2月成立。不过，部长邓子恢却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后召开的两次全国农村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邓子恢的讲话强调了这样的要点：一个是保护私有权，即确保农民土地私有权，不能宣传归公；二是慎重前进，从互助合作开始，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起搞合作社；三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经济问题，不是阶级斗争，不能用扣帽子威胁的方式强迫农民入社，入社一定要自觉自愿；四是反对吃大锅饭，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不能归公；五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不了解互助组是不可逾越的形式，强迫命令，急于搞合作社。
1953年9月，忽然有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发表“九天九地”说，替农民诉苦，引起震动。
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农村党政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要求乡村干部改变作风。他对农民的苦日子十分同情，打比方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梁漱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反感。毛泽东忍了一周。一周之后，17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梁列席会议），毛泽东当面对梁漱溟说了过火的话。毛泽东说梁的发言表现了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与会成员对毛泽东如此震怒大惊失色，但梁漱溟却毫不屈服。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梁漱溟再次发言，公开挑战毛泽东。导致台上的毛泽东和台下的梁漱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相驳斥，谁也不让。这种场面当然前所未有，结果是梁漱溟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自此时起，梁漱溟被长期冷藏“闭门思过”垂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90岁的梁漱溟才如“出土文物”一般，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梁氏的著作也重新大量刊行。令人告慰的是，1988年梁漱溟去世时，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说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爱国知识分子。
毛泽东觉得问题严重，不得不亲自出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的会前和会中，毛泽东两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等人谈话（部长邓子恢出差在外）。他在谈话中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这句话曾在党内流传很久，被看成经典。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小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
‘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及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民生计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①
显然，这些批评是针对邓子恢的。
毛泽东还警告道：“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②
毛泽东不满意农村组织停留在互助组阶段，他在谈话中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说，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他要求各地地委、县委用大力搞这件事，一定要搞好。要有数字，摊派下去。明年初，开会检查，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毛泽东还在谈话中驳斥了梁漱溟提出的农民生活很苦的意见。毛泽东说，农民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东北、华北、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六大区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纷纷表态，表示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从过去的注重互助组转变到注重合作社。
因为在此之前，1953年2月和10月，中央的有关决议都是要求办好互助组。到了这个会议，由于毛泽东关于农村必须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强力介入，情况变了。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3）
会议确定，用三年多时间，到1957年，六大区的合作社要从目前的1。4万余个发展到70万个。
会议结束之后的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土地归公，“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又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争取发展到80万个。
自此之后，层层加码之风劲吹全国。
1954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把原计划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合作社提高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同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又将4月间提出的1955年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合作社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