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美文-书梦重温丛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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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这末一句是见精神、风范的神
来之笔。他的学生丰子恺说他老师所施的是“妈妈的教育”，并说其学生给
老师取的绰号：“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
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
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
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
用下去。”（《悼夏丐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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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集》
李广田的散文为30 年代“京派文学”之部分，或者说是“京派散文”
的一脉。李著《画廊集》列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由商务印书馆1936
年3 月出版，收散文23 篇，并有周作人“序”1 篇，作者《画廊集》题记1
篇。最初集名为《悲哀的玩具》，除了集中有《悲哀的玩具》一文，还与作
者喜爱的日本歌人石川啄木论歌的一篇文章有关。继而，作者又以为集子当
用《无名树》，“集子里有一篇《无名树》固是原因之一，此外还可有什么
原因呢？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勉强来说，我大概很喜欢我窗前那棵不知名的
树吧，我在这个窗下坐过了五六年之久，这棵树似乎在我的梦与醒之间作着
一个永久的标帜，不论它是在初春萌发，或是当黄叶飘着而它那永久挂在枝
端的干翅果，每每因风而发出如雨的簌簌声。这个乃常是我的忧愁与快慰的
引子。”但李广田最终定集名为《画廊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述“命
名”的过程，是想发现和揭出李广田的“角色”定位与作品蕴藉的文化精神。
“京派”作家中的沈从文、李广田等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
农业文明与都市文明的矛盾在他们的创作中成为潜在的对立结构。李广田说
他是在两种教养之下生长起来的，一是勤俭劳苦而又有点迂直的舅父的影
响，二是喜欢吃酒、喜欢说牢骚话、又喜欢读陶诗的父亲的影响，因此形成
两种性格。其实，这两种影响合而为一的结果是，李广田把“乡土”作为他
精神的“乌托邦”和价值之本源。所以，李广田“题论”中的一段文字，不
仅解释了书名的意义而且对《画廊集》作了原则的也是本质的阐释：“我是
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
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写的
东西是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我并不是说我
除此而外便什么也不喜欢，实际上是我这点乡下人的气分时常吸引着我。我
知道我这个世界实在太狭太小，而又太缺少华丽，然而这个无妨，我喜欢我
这个朴野的小天地，假如可能，我愿意把我在这个世界里所见到所感到的都
写成文字，我愿意把我这个极村俗的画廊里的一切都有机会展览起来。”多
少年来，我们论李广田散文，已经说的和想说的差不多就是类似的话。周作
人的“序”纵横中西，但没有什么“要领”，像《燕知草》的“跋”那样的
文章也是不易写成的，而且周作人与俞平伯在文章上毕竟有“神似”之处。
生活，总是这样散文似地过去了——这是李广田的《秋天》开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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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
沈从文《湘行散记》1936 年3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收《一个戴水獭
皮帽子的朋友》等散文11 篇。对沈从文先生的小说，我始终怀有敬意，而对
他的散文，在起初似乎有些误读。记得读研究生时，在一次讨论课上，我曾
对沈从文散文说过一些不以为然的话，现在想起来，有些论点太草率些。就
小说而言，沈从文先生可以成为“文体家”，但我觉得不能笼统地以这一角
度来读他的散文。在重读《湘行散记》后，我发现，沈从文不仅在作品中表
现了他对人性和生命力的理解，而且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现和解释
着历史。沈从文为什么写那些“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苏雪林早在1934
年的《沈从文论》中就精辟地分析过：“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
一份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在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
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
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
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劫掠的
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
样的人性。哪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
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苏雪林还指出，
“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在我看来，沈从文的嘲讽，就是在“正
史”之外在民间的立场上对“历史”真实性的一种怀疑。面对那“日夜不断
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沈从
文觉得自己“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他于是想起“历史”：“一
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
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
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
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
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
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
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
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
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
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这种由“现实”而回溯“历史”并戳穿“历史”之虚
假幻影的取向成为《湘行散记》的“深层结构”，在这样的取向之中，沈从
文不仅在挑开被“历史”遮蔽的部分，而且在这当中发现并揭示在“历史”
之外或边缘处的永恒人生（人性）。在《箱子岩》中感慨那“古怪的一切”：
“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充满了奇
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的读书人，或许就没
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的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在这
一长长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皆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然而这地
方的一切，虽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
派人民担负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迫留发，剪发，在生活上
受到新朝代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想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
毫无关系。”沈从文感到他所见的光景与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这
些多少带有困惑的思索，是沈从文在现代文明这一生存背景中心灵冲突的反
映，他对“人性”“历史”的价值取向，是对自己身份的一次重新确认。这
样的身份危机在现代文学史中并不少见。沈从文的湘行是精神的归家还乡，
在重新融入湘西的过程中寻找着生命与那片神秘土地的原初联系。沈从文说
自己是个“乡下人”。我想，“乡下人”的角色只有在归家之后在精神落实
之后才不是一种扮演，而是生命之本色。在现代文明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
还有沈从文的那种感觉么？那浮动的橹歌还能够让我们灵魂轻举赞美不尽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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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梦录》
因为《画梦录》，何其芳将为人们记住。这主要不是由于《画梦录》曾
获“大公报”文学奖。“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何其芳这样说过，
并且用《画梦录》参与创造了现代散文的一种话语方式：独语——它是现代
人在孤寂的生命之境中与自己灵魂的对话。在一个日益物化的社会，我们不
能放弃“独语”，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心灵麻木的话。什么是独语？何其芳
写道：“设想独步在荒凉的夜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随着你，你如黄
昏的灯光下的黑色的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
的独语。”“或是昏黄的灯光下，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册杰出的书，你将听见
里面多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黑色的
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寻找的灵魂死在门外。
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画梦录》于1936 年7 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巴金主编的“文
学丛刊”，收何其芳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中间所写的一部分作品。何其芳
认为它含着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上的一个时期的末尾、一个时期的开头。它不
是一部深刻的书、也不是一部复杂的书；它的魅力在于它的单纯，在于它的
清澈，在于它以独语的方式倾诉存在现实与幻想矛盾中的心灵之声。独语者
在现实的处境中“失语”，而在“梦想”中获得自由。梦想是人生的另一种
展示和延伸，而独语也就是在说梦画梦。在现实与幻想的矛盾之间，何其芳
沉湎于幻想，这是否与现实人生隔绝呢？有批评者甚至把《画梦录》的精致
视为“颓废主义的一种变相。”何其芳因《画梦录》而喜悦，也因《画梦录》
而苦恼。《画梦录》后的何其芳比《画梦录》时的何其芳更加痛苦。他在《给
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中怀着自责的心情说：“我当时的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在
于我抑制着我的热情，不积极地肯定地用它去从事工作，去爱人类；在于我
只是感到寂寞，感到苦闷，不能很快地想到我那种寂寞和苦闷就是由于我脱
离了人群；在于顽固地保持孤独，不能赶掉长久的寂寞的生活留给我的沉重
的阴影。”我觉得何其芳多少夸大了自己的过错。这是他走上新的精神之途
的开始。终于，精致的雕饰的《画梦录》为“精感粗起”的《还乡杂记》取
代。那个曾经被认为日趋缩小的心灵版图，在何其芳看来“又渐渐地扩大起
来”。我们还要提到“画梦录”漂亮的文体。在创作之初，何其芳就有鲜明
的文体意识，“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
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每个字都经过他手指抚
摩的。《画梦录》“以很少数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
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正如我以前写诗
时一样入迷，我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
我有时想，我们这一代人写不出《画梦录》了，因为在没进大学之前，
我们的感情就粗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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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人生边上》
“钱学”的兴起是80、90 年代学界之盛事，相对而言，《写在人生边
上》的研究则在“钱学”之“边上”。关于《写在人生边上》的创作情况，
孔庆茂之《钱钟书与杨绛》一书说：“在西南联大时，钱钟书开始了散文的
创作，在联大《今日评论》中写了一系列‘冷屋随笔’，后来应出版社要求，
要结集出版。他在蓝田国师时，就由杨绛在上海编选了一本，定名为《写在
人生边上》交陈麟瑞、李健吾审阅。1941 年12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又
说，“沦陷之初，钱钟书一时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恰好这时，他的散
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上海出版，得些稿酬，稍微补贴一下清苦生活。”
“稿酬”“补贴”之说我未作“考证”，援引在此，聊作“轶事”。
关于“写作过程和经验”，钱钟书先生自己“拒绝”去“追忆”，他在
1982 年《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
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
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
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又是钱先生的风格。其实，
钱先生在初版的“志谢”文字中已很“原则”地说过，一是几篇发表过的曾
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
二是陈鳞瑞、李健吾先生审阅全书并在出版和印刷方面给予了帮助，三是由
杨绛先生编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再版时曾述及《写在人生边上》
的版本情况：“上海开明书店1941 年初版；1982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纳入《上
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8 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又收载《钱钟书作品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未作文字改动，依据的是钱先生修改过的1982 年版。
钱先生重印本序说：“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另一本是《人？兽？鬼》，
笔者注）；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
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
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1995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中国现代
小品经典”，收入《写在人生边上》，编者在书后说明“本书根据上海开明
书店1948 年9 月4 版重新排印，作者对文字略有修改。”此说有些模糊，所
谓“略有修改”是否指1982 年的那修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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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先生散文，余光中先生和董桥先生都有过引人注目的评价。
余氏《剪掉散文的辫子》说，面对学者散文，“我们好像变成面对歌德的艾
克尔曼（J。P。 Ecker…mann），或是恭聆约翰生博士的鲍斯威尔（ James
Boswell）。有时候，这个智慧的声音变得犀利而辛辣像史威夫特，例如钱钟
书”。董桥先生则在《不甘心于美丽》的访谈中说：“钱先生的识见我是绝
对崇拜的，但油和顺的笔触，在我个人并不欣赏。”我想再补充两点：所谓
“边上”未尝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我私下里把《写在人生边上》看作
《围城》的“小引”。
《流言》
如果要找出“意义”相反的书，我想，一部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
一部则是张爱玲的《流言》；沈从文为“橹歌”而动容，张爱玲则喜欢听“市
声”，《湘行散记》为“橹歌”，《流言》是“市声”。虽说“京”“海”
之间有“冲突”，但不妨碍“并存”。 1933 年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
时，13 岁的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是年她在女校年刊《凤藻》上
发表习作《迟暮》。张爱玲中学时代最喜欢的先生汪宏声作《记张爱玲》叙
述老师对学生的印象。水晶1971 年8 月发表的《夜访张爱玲》有一段说到张
爱玲对沈从文的评价：“她说非常喜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