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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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那些起义暴动者、兵变反叛者、阴谋政变者之所以觊觎皇位，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个人利益，然后是家族利益，最后才可能装模作样地考虑一下国家利益。
封建皇帝具有九五之尊，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可以规范束缚。皇帝就是威严、就是神圣、就是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约束，权力必然无限膨胀，目空一切，导致短视、盲目、黑暗、腐败、腐朽。王朝末期，各种危机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物极必反，只有彻底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型王朝，才多少可以出现一点新的转机。时间一长，又是无法遏制的权力膨胀、权力腐败，然后又是狂风骤雨般的暴力革命。
而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如果不是那些金发碧眼洋人前来叩关，以坚船利炮之威震动国体、以科学民主唤醒民众，也许仍沉浸在封建老大帝国的迷梦中自我陶醉，在一种几千年来循环往复的惯性轨道上悠然滑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印度佛教何以在中华大地盛行不衰了，它的主要思想之一——循环论与凝固不变的专制政体两相契合。
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
这也是所有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盲点！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后世称颂，就在于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实质上的皇权约束。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治理十分重要。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他是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从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如果中国古代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著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证明他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灵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上传为佳话。
因为有人进谏，皇帝的言行处于臣民的监督之下，骄奢之心受到许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谏者为忠臣，以献媚取宠者为佞臣，那些谄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风气较为正常；李世民虚心纳谏，可以博采众长，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许多错误与损失。
对臣下的进谏，李世民总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和缓、融洽的氛围，提倡“言者无罪”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顾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其中进言最多的当属监察御史魏征，大到国家重大决策，小到个人生活琐事，魏征都敢犯颜直谏。李世民也将他视为一面镜子，时时照出自己身上的缺点与错误。魏征也就更加无所隐讳，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间一长，就连身为皇帝的李世民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生怕出现什么过失而让他抓住“把柄”。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装正要出宫去打猎，适逢魏征进宫奏事，他赶紧停止行动。魏征说：“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猎吗？外面的卫队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去了呢？”李世民说：“我正想去，又怕你说我游幸无度，就临时取消了这一计划。”
还有一次，李世民弄到了一只美丽的鹞鹰，喜欢得不行，正拿在手中把玩，远远地看见魏征走了过来。他害怕魏征知道了说他玩物丧志，就往怀中一塞，藏了起来。魏征是前来奏事的，他当然也看见了皇上正在玩鸟。既然皇上不想让他知道，他也不便挑明。李世民一边听他奏事，一边担心怀中的鸟儿，也就应酬着嗯嗯啊啊点头不已。魏征将要事奏完，还待在那儿一个劲地有事无事说个不休。时间一长，那只鸟儿竟在李世民怀中给闷死了。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纳谏并非象征性地装点门面，而是真正达到了从善如流的程度。翻开《贞观政要》，君臣间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探讨“治道”。如果李世民不广开言路主动纳谏，也就不会高明到哪儿去，在一长串历代帝王名单中，不过十分平庸而普通的一位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只有受到制约，才不会恶性膨胀，才能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最佳效果。这是李世民的成功“宝典”，可惜并没有被后代帝王视为经验推广，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写入晚年为太子所著的总结自己全部统治经验的《帝范》一书。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五
封建帝王通过严严实实的政权网络，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网、一双无形的巨大“魔掌”凌驾于封建帝王之上。
这一巨网与“魔掌”就是封建政体。
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驾于每一中国民众头顶，谁也别想逃脱它的阴影笼罩与异化阉割，全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难以逃脱此劫。
世间最为变幻莫测者当数人心，人心总是随着时间、环境的推移不断变化更改。所谓的道德、良心、仁义也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只能依凭个人的自觉努力与自我规范才能走向善良与美好。不仅外在的环境、事物可以改变它们，就是内心深处，也有两个对立互异的自我——人性与兽性在长期进行着不断的厮杀搏斗。如果兽性占据上风，那些道德、良心、仁义将如云烟转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因此，内心的自我束缚对大权在握的帝王来说，显得非常玄乎而缥缈。人们除了虔诚地祈求明主的恩惠雨露外，根本无法控制帝王的失态与疯狂。
唐太宗不是神，他也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肉体之人。他的内心，同样有着两种力量的搏斗与较量。所不同的是，他总能让心中的人性、良心、信义占据上风。
然而，时间一长，那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紧张弓弦必然有所松懈，魔鬼就会乘虚而入；加之经常陶醉在贞观初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免不了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人，一旦不能冷静地、客观地面对自我，就会做出许多失去理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唐太宗一生中最值得称道就是他所开导的纳谏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却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不断“变味”，经历了一番过渡与转变——由“导人使言”到“悦而从谏”，一变为“勉强受谏”，再变为“意终难平”。
就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而言，也并不是后人描写、形容的那么密切融洽。魏征原为李建成的东宫“智囊团”主要人物，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严厉责问他：“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人才不忍加害，也为了安抚山东政治集团，稳固刚刚夺取的政权，就跟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谏议大夫的地位。
从此，魏征成为李世民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并日益受到他的赏识与倚重。而魏征作为一名昔日敌手，也只有通过进谏这一独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诚。
不论谁人，都喜欢听一些恭维自己的话语，对批评与指责总是不那么高兴。这是整个人类无可更移的内在本性与痼疾，并非某一个体的弱点。进谏就是对李世民的约束，而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说得多了，说得过了头，免不了会惹得李世民内心不悦。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在一次罢朝后回到内宫，不禁怒气冲冲地说道：“魏征这个田舍翁，老是挑刺，我哪天一定找个机会将他杀了！”长孙皇后闻言，忙在一旁劝道：“常言说得好，君王英明，臣下正直。现在魏征刚直，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呵！”一番巧妙的劝说才使得魏征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
慢慢地，魏征也感到了李世民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想从政治的漩涡中心抽身引退，以“目疾”为由，多次请求罢相免官。“太宗难违之，乃拜征特进，仍知门下事。”此后，他便以一名散官身份参予朝政。
魏征自然清楚人性深处那根深蒂固的弱点，他的进谏，主要是凭着自己的独具慧眼与忠诚正直。尽管如此，也不得不如打擦边球似的心存侥幸、如踩钢丝绳似的小心翼翼。谏臣只能通过语言约束皇帝，而皇帝却握有谏官的生死大权。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元月二十三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落了个善终。死前，唐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许给魏征之子魏叔玉为妻，得到了一个大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李世民更是思念不已，还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缅怀诗：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仅只三个月时，就因一桩被人揭发的谋反案牵涉其中。李世民对这面“镜子”顿时产生了怀疑，联想到他生前的多次直言犯上，潜意识里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莫名怒火，不仅“手停婚诏”，公主不再嫁往魏家，还砸毁了他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
谏官魏征如果不是早死三个月，谁也不能担保他能寿终正寝。
没有权力制约权力，仅以诤谏的方式约束统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魏征一死，唐太宗更是听不进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为都开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为重，骄傲自满，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抛弃了过去的节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为严重的，是他步隋炀帝之后尘，劳师远征进攻高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中国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这是封建政体决定了一种“宿命”。有唐一代，要数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现了开元中兴的大好局面；后半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使得整个唐朝也开始由盛到衰。李世民虽然没有李隆基那么严重，但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
隋炀帝三伐高丽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训，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友好往来，他们都向唐朝纳贡。三国相互间虽不断征伐，但唐太宗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介入朝鲜内争，只是派遣使节调停。
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使臣向李世民报告：百济与高丽联合，切断了新罗与大唐间的贸易通道。李世民派员调解、警告不成，为使小小蛮国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断然下诏亲征高丽。
战争之初，唐军攻克了不少城池，却受阻于安市城下，损失惨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无功而返。
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李世民却在晚年“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通过一次败仗来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不亦悲夫！
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