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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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然而，寺庙并不是一方远离现实的“西方乐土”，灾情太重，皇觉寺的地租无法收讨，坐吃山空，和尚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就在朱元璋进庙刚满五十天时，他被长老打发出门，云游化缘。　

　　朱元璋就这样成了一名游方僧，头戴破箬帽，一手捧木鱼，一手托瓦钵，身背小包袱，四处漂泊流浪。　

　　此时的朱元璋，正值十六七岁这一自尊而脆弱的年龄。而朱元璋却无法自尊。每到一个村口，他都要手敲木鱼，高唱佛号，引来村人的指点与围观。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忍受善意的问询与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侮骂与羞辱。　

　　他已不再脆弱。和尚们的所谓化缘，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叫化、要饭。朱元璋早就在父母双亡的剧痛中变得坚强与成熟，白眼、尴尬、冷遇、难堪与懊恼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朱元璋独自一人化缘了三年之久，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饱经岐视凌辱，备受艰辛苦难。这段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接触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物产资源，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回到皇觉寺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主动外出探听消息，掌握江淮流域的红巾军起义情况，了解元末天下大势。在云游途中，他深知文字书籍之重要，归来之后，开始发愤读书识字。　

　　就是做着这些的朱元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不过是想多增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懂得一些道理，使自己活得清醒一些。　

　　一天，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汤和从濠州城中悄悄捎来一封信，说他已投奔到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劝他赶去入伙。　

　　朱元璋投身佛门乃为生计所迫，自然不愿一辈子遁入空门，可又不想离开皇觉寺这块难得的“净土”。心中犹豫不决，就到村里去找曾在一起放牛、刚从外地回来的周德兴讨主意。周德兴也吃不准，就要他回庙后向菩萨问一个卦，以决定去留。朱元璋满腹心事地往回走，未到山门，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烟气糊味。他赶紧飞奔向前，不觉大惊失色，只见皇觉寺变成了一片断壁、几堆瓦砾及冒烟的梁柱，而师兄师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放火烧庙乃元军所为，因红巾军念弥勒佛号，而皇觉寺里供有弥勒佛像，元军害怕寺庙与红巾军有染，就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　

　　无家可归、无处落脚的朱元璋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逼上了“绝路”，他不再有半点犹豫，转向离开袅着青烟的废墟，毅然决然地向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奔去。　

　　《皇明祖训序》对此写道：“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执著地推动着朱元璋按照“既定”的皇帝之路不断前行。　

　　这“命运之手”并非神灵，而是元末发展着的天下大势，它不知怎么就选择、看中了朱元璋，通过他来翻开元末明初的新页码。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三
　
　　红巾军是一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故称红巾军，也叫红军。又因为战士多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白莲会首领韩山童首先发难，刘福通起事成功，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巾军控制了东起淮河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犹如一把利刃将元帝国拦腰切为南北两段。　

　　朱元璋投奔的是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原为定远富民，当地白莲会首领，与农民孙德崖等人起兵反元，占据濠州，部众达数万之多。朱元璋身无长物，只得先从步卒干起。　

　　一天，郭子兴巡查营房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问过姓名，得知他叫朱元璋，又从队长那儿了解他的有关情况，不觉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个子士兵，就将他调到帅府当差，升为亲兵十夫长。　

　　朱元璋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加之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士兵的爱戴。　

　　这一切都被郭子兴看在眼里，很快就得到他的信任与器重，将朱元璋视为心腹之人，并亲自主婚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眨眼间就交上了好运，成为元帅府的乘龙快婿。一年后升为镇抚，跃为带兵军官。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任要职，重新整编，加强训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隶属他本人的新军。　

　　有了实力强大的直系武装，朱元璋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资本与分量，这才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格外自卑。　

　　正在这时，滁州名士李善长前来军中谒见。朱元璋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不觉虚心而诚恳地问道：“当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与分裂，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所考虑的，心中所向往的，仍是那种平和、安逸、富足的农耕。李善长回道：“秦末乱世，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可汉高祖却以一介平民，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公乃濠州人，距汉高祖故乡沛地不远，山川王气，公当秉受。如能仿效汉高祖所为，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不觉大声叫好。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大家你争我斗，谁有能耐谁就可以称王称霸，不跟儿时的“扮皇帝”游戏差不多么？李善长一席话，唤醒了朱元璋心灵深处那改朝换代、称王称霸的潜意识。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责任与明确的志向。此后，他也就真的时时处处以平民出身的老乡刘邦作样板，刻意学习模仿。　

　　两年后，郭子兴病故。有了远大志向的朱元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翦灭郭子兴之子及郭帅内弟势力，将其旧部控制在自己手下，成为威震一方的都元帅，只在名义上还暂时归附小明王韩林儿指挥。　

　　随后，握有重兵的朱元璋开始主动向四周出击，很快就占领了应天，建立起一块西起滁州，东到溧阳的地盘。　

　　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根据地小，兵力不强。但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他的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抵抗着元军的进攻，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深以为然，一方面将战斗力量与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政治策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影响着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将那九个字稍作改动，变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中，最惊险、具决定意义的便是与陈友谅之间爆发的鄱阳湖大战。　

　　西面的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谋杀后，陈友谅控制了他的旧部，尽有江西、湖广之地，群雄中数他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陈友谅顺流而下，在“地利”上也占有明显优势。两军在鄱阳湖遭遇，苦战三十六天之久。陈友谅的汉军号称六十万，朱元璋军二十万；汉军船舰高大，联舟布阵，而朱军都是些小船，人力与装备明显居于劣势；朱元璋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和”，上下一心，士气高涨。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盛，硬冲猛攻；朱元璋见对方铁索联舰，运动迟缓，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火攻对敌造成威胁。两军相持，互有胜负，双方伤亡惨重。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多次临危不惧，亲自督军深入敌阵，好几次死里逃生。　

　　就这样拼持着打到最后，陈友谅军粮不支，内部出现不和，左金吾将军、右金吾将军先后来降，朱元璋略占上风。但汉军仍然强大，两军激战犹酣。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天下群雄中的脱颖而出与独占鳌头。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待在指挥船中的陈友谅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想走出船外探明敌情，以便决策指挥作战。部下一个劲地阻拦，说外面情况危险，最好是不要出去。陈友谅也是一员饱经战乱的枭雄，他哪里听得进部下的劝告？可是，当他的脑袋刚刚伸出船窗之外，还来不及放眼观望之时，就有一支流箭“嗖”地飞来正中脸面。主帅一死，战争急转直下，全军顿时溃不成军。　

　　如果陈友谅不死，战争的最后胜负还真难逆料。即使朱元璋侥幸得胜，也将元气大丧。　

　　陈友谅的及时而亡，对汉军来说固然是衰败之始；而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重大转折。　

　　命运之神，仿佛于不经意间瞟了朱元璋一眼，人世间的军事、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为改观。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四
　
　　强敌陈友谅一消灭，东吴张士诚、西吴方国珍也就指日可下了。　

　　在此期间，于朱元璋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用计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小明王一直率领着红巾军的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朱元璋隶属其下，俯首称臣，显得毕恭毕敬。然而，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力量的不断强大，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小明王在军力日弱、形势日窘的情况下，被围困在安丰。红巾军处于粮尽援绝的危急状态，赶紧派人向朱元璋求救。　

　　安丰一失，应天就会失去屏障，再则碍于与小明王的君臣名分，朱元璋不顾部下劝阻，决定率兵亲援。安丰解围后，朱元璋摆驾设銮，将小明王迎到滁州居住。表面上极为尊崇，为他建造宫殿，供养充足，实际上则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宫中左右侍宦都换上朱元璋的亲信，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之下。　

　　此时，小明王的红巾军已不存在，将领已死亡殆尽，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心存疑忌。他曾是小明王的部将，只要小明王活着一天，他的头上就刻勒着一道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力量强大、羽翼已丰的朱元璋怎能继续甘居人下？哪怕仅是形式上的，他也不能接受。　

　　经过一番谋划，朱元璋大张旗鼓地派大将廖永忠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廖永忠领命依计而行，在瓜州渡江时，船行中流，秘密凿穿船底，小明王在劫难逃，溺死江中。　

　　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不觉吁了一口长气，仿佛去年了一块压在他头顶的沉沉磐石。只有这时，他也觉得自己熬到了头，再也没有谁可以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为所欲为，哪怕形式上的都没有了。那么，他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他要主宰别人的命运，要将长期压在心头的憋闷、痛苦、仇恨一股脑地倾泻出去。他没有立即行动，他还在等待，选择一个最佳时机。　

　　此后，朱元璋对他曾隶属于红巾军这段十分忌讳，有关小明王的龙凤年号及龙凤史料，都被他删毁得一干二净。就连《明太祖实录》一书，对他与小明王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也只字未提。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高大，他要在心头抹掉过去的所有屈辱，他想通过有关记载让后人知道，他朱元璋从来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二件大事是在攻打张士诚时的诸暨争夺战中，谢再兴叛变投敌。　

　　谢再兴是淮西老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谢再兴部下有两个将领携带违禁物品到扬州贩卖被朱元璋获悉，他不仅将这两人杀了，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谢再兴厅上，谢再兴心里自然吃不消。接着，朱元璋没有征求谢再兴的意见就擅自做主将他的次女嫁给徐达，谢再兴心里更是不高兴，说嫁女“有同给配”。不久，朱元璋又派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将谢再兴贬为副将。谢再兴一忍再忍，终于怒不可遏，一气之下率军投敌。　

　　朱元璋得知此事，也万分气恼：“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　

　　正是以此为起点，朱元璋对部下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后来制定严格的军卫法及大肆杀戮功臣，若追根溯源的话，似乎都与此事有关。　

　　张士诚、方国珍一灭，朱元璋马不停蹄，又平定了福建两广。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北伐中原。　

　　此时的朱元璋已远非昔日可比，十多年的战斗生活与艰苦磨炼已将他培养成一名既胆大又细心，既重视局部又能宏观总揽的军事、政治统帅。元军已在红巾军的打击与内部间的明争暗斗中元气大丧，元朝已如一座被蛀空梁柱的大厦，只消稍稍一推，就会轰然坍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周密策划，制定出一套进可以攻可以守、既严谨又明确的北伐方略：　

　　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郡；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从上可见，朱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扩大战果。他对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准确分析及成竹在胸的战略意图，远非元末其他草莽军阀可比。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朱元璋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因素。　

　　北伐军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元军不逃即降，真可谓势如破竹。　

　　当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