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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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过。”这种数字排列有悖于《周易》，而是根据于《太玄》。《太玄》推崇社会变革，其《玄莹》篇云：“天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别。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三世说的局限性在于循环往返的历史观，它的积极性在于因革变化的动态观。动态观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运作。
康有为把三统说和三世说巧妙地用为变法依据，使神秘的社会观为政治服务。对此，他的学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指出：
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能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七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四）三元甲子说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一回《疫鼠传殃成害马，痢犬流灾化毒龙》，借用申子平之口，以三元甲子解释晚清社会动荡。认为：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为转关甲子。此甲子在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穆宗毅皇帝上升。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有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甲午为第三变，而后三甲是北拳南革。“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发。其兴也勃然，其灭也忽然，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上自中闱，下至将相而止，主义为压汉。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发。然其兴也渐进，其灭也潜消，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将相而止，主义为逐满。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
这就是说，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其变化的依据在于：“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通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通出甲寅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天。魏真人《参同契》所说：‘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属土，万物生于土，故甲辰以后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坼甲，如笋之解箨。其实，满目所见者皆木甲竹箨也，而真苞已隐藏其中矣。十年之间，箨甲渐解，至甲寅而齐。寅为木，为花萼之象，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或以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进入大同之世矣。”按刘鹗所述，义和团之事起于1888年（戊子），成于1894年（甲午），至1900年（庚子）爆发。南方革命起于1898年（戊戌），成于1904（甲辰），至1910年（庚戌）爆发。把社会大事的根源追溯于前，阐明了因果关系。但是，未免牵强。
刘鹗的三元甲子说，具有三世说的痕迹，即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这种神秘主义的周期观至迟可以追溯至晋代，《晋书·苻坚载记》云：“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把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为一元，三元五百四十元。
二 方士的周期观（3）
类似于三元甲子说的渊源还有宋代邵雍和陈亮的分期法：
宋代的邵雍用象数神秘主义解释社会的兴衰。认为阴阳的变化形成“体数”和“用数”，体数和用数的变化形成“化数”。社会的兴衰周期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因此，世道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变。邵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第六会，逐渐由盛而衰，唐尧以后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一代不如一
代。他的社会观实际上是悲观颓废的社会神秘主义。
宋代陈亮认为气数决定社会发展，社会的兴衰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每60年发生一较大的动荡。公元946年（丙午），后晋被灭亡。过了60年，发生澶渊之盟，1007年（丁未）宋真宗封禅。1067年（丁未）宋神宗即位。1127年宋高宗即位，开始了南宋朝。陈亮请高宗居安思危，抵抗金人侵略，不可苟且偷安。
以上分期法都是不科学的。限于历史条件和知识水平，当时的思想家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周期和真正的规律，只能猜测性地阐述朴素而神秘的周期观。对于20世纪以前的人来说，历史发展的周期确实是很神秘的。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发展周期已不存在任何神秘性了。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1）
人类有史以来，社会转型是“生生不息”的常态。什么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制度、人与人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创造性活动，“转型”是个中性词，指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转型有急剧的形式，也有温和的形式，有亢奋态，也有相对静止态。
社会转型大抵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如封建制
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另一种是指同一社会制度内的局部变化，如魏孝文帝改革引起的鲜卑族社会变化；近代东南的区域性变化。这两种变化是相联系的，形成量变和质变、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近代社会转型主要指前者，但也不排斥后者。后者为前者提供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的准备。
社会转型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有前进，也有辗转倒退。一般说来，社会转型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向。
社会转型，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他写过一篇《过渡时代论》以进化论观点把过渡时代分为广义和狭义。人间无时无地不在进化，这是广义的过渡。狭义的过渡是相对于停顿，波波相续。他认为：“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下层民众对社会转型有个朴素的界定，那就是“劫”。劫，《说文解字·力部》释云：“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或曰以力去曰劫。”劫表现了两种力向，一是趋力，一是阻力，劫的过程就是两种力量的斗争。《史记·日者列传》云：“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后，佛经中宣传的“劫”使中国民众刻骨铭心。佛经以天地的形成至毁灭为一劫，毁灭时的动荡之火为劫火。《隋书·经籍志》论云：“佛经所说，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败，成败谓之劫。”
当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当自然灾害发生；当严重的瘟疫摧残人类；当民众面临极大危险时，人们就称之为劫。
“劫”是一种“恶”，是一种灾难，是一段痛苦的挣扎，是新旧势力交替的较量。它是民众的朴素认识、神秘主义的感知。在一个社会中，当人们都感到“劫”日来临时，也就是社会即将剧烈动荡的表征。
“劫”的观念是宿命论在社会观上的反映。
宿命论是一种神秘主义，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一直倡导之。宿命论认定生死轮回，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今生积功德，来世有善报。西方的基督教不太讲宿命，洪秀全等人却屡屡宣传宿命思想。
方术认为每个朝代的天数是有限的。如果社会混乱，朝纲不振，就表明天数已尽，劫祸将到，需要避劫，此类例子很多，如汉代方士看到汉代江河日下，就主张改元，重新受命。于是，由方士导演，汉哀帝主持了“再受命”丑剧。成帝死后，方士又向哀帝陈述改元事宜及利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民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听从了方士的建议，下诏改元：“盖闻《尚书》‘五日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惟恐陵夷。”
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记载洪秀全的《谕众兵将遵天令诏》云：“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升天堂，便长生不死。若尔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尔若贪安便不安，怕苦便会苦。总之，遵天诫，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狱。”此书又记载杨秀清的传言：“自古死生天排定，哪有由己得成人。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这些观念明显地是宿命论的反映。
宿命论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劫”是大难，劫的先兆是灾异：地震、天旱、洪水、瘟疫。民谣有“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太平天国利用了“劫”的思想号召人民入教避劫，洪秀全托言天父之语：“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瘟疫……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中国下层民众自明清以来很相信“劫”，也很畏惧“劫”，所以纷纷聚集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的将领大多相信劫数。《李秀成自述》谈到毁弃旧神时说：“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香烟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度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以数尽国崩，观之可也。”李秀成把社会变化看成是命运决定，这是农民阶级朴素的社会神秘观念。
太平天国认为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洪秀全颁行的《天理要论》云：“至于天命，岂非上帝旨意乎？《书》云：‘富贵在天，生死有命’，正乃上帝所立之主张也。上帝坐高位，广视天下，定人分业，限人祸福，照其本意也。凡人不能自专，众生不得所欲，只上帝理之，随其圣旨也。”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2）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不仅仅太平天国有“劫”的观念，其他下层民众也经常讲“劫”，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南海县农民与英国兵发生冲突，当地青莲教就“据称劫数已到，即有兵戈之灾”。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金丹道发动武装起义，称“奉天伐暴”，“能避刀兵劫数”。
义和团运动广泛流行“劫”观念，在1899年称“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诸神下降”；19
00年称“大劫临头，只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据陈振江等人研究，“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灾难，即侵略、暴政和天灾所造成的民生维艰。二是指动乱，义和团要诛杀洋人、恶者。“劫”的观念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反抗侵略的重要思想武器。
“劫”的观念有某些积极意义。喻青松曾作过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第一，“劫”的观念虽然有神秘成分或迷信内容，但它是现实生活苦难的反映，是对封建统治的抗议，是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转化为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第二，“劫”的观念包含辩证和进化的因素，它与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劫是“现世”向“未来世”转变的急骤过程。
当然“劫”与社会转型不是同一观念，“劫”的含义在于大乱临头，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通过“劫”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心态，它是社会暴风雨来临的晴雨表，是下层民众首领发动民众的法宝，是社会神秘主义很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是由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经典论述是我们理解社会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
由于历史造成的认识局限性，先哲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转型，更不能洞察社会转型的原因，他们提出了一套朴素而神秘的看法。
古代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兴衰皆由命定，人不能改变。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受神秘主义影响，认为朝代的昌衰兴废皆由天数决定。他在《论衡·治期篇》云：“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又云：“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可见王充是个社会宿命论者。
有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存亡由气数决定。他们认为新朝代之兴时，必有旺气显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晋书·元帝纪》记载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堑北山以绝其势。”他们还认为朝代衰败时，气色呈凶兆。《晋书·郭璞传》记载，司马睿当政时，刑狱严重，民不聊生，郭璞上疏，以“青黑之气共相搏击”的天象，劝晋朝统治者刷新政务。所谓气，就是命运；所谓数，就是规定性，气数说是对社会的迷信解释。
先民认为，如果上天要更换一个朝代，必然降下一位天子，天子所在之地呈天子气，天子气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新兴力量。刘邦最早利用“天子气”观念为自己服务，借以神化自己。《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在地面上浮现“天子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天子气”解释为“民心所向的吸引力”尚可。文中“季”即刘邦，他周围已有一批图谋造反的文武之士，为他大造舆论，使人民甘心情愿地跟着他投入反秦斗争。《汉书》所载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刘邦的谋臣用天美化刘邦，宣扬君权神授。
近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的看法，如：魏源相信“气说”，认为社会的前进与倒退是由气决定的。他在《默觚·治篇》云：“三代以上之人才，出于教化，三代以下之才，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又云：“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其历年有远近，即其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至于什么是气运，气运由什么决定，魏源没有说明。
近代民众不乏相信“气说”者，《清稗类钞·方技传》记载了太平天国期间的一件事：
张立帆以精通天文名，咸丰庚申春，苏州失，昆山继陷，粤寇所到，迁避一空。张独留不去，且为之赞划一切。或问其故，张曰：“吾夜观天象，知清运已贵，意即在此乎？”张尝为粤寇筹饷，邑中富室按名勒派，不允，则拘而敲扑之，故皆衔之刺骨。粤寇乱平，遂为怨家告发。张大恐，倾家营谋之，乃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