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0-车臣之鉴-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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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俄罗斯领导人都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恫吓，他们相信这些失去了妻儿的奥塞梯人能够说到做到。为此，普京向北奥塞梯增派了大批部队，防止发生混乱，同时，他严肃地指出：“谁发动复仇，谁就与制造别斯兰事件的恐怖分子站到了一起。”印古什共和国前总统奥舍夫也向北奥塞梯当局发出呼吁，希望政府能以北高加索稳定的大局为重，制止民族之间恐怖事件的发生。
目前，居住在别斯兰附近的印古什族的年轻人已经撤离，他们害怕遭到奥塞梯人报复。但由于别斯兰人质事件引发的这些问题，恐怕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让岁月抚平这累累伤痕。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1）
自从杜达耶夫1990年在车臣扯旗造反，在炮火、恐怖和杀戮中，车臣人民已经度过了15个年头。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与一个人口不到其1％，面积仅为其1‰的自治小国竟然纠缠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俄罗斯两代领导人在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车臣问题时肯定没有料到的。
必须承认，在这15年的时间里，车臣问题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损失，主要表现在：（1）两次战争中耗费的人、财、物力有目共睹；（2）通过武力解决民族危机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尚待商榷；（3）车臣战后重建要靠自己“埋单”；（4）为了求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外交方面受到牵制；（5）不得不把反恐长期纳入议事日程。
那么为什么一个弹丸之地就能让俄罗斯15年不得安宁？究其原因，这里既有对民族独立理论的不同见解，也有联邦政府在两次战争中战略和战术的失误。此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车臣问题的背后一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这种背景使不同角度、不同目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汇成一股从根本上反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力量。这股逆流给俄罗斯的车臣战争和后来的反恐行动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压力；给恐怖分子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实实在在的物资援助。可以说，在近年世界上发生的民族矛盾和解决问题的争端中，车臣问题是背景最复杂的一个，它既受到冷战思维的困扰，又有与邻国的争端，还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纠缠到一起。实践证明，国际背景已经构成了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严重阻碍。这也是笔者把这个问题单独列成一个章节加以解读的原因。
车臣问题几乎是与前苏联解体同时暴露出来的，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即：默许第一次车臣战争；反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在“9·11”事件发生后，有保留地支持俄罗斯反恐。其实自车臣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态度是一贯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同一个问题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反差？原来西方大国对待车臣问题态度的变化，根本不是源于车臣问题本身，而是一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冷热在变化，这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困扰最明显的例证。历史已经证明，被这种思维左右的政治家，往往用双重甚至是多重标准看待周围的一切，然后各取所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是这样处理车臣问题的。
一西方色厉内荏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前苏联的解体发生在1991年底。共产主义事业突然遭遇如此重大挫折，恐怕连西方政治家都始料不及。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世界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欢欣鼓舞，但在怎么接纳莫斯科的问题上却显得谨慎小心。因为毕竟来到他们面前的既不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也不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而是一个动辄就骂街的母夜叉。
不管怎么说，冷战毕竟随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对整个人类都具有支配能力。此刻的美、俄两国，一个陶醉于成为单极世界的主宰者，另一个沉湎于对西方的一往情深，于是，就创造了一个假惺惺的“蜜月”。仅在1992~1994年三年的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就进行了八次会晤。从表面看去，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
1992年2月1日，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两个月后访问美国，与老布什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俄美首脑第一次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的戴维营声明》，指出俄罗斯与美国为“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友谊和伙伴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把彼此视为潜在对手”。
同年6月16日至18日，叶利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间，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宪章》等30多份文件，提出了“发展伙伴和友好关系”的构想；达成了核裁军谅解协议。
1993年1月2日至3日，老布什在莫斯科与叶利钦举行第三次会晤，双方在上年达成核裁军谅解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在此后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减少2/3，并将削减下来的弹头（包括所有陆基多弹头弹道导弹）悉数销毁。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两国元首于1993年4月初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正式会晤并发表《温哥华宣言》。在这份文件中，两国宣布相互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对手变成了“战略伙伴”。在会晤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及美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等问题。
1993年7月10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期间，克林顿与叶利钦举行会谈，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计划。
1994年1月12日至15日，克林顿总统首次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莫斯科宣言》，称“俄美关系已经进入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在这次访问中，俄美之间还签署了11项有关双边合作的文件。
1994年7月10日，叶利钦与克林顿同时参加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双方讨论了波黑问题、朝鲜问题及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问题。
1994年9月26日至28日，叶利钦访问美国。会谈后，两国同意加快削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同时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技术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2）
在国际交往中，人们常常把两国高层往来的情况，看成国家关系亲疏的晴雨表。从这个角度讲，在苏联解体的头几年，美俄关系确实有所发展，甚至有了飞跃。但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中，自身欲望都过于明显和强烈，所以很难成就事业。从上面列举的八次会晤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从昔日那个超级大国手中继承下来的庞大核武库，仍旧心有余悸。于是，在历次会晤中，华盛顿所关心的主要是裁减核武器以及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中亚国家撤军等问题。而俄罗斯关心的则是能够从西方得到多少经济援助、投资、贷款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这样一来，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两国虽然在会晤后形成的声明或公报的用词上节节升温，但实际上一直在讨价还价。俄罗斯出卖的是与美国的抗衡能力和自身的大国地位，想要得到的是经济方面的实惠和在政治上被西方接纳。
美国在帮助俄罗斯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所保留，这是美国和西方制定对俄政策的一个基本点。这种情况绝不是俄罗斯改变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并非没有利益之争，也不是没有矛盾。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当然，为了长远的战略利益，美国有时也抛洒一些钓饵或者为俄罗斯画饼充饥。1993年初，当老布什与叶利钦签署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后，作为回报，美国答应推动七国集团落实给俄罗斯2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后来，在东京七国财长和外长会议上，这个计划又被扩大到434亿美元，让俄罗斯好不感动。
可惜的是西方的承诺最后只兑现不到1/3，而且还附加了许多对俄罗斯来说几乎是丧权辱国的条件，如：为俄排出了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的日程表；要求俄加里宁格勒成为非军事区；要求俄从摩尔多瓦撤军；要求俄不得向印度出售航天技术；不得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不许将反舰导弹卖给中国等等。一笔笔援助或贷款化为泡影，使处在“休克疗”之中，等米下锅的俄罗斯经济每况愈下。据俄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2~199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的平均速度已经超过10％。1992年为1991年的855％，1993年为1992年的913％，1994年为1993年的873％，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
国民经济的负增长，商品出口被阻隔，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造成了俄罗斯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1992年10月1日，联邦政府向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卷，全国共发放了15亿份，让人民共同分享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国家规定该证券可以购买国有资产和私有企业股票。但在1994年10月11日这个“黑色星期二”，俄罗斯个别外币兑换点，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竟然突破了4000比1大关。也就是说，政府两年前发给人民的补偿，只相当于25美元。这是70年社会主义的积累吗？难怪许多人都将其看做对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嘲讽和对人民感情的伤害。
从噩梦中渐渐醒来的俄罗斯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不再幻想西方的经济援助，只求能够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平等地位。但是，就连这点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不肯“恩赐”。到1994年底，美国限制与俄罗斯贸易的法律仍然有300多种，为俄罗斯对外贸易设置了重重障碍。美国还以各种借口限制俄罗斯进入世界常规武器、战略原料及航天技术市场，使俄罗斯这些传统优势项目受到打压。
除了经济问题外，美俄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也始终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像北约东扩、波黑等方面都相当敏感。
自东欧倒戈，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一批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从1992年起，就纷纷要求加入北约。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争吵的焦点。在1994年12月初召开的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参加国会议上，美俄都以强硬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将不会允许北约以外的任何国家否决扩大北约”。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声称，俄罗斯决不容忍北约与俄联邦接壤。他强调，欧洲安全与稳定没有俄罗斯参与是无法实现的。但当他最后确认俄罗斯已经没有左右欧洲形势的能力和身份后，不得不忧虑地表示：“欧洲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冷战’的积垢，就面临着陷入‘冷和平’的危险。”1994年底，北约无视俄罗斯的反对，终于迈出了东扩的第一步，而这个计划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
大国地位的沦丧，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众叛亲离的窘迫，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让俄罗斯人民意识到将俄罗斯这艘航船开向西方的危险。为此，国内至少出现了三股反对叶利钦的政治力量。一是以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崛起；二是共产党等左派力量也擦干了身上的血迹，重新投入了战斗；三是所谓“民主”力量内部发生了分化。这些力量汇集到一起，向叶利钦发出挑战，使俄罗斯能不能沿着“民主”道路走下去，成了西方十分担心的问题。
就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目的，国内反对派对政府出兵车臣大都持否定态度。可以说，如果西方此刻在这个问题上再火上浇油，叶利钦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肯定难以连任。而在西方的眼里，正是因为有了叶利钦这面“民主”的旗子，才导致有上千万党员的共产党，顷刻之间在苏联土崩瓦解，才能让俄罗斯这条航船，摇摇晃晃地奔向大洋彼岸。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3）
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没有形成通过车臣式“独立”，促使俄罗斯像苏联一样解体的构想，还在设法巩固苏联解体的“胜利”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仔细掂量，他们终于对叶利钦兵伐车臣闭上了一只眼睛，默许莫斯科在车臣动武。但同时用另一只眼睛窥测着发生的一切，用抓到的“把柄”打压俄罗斯。
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在1995年2月10日发表了一篇由斯蒂芬·格林豪斯撰写的专稿，题为《克林顿和科尔批评进攻车臣但强调支持叶利钦》。这篇文章在报道德国总理科尔访问华盛顿的情况时，将西方当时对俄罗斯的政策讲得一清二楚。文章说，克林顿总统和德国总理科尔今天批评了俄罗斯对车臣的进攻，但又说继续支持鲍里斯·叶利钦总统至关重要。他们告诫说，如果西方抛弃叶利钦，反民主的力量就会在莫斯科掌权。
文章说，克林顿和科尔指责俄罗斯如此滥用武力，并敦促它尽快结束在车臣地区的战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自莫斯科去年１２月开始进攻车臣以来最坚决的支持。文章说，西方两位最有影响领导人的这种态度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叶利钦命令出兵车臣，但他仍然可以信任。科尔指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兑现了他从东德撤走全部俄军的诺言，所以，“我个人认为鲍里斯·叶利钦是一位我们绝对能够信任的人。”
文章还援引了一段科尔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科尔直截了当地说：“假如我们把改革力量和叶利钦总统逼到墙角，孤立他们，对他们说‘我们不管你们了，我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那就会立即使我们回到过去那种旧的、糟糕的格局中。”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考虑，西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表现得没有过于“激动”。当然，诸如“人权”、“种族灭绝”这类指责也在所难免。同时，在不至于导致叶利钦反目的尺度内，进一步对俄罗斯进行要挟和勒索。
英国首相梅杰是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对车臣问题反应比较激烈的人物。1995年1月10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俄罗斯在处理车臣冲突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一事，向俄罗斯提出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车臣是俄罗斯联邦“不容置疑”的一部分。
梅杰在下院回答有关英国能够向车臣人民提供什么样帮助的问题时说：“我认为，没有人会对近几个星期以来车臣发生的这场悲剧表示怀疑。毫无疑问，它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里长期以来当地领导人领导的叛乱活动已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梅杰说，他同样“对近几个星期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表示关注，“并对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表示担忧。
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也向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阿纳托利·阿达米申表达了英国的忧虑。据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赫德在结束对亚洲的正式访问回国后，马上召见了这位大使，向他重申英国对车臣局势表示“关注”。
其实，这位外交大臣早在当月７日在新德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