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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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百分之十以内。
三、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调查工作系在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先生领导之下，又得当地民众之同情了解与协助， 绝对可靠。而准此情形以言，对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 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我承认这情形不普通。但我们两个乡村工作团体， 当初之择取邹平、定县为工作区域，却并没有意在山东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选其土 地最不集中之县份。乃结果竟不期而然，两处情形如此相同，则至少这情形在北方各省 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种情形并非奇迹，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普通不 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雇农）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 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这是说，有地并不难。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 在此。又中国社会通例，一个人的遗产，由他诸子均分。（1）（大清律例关于遗产继承有 如下之规定：嫡庶之男，不问妻妾婢所生，以子数均分之；私生子及养子各与其半。） 所以大地产经一代两代之后，就不大了。若遇着子弟不知勤俭，没落更快。这是说，纵 有大地产，保持正不易。一百亩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河北省谚语“一地千年百 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间的变化，可能富者不富。贫者不贫），又说“穷伴富， 伴得没有裤”，都是由此而发。
既然如此，那么，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农颇多，又何自而来呢？这一半来自工商业势 力，一半来自政治势力。古语早已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见《史记 ·货殖列传》）。现在之经济学家则指出农业上远没有像工商业那样的竞争：土地集中 远没有像资本集中那样的容易；大规模经营压倒小经营，工商业有之，而农业不必然。 从封建解放后之土地自由经营，其本身是不可能发展出这局面来的。只有由工商业发财 者，或在政治上有钱有势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并维持之。而一般说来，中国的工商业 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远不如南方之多。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 。但他们要土地，不过觉得不动产牢稳，用以贻子孙；其积极兴趣不在此，绝不是想要 改行。虽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时时受其影响，而土地集中总不是一种自然趋势所在。造成 此种不自然趋势，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业势力所能为（理由见后），而必在政治势力。 由政治势力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全国土地见出集中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解放出来的 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吾人固已 见之矣。
故我以自耕农较多之北方和佃农较多之南方，两下折衷起来，以历史顺转时期和其逆转 时期，两下折衷起来，笼统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的人颇占 多数。”——土地集中垄断情形，是有的，但从全局大势来说，尚不著；以有地者和无 地者相较，当不止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自信所说绝不过分。
中国工商业发达，尽管像先秦战国那样早，像唐代元代那样盛，却是从唐代至清季（鸦 片战争）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见更有所进（某些点上，或反见逊退）。其间盖有两大限制 存在。我们知道工商业是互相引发的。要商业上有广大市场，乃赖激工业生产猛进；要 工业生产增多，乃推动着商业前进。反之，无商则工不兴，无工则商亦不盛。而商业必 以海上交通，国际互市为大宗。西洋古代则得力于地中海，到后来更为远洋贸易。近代 工业之飞跃，实以重洋冒险，海外开拓为之先，历史所示甚明。然中国文化却是由西北 展向东南，以大陆控制沿海，与西洋以沿海领导内地者恰相反，数千年常有海禁。虽然 亦许禁不了，且有时而开禁。还有许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一面述 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龙编、广州、泉州、扬州），一面却说：
（上略）是唐时法制，实主极端之闭关主义。虽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为属 地，而国外贸易曾未闻稍加提倡，转从而摧抑之；亦可见吾国人思想之锢塞矣。（见原 书第112页）
所以综而论之，至多不过给予外商与我交易机会，而少有我们商业向海外发展，推销国 货的情形。这样，就根本限制了商业只为内地城乡之懋迁有无；其所以剌激工业生产者 之有限可知。在内地像长江一带，有水运方便还好；否则，凡不便于运输，即不便于商 业。以旧日交通之困难，内地社会虽甚广大，正不必即为现成市场。直接限制了商业， 即间接限制了工业。同时，工业还有其本身之限制。
工业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们的心思聪明不用于此；因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无法进步 ，而生产力遂有所限（关于此层详论在后）。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进，正为其集中了人 们的心思聪明于此之故。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样不行。所以说：
直到十八世纪之中叶，发明很为稀见。事实上，技术的情况在1750年以前，相当停滞， 达数千年。到了现代，往往一年间所发明，要超过1750年以前一千年所发明的。（巴恩 斯［H。 E。 Barnes］《社会进化论》，王斐孙译本第211页，新生命书局版）
换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态度而不改，便再经一千年，产业革命在西洋亦不得发生。 从来之中国人生态度与西洋中古人生态度诚然有异。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聪明引用于此， 正无二致；其相异，不过在后者自有一天转变到心思聪明集中于此，而前者殆无转变之 一天。那亦就是，若无西洋工业新技术输入中国，中国自己是永不会发明它的。
那面限制了商业发展，这面限制了工业进步。在工业上复缺乏商业的剌激，在商业上复 缺乏工业为推进。他且不谈，就在这两大限制之下，中国工商业往复盘旋二千多年而不 进，试问有什么稀奇呢！似此只附于农业而立的工商业，虽说便于发财而不免购求土地 ，却又不能为发财而经营它，其势不能凌越农业而操纵了土地，则甚明白，所以，由此 而垄断土地，形成地主佃农两阶级，那是不必虑的。而在这种工商业本身，一面没有经 过产业革命，生产集中资本集中之趋势不著，一面循着遗产诸子均分之习俗，资本纵有 积蓄，旋即分散；所以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像近代工业社会劳资两阶级之对立者，在 此谈不到，所不待言。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 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
三 何谓职业分途
我们知道经济上之剥削阶级，政治上之统治阶级，例必相兼。上面对于经济上有无阶级 之对立，已略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阶级的情况如何，俾资互证。
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较之在经济上尤为显明。中国之封建贵族，唯于周 代见之。自所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 ，实际即早已废除。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 不同于贵者，即他不再是为他们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 ，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势不免与被统治者对 立；一时代理者何必然？为自己而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非 是。而况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我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常有时 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英国文官之得脱于贵族势力而依考试任 用，至今未满百年。以此较彼，不可谓非奇迹。无怪乎罗素揭此以为中国文化三大特点 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当本钱，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从前人要读书却极其容易；有非现在想 象得到者：
第一，书只有限的几本书，既没有现在各门科学外国语文这样复杂，除了纸笔而外，亦 不需什么实验实习的工具设备。
第二，不收学费的义塾随处可有。宗族间公产除祭祀外，莫不以奖助子弟读书为第一事 ，种种办法甚多。同时，教散馆的老师对于学生收费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学校那种 机械规定。甚至老师可以甘愿帮助学生读书。
第三，读到几年之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考课，藉以得到膏火补助自己深造。
那时一个人有心读书，丝毫不难。问题不在读书上，而在读了书以后，考中做官却不那 样容易。一般说，其百分比极少极少。人家子弟所以宁愿走农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读了 书穷困一生“不发达”，而并非难于读书。所谓“寒士”、“穷书生”、“穷秀才”， 正是那时极耳熟的名词。但却又说不定哪个穷书生，因考中而发迹。许多旧小说戏剧之 所演，原属其时社会本象。
我承认像苏州等地方，城里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乡间佃农则不存读书之想，俨然就是 两个阶级。但此非一般之例。一般没有这种分别。“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 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 寻常可见到的事。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韦布林（T。 Veblen）著《 有闲阶级论》，叙述各处社会都有视生产劳动为贱役可耻而回避之习惯。（1）（韦布林（T 。Veblen）著《有闲阶级论》，胡伊默译本第29—37页，中华书局出版。）要知中国却不 同。虽学稼学圃皆不为孔子所许；然弟子既以为请，正见其初不回避。子路在田野间所 遇之长沮、桀溺、荷艹/条丈人，显然皆有学养之贤者，而耕耘不辍；其讥夫子“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更见其重视生产劳动。又天子亲耕藉田，历代著为典礼；则与贱视 回避，显然相反。许行“与民并耕”之说，非事实所能行；明儒吴康斋先生之真在田间 下力，亦事实所少见。最平允的一句话：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 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隔绝？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 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 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这种情形，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 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试分析之：
一、他虽有宗族亲戚密迩相依之人，与他同利害共命运；但至多在中央握权，而因为没 有土地人民，即终无实力。
且须知这种权贵只极少数人，其余大多数，是否与他同利害共命运，尚难言之。像明嘉 靖年间裁减诸藩爵禄米，“将军”（一种爵位）以下贫至不能自存。天启五年以后，行限 禄法，而贫者益多，时常滋事。当时御史林润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惧生变”之语， 是可想见。
二、他所与共治理者，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级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 则来自民间（广大社会），又随时可罢官归田或告老还乡；其势固不与皇帝同其利害，共 其命运。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们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朋友相交，仍不外士、农、工、商之四 民。从生活上之相依共处，以至其往还接触，自然使他们与那些人在心理观念上实际利 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说：官吏大致都与众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对立。
四、诚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为要忠于其君，他必须“爱民如子”和“直言极谏”。 因只有这样，才是获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爱民如子，则每事必为老百姓设想； 直言极谏，则不必事事阿顺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场，恰就站在整个大局上。
只有一种时机：他一个人利禄问题和整个大局问题，适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 短视；那么，他便与大众分离开了。然此固谈不到什么阶级立场。
政治上两阶级对立之形势，既不存在；这局面，正合了俗说“一人在上万人在下”那句 话。
秦以后，封建既不可复，而皇室仍有时动念及此者，即为其感到势孤而自危。这时候， 他与此大社会隔绝是不免隔绝，对立则不能对立。古语“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正是指出他只能与众人结好感，而不能为敌。而万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乱一发，大家亦 真受不了。彼此间力求适应，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与大社会已牵浑 而不可分。整个形势至此，他亦不在大社会之外，而与大社会为一。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 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 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 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 统治之实。中国国家早已轶出一般国家类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当详论 于后。这里要点出的，是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 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 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亦如 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此观于士 农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禄以代耕”之古语，均足为其证明。古时孟子对于“治人”、 “治于人”之所以分，绝不说人生来有贵贱阶级，而引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 社会分工原理。可见此种职业化之倾向，观念上早有其根，所以发展起来甚易。日本关 荣吉论文化有其时代性，复有其国民性，政事之由阶级而变到职业，关系于文化之时代 性；然如中国此风气之早开，却是文化之国民性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这就为：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试与英国人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而百分之四 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 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 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今虽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 ，推度尚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 会力求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