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9-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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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以弱胜强
崇祯皇帝即位后,由于肃清魏忠贤的余毒,造成了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内阁的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家。二人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准备合谋推翻内阁推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从而让自己挤入内阁。
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做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做为突破口,吹毛求疵,大搞他的材料,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项罪名都是崇祯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不禁勃然大怒。
第二天朝会的时候,崇祯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温体仁则早就深思熟虑,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质问钱谦益;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于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出班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仁忠心耿耿,对钱谦益则更恨一层。
崇祯自以为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辩,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下诏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通过这次当廷对质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的晋升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个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恶贼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
这次轮到温体仁惊慌失措了,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想以退为攻,主动向皇上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皇上的同情。他又趋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混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预机要。
在这个故事里,温体仁的势力远远不及钱谦益,但是他却成功地扳倒了这块大石头。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凭着力气用得巧。在对付强大对手的时候,要多动脑,想出对手的致命弱点在哪里,这样,你只要再用力对准出击,自然手到擒来。
僵局之救巧用力才能扳倒大石头(2)
李泌以逸待劳
以逸待劳,指的是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条件,凭借地形、地貌、距离等地理状况、阴阳寒暑的天气情况和白天黑夜的时间因素等自然条件,在充分弄清敌军兵力兵情,并且对双方主客观条件的实际情况有了正确分析把握的基础上,采取一边防御一边养精蓄锐,等待敌方劳顿疲惫、士气大伤之时,再转守为攻,从而争取作战的最大主动权。
从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以逸待劳强调对于来犯之敌要冷静观察,深入研究,发现敌方可以为我方利用驱遣的因素和环节,迫使敌人自我疲惫,自我损亏;我方则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抓紧时机乘虚而入,一举挫败敌人。这就是说,“待”不是消极盲目守株待兔式的坐等时机,而是不投入或少投入军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去摆布敌人,牵住敌人的牛鼻子,削弱其实力,消耗其锐气,在这种由不动而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战机。
以逸待劳是智慧韬略,是战略指导原则,不是具体的战术计策。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计策来达到以逸待劳的目的,这要根据双方的军情和主客观因素,因势利导,相机行事,调敌就范,后发制人。
以逸待劳,不能耐不住性子,心急等不得豆煮烂,急于事功,那就会半途而废或功败垂成。
“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两京陷落安禄山之手,唐玄宗逃亡入蜀,太子李亨趁机于灵武即皇帝位,白衣山人李泌成为帝王之师。
大唐的国力经此一乱而一落千丈,非但两京失陷,半壁江山沦入乱贼之手,而且人心惶惶,君臣惊慌失措,灵武的小朝廷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流亡政府而已。
所幸,安禄山立国不久,龙椅未坐暖,儿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为大唐恢复提供了大好契机。
李泌献平乱对策,曰: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千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阴,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这一策略的精髓是,唐军要尽全力占领今山西一带,则叛军主力盘踞的范阳(北京)、洛阳、长安三地,正好位于以山西为圆心的一条弧线上!唐军可以以山西为圆心,袭击三地,让叛军疲于奔命。
李泌的策略得到了贯彻。至德二年,郭子仪率主力兵马攻下了河东;固守太原的李光弼配合默契,一举歼灭围困太原之敌七万。南呼北应,两个主将因而控制了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战略要地。
范阳、洛阳与长安都是叛军非守不可的地方,当初占据时可谓大胜,如今却是三大包袱。这道半圆形的弧形曲线,自从郭子仪、李光弼两支队伍控制山西的地盘之后,便变成了一道要命的线!
从此,官军从山西奔袭敌军三大要地的任何一点,走的只是半径,而营救的敌军则要跑半个圆圈。要命的是,官军暂时还不急于决战,太原的李光弼只是作势要攻范阳,洛阳之敌非得千里奔援不可;郭子仪的河东军只需向河阳移动数十里,范阳、长安之敌也非千里奔援不可!因为河阳是伪都洛阳的北面门户。
在李泌的授意下,郭、李二将时而作势佯攻范阳,时而佯攻洛阳,时而佯攻长安,结果,叛军沿着这数千里长的弧线不住地往返奔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样,再强的队伍也非拖疲、拖垮、拖散不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泌“以逸待劳”的战略决策,要点便是占领山西这条“弦”,从圆心出发,走半径,佯攻敌之三大据点,牵动敌人千军万马,使他们往返数千里,不停地疯狂奔跑,拖垮它!
可惜,这妙计实施过程中被肃宗砍头去尾了!他先是杀了建宁王,使李光弼挺进范阳而无友军配合;继而,在尚未将敌人拖垮时,提前进攻长安,志在帝座的肃宗,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长安金殿龙椅之上;而追求天下长治久安的李泌,则是功败垂成,心灰意冷。
帝王师也有无奈的时候!
“安史之乱”延及九年,这九年战争虽然灭了安禄山、史思明,但培养了一批小安禄山、小史思明,终于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格局,导致唐朝最终亡于藩镇之手。
僵局之救替罪羊与炮灰(1)
我招谁惹谁了?
南朝刘宋时代,有个将领叫姚耸夫,干了点分外之事,结果就当了别人的替罪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元嘉七年(430),宋与北魏大战,建武将军杜骥奉命进入河南,收复失地。当时北魏已撤至黄河以北,杜骥驻守洛阳。洛阳原是东汉都城,但自东汉末年起连年战争,荒废已久,城内也无粮食可供军用。后来,宋军的主力部队攻打魏军失败,宋军全线溃退,杜骥也想弃洛阳城逃走,可又怕被宋文帝杀头。
在进退两难之际,天赐良机。原来在宋武帝刘裕攻下关内、洛阳一带,把夺来的钟鼎礼器都运往南方时,一口大钟掉入洛水之中,这时宋文帝派姚耸夫带领一千五百人去打捞,准备运回南方。正当姚耸夫的人拉钟出洛水时,杜骥派人来哄骗说:“敌人已经南来,洛阳势力孤单,现已把城池修理坚固,军粮又充足,所缺乏的就是人手。您如果率人马共来,咱们同守此城,等您立了大功之后,再取钟不晚。”
姚耸夫信以为真,于是率人马进驻洛阳。进城后发现城不可守,又无粮食,大呼上当,于是带领他的人出走。杜骥接踵而至,弃城南奔,并在文帝前告状,“我本想死守洛阳,可姚耸夫入城便走,致使人心涣散,都欲先走为快,不可禁止。”
皇帝龙颜大怒,派建武将军去寿阳处决姚耸夫。姚耸夫就这么做了替罪羊。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真不少。晁错就当了汉景帝的替罪羊,汉文帝一看削藩不成,七国叛乱,不是马上就杀了晁错吗?
曹操在情急之时也借过别人的人头一用。
公元198年,袁术发兵攻陈(今河南淮阳),曹操亲率大军援救。双方在寿春一带相持了几个月,袁军坚守不出。日子一久,曹军粮草渐感不支,曹操尽管已派人去催,可一时又回不来。为了不致引起军心动乱,曹操尽力封锁消息,私下里把管粮草的军需官找来,对他说:“现在军粮不够了,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军需官说:“如果用缩小了的量器给军队发饷,就可以少发不少粮食。”曹操高兴地说:“好,就照你说的去办吧。”
谁知,这样一来,遭到了全体官兵的反对。有的直接找到曹操质问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将士们吃不饱怎么打仗?”有的发牢骚:“你这样糊弄将士的肚子,将士们也会在打仗时糊弄你!”甚至有人煽动说:“曹操这样欺骗我们,我们不跟他干了!”曹操一见大事不好,便当着将士的面把军需官找来,对他说:“现在军营内到处都在议论纷纷,随时有发生叛乱的危险,我想借你一样东西来稳定军心。”
军需官摸不着头脑,便问:“丞相想借什么?”曹操说:“借你的头。”这位老兄以为曹操在开玩笑,说:“丞相别拿小人取笑。”曹操板着脸说:“军中无戏言。”还没等这位军需官明白过来,曹操便一剑割下了他的人头,声言他故意克扣军粮,已将他斩了。
全军将土看见丞相公正无私,斩了“粮老鼠”,不满之情逐渐消失。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对阴谋家来说,似乎不在此训要求之列。他们暗中使用各种手段,蒙蔽大家,将自己的恶行转嫁到别人头上,使别人成为众矢之的,以洗脱自己的罪责,保护自己的声誉、地位和权力。必要的时候,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明末,清兵攻打山海关,京城危急。崇祯帝心急如焚,无可奈何。于是,他想和皇太极妥协,便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议和。不料消息泄露,满朝文武大臣议论纷纷。崇祯帝极为难堪。为了推卸责任,崇祯把陈新甲当替罪羊处死,把议和责任全部推到了陈新甲身上。
僵局之救替罪羊与炮灰(2)
引来灾祸的“金苹果”
古希腊有个关于金苹果的神话,几位女神因为争夺一只金苹果而反目,结果引起了一场战争。战国时,韩国的上党之地也成为挑起秦与赵大战的金苹果。
公元前262年,韩国上党郡守将冯亭派使者去见赵孝成王,说上党守不住了,本打算归顺秦国,但官民却想归顺赵国,韩国因此愿意把上党十七座城镇奉献给赵国。赵孝成王很高兴,打算接受这请求。平阳君赵豹谏阻说,秦国蚕食韩国土地,断绝交通往来,以为可以坐享上党之地。韩国守不住上党,又不愿把上党归顺给秦国,却愿意送给我们赵国,目的正是为了嫁祸于赵国。秦国怎能让赵国坐收其利呢?况且秦国攻伐韩国上党,从渭水运粮于河洛之间,如同耕种必然收获一样,秦国早已把上党看成了自己的土地。赵国弱小无法同秦作对,接受韩国的十七座城镇等于自招祸水。赵孝成王不听,命令赵胜接受冯亭的十七座城镇。由此引来长平之祸,秦军坑杀赵军四十余万人。
赵豹分析得很对,韩国守不住上党,不把上党归顺秦国,却愿意送给赵国,目的正是为了嫁祸于赵国。而赵王贪图韩国的城镇,等于是自招祸水,结果引来灭国之祸,实在是咎由自取!
韦昌辉当了炮灰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今南京)后,天王洪秀全志得意满,完全醉心于天父、天兄的神话当中,深居内宫过着豪华的生活,逐渐很少见人。在他临朝的时候,只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以直接觐见,其他的文武官员则只能在大门外按照仪式跪拜,口呼“万岁”。
公元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打败了清军对江宁的围攻。这年的七月,钦差大臣向荣忧急成疾,病死在丹阳。江宁城内的太平军闻讯,举杯相贺,并争相为杨秀清庆功。这时候杨秀清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居功自傲,甚至以他有代天父立言的权利,总揽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这以后,所有军政大事都要先报到他的府中,一切刑赏、任免都要由他一人决定。同时,他已不能平等地对待与他一同起义、战功卓著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竟将二人视为自己的下属。
这年八月,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用武力胁迫洪秀全到东王府,让洪秀全下轿呼他为“万岁”,交出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对杨秀清的这一行为,洪秀全实在无法忍受,便秘密派人通知正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让他速回江宁议事。韦昌辉接到洪秀全的密令,立即率亲兵赶回江宁。
九月,韦昌辉赶到江宁城下。杨秀清以韦昌辉在江西督战不力为由,不许他入城。在韦昌辉的再三恳求下,杨秀清才答应放他入城。韦昌辉入城后,直奔天王府,拜见洪秀全。洪秀全一见韦昌辉,心中暗喜,却假装斥责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