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煤的历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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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锅炉，这三个锅炉就像一只食量惊人的猛兽的三个胃，我们参观的是其中的一个。谢科的这些锅炉，每年总共要用掉大约650万吨煤。这个数目相当于1850年全美国用煤总量的3/4，而在那个年代，煤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　　　　
　　　　杰克解释说，每一个锅炉里面都有数百根钢铁管子。在这些管子里，水变成过热的蒸汽，驱动近旁的发电机以两倍于声速的速度旋转。这时，锅炉里会出现一些煤的残渣，就跟在火炉和暖气炉里常常形成的煤渣差不多；但是锅炉里的这些残渣可以堆积成大块，“有小型货车那么大”。这些巨型煤渣必须用炸药来炸散，因而一些爆破专家的工作就是待锅炉完全冷却之后，爬进去炸开里面的煤渣。　　　　
　　　　在锅炉这里，起先并没有什么可看的。锅炉从发电厂的好几层地板中钻出来，但也仅仅是一堵温热的、振动的金属墙。很难相信，在这堵墙的里面，是一个宽约45英尺、高约10层楼、3000华氏度的贪婪的大火球，每小时要吞噬500吨煤粉。但是后来，杰克漫不经心地打开了锅炉壁上的一扇小门儿，从里面只是传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同时，一道白色的眩目强光从里面倾泻而出，我们不由得遮住了眼睛；那光芒，就像在地下囚禁了数百万年的阳光，终于重新得到了自由。　　　　
　　　　由于这样的火焰，因此在美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煤火在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能见度却越来越低。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煤其实已经消失了——它已经从黝黑的大块头神奇地变成了吱吱作响的纯净电流。美国有9/10的煤都进了发电厂，因此许多美国人开始幻想，煤已经不再是一种主要的能源或者严重的环境威胁，人们烧再多的煤也没关系。　　　　
　　　　然而，即使再过一段时间，美国所用的煤也不会完全消隐于无形。煤在环境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在国内外也遭到越来越多的异议。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调整，在美国极严重的污染问题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煤引起的，而且煤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国际问题，只是美国的法律还没有触及这一点。尽管煤正在环境领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美国对煤的投资却一直在增长，这颇像同一轨道上两列动力强劲的火车，都开足了马力向对方冲去。可以断言，它们很快就会撞在一起，并且不可避免地发出巨大的声响，留下凌乱和痛苦。　　　　
　　　　跟随煤的发散物一同遨游自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科学冒险活动。我们已经在它的压力下学着更多地了解风是怎样吹的，雨是怎样下的，光是怎样发散的，以及化学变化是怎样在空气、土壤和水中循环往复的。它教我们了解自己的肺、心脏和大脑，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排放到自然界中的物质，还会反过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地困扰我们自己。总而言之，跟踪煤烟，我们就能充分证明，通过我们的经济决策和大规模的自然进程，我们已经与地球广阔的生命网络以及我们自身彼此密切地联在了一起。　　　　
　　　　1970年，以人们庆祝第一个地球日为标志，第一轮关注环境的浪潮席卷美国。在这次新意识的觉醒中，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还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在这些法律中，最有气势、意义最深远的举措是1970年通过的《空气洁净法令》（Clean　Air　Act）。这条法令明确规定，到1975年，美国的空气必须清洁起来，达到有利于健康的标准。对于一个刚刚把人送上月球的国家来说，这个目标虽高，但似乎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然而三十年后，看看我们在空气污染、健康和环境政治学方面贫乏的知识，就可以知道，这个目标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天真梦想。　　　　
　　　　在《空气洁净法令》通过之初，人们关心的是市区空气污染标准会给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952年12月5日至9日的伦敦“黑雾”，已经证实了市区煤烟藏有多大的隐患。由于温度的颠倒，一些煤烟被困在地面附近。第一天，雾还是白色的，但格外浓重，以致于汽车和公交车行驶得比走路还慢，还有一场歌剧被迫取消，因为浓雾渗入了剧院，演员们看不见指挥。在最后一天，雾已经变成了黑色，能见度仅有11英寸，医院里住满了不能呼吸的伦敦人。在这次事件中，有大约4000人丧生，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就死在了大街上；从一个城市小公园中移出了五十具尸体。1956年，在人们对伦敦的煤烟抱怨了将近700年后，国会终于明令禁止在中心城市燃烧烟煤，于是，空气立刻得到了改善。　　　　
　　　　导致这些人死亡的主要凶手是一种叫二氧化硫的气体。二氧化硫，或者说二氧化硫，并不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什么奇异化学物品。自然界在火山爆发时会喷涌出二氧化硫，但是，我们的煤炉却制造了更多这种气体，煤炉简直就是我们驯化的、慢性子的小火山。煤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老式却极其危险的污染物质，完全是火和硫磺混合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燃烧了被硫污染过的煤。　　　　
　　　　1970年，美国的二氧化硫发散物总量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燃煤的发电厂显然是最大的二氧化硫来源，在1940年和1970年间，每隔十年，从那里产生的二氧化硫发散物就会翻一番。尽管发二氧化硫散物的总量在增加，但大部分城市中心的空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硫却可能比一个世纪以前少得多，因为烟囱建得更高了，可以把二氧化硫送到更远的地方。《空气洁净法令》中的一些条款就鼓励人们继续施行这种措施。在环境管理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解决污染的办法就是稀释。”当然，这种办法行得通的必要条件是火足够小、而星球足够大，但这两者显然都不可能实现。于是，最脏的空气变得干净一些了，但同时，一些最干净的顺风空气却变脏了。人们一直都是关注健康的，但不久，就开始更关注鱼的失踪之谜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原先在瑞典北部、挪威以及纽约阿地罗达克（Adirondack）山脉的某些干净的湖泊里有很多鱼，可它们突然消失了，这令科学家们深感困惑。那些湖泊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污染，很多反而变得格外漂亮，因为那些玷污湖水的微生物已经不见了。除了鱼的失踪，还有其他的怪事：生长在高处的树木纷纷莫名地死去，还有，更古怪的是，在瑞典的一些地方，人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绿！研究者们最终把这些问题都归因于酸性污染，尤其是从无数煤火中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硫，它们主要来自英国、德国（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带来了污染）和中东工业区（给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带来了污染）。　　　　
　　　　酸雨不仅增强了遥远的湖泊和溪流的酸性，从而直接导致了鱼儿的死亡，而且，当它穿过土壤时，它会留下像铝和汞这样的有毒矿物，给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危害。到20世纪70年代，酸已经渗入了瑞典北部的数千口浅井，其中所含的硫酸盐铜腐蚀着铜管，污染着自来水。金发瑞典人用的正是这种污染过的水，因此发现自己的头发被水染成了绿色，一位瑞典研究者在1981年描述说，有时会“像春天的白桦树一样绿”。其实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就是这种污染物质，正在剥去一些树的绿色针衣，并给它们换上褐色的皮肤。　　　　
　　　　将酸雨与煤联系起来的证据越来越多，发电业和煤炭业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否认这种联系，并质疑研究这种联系的动机，还经常呼吁人们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再下定论。1980年10月，美国国家煤炭协会主席声称，把酸雨归罪于煤，“其实是一场误导公众的战役，而且似乎是有所预谋的，目的是得到公众对新的法令和治理措施的支持”。然而，他并不需要为新的环境法律而操心，因为再过一个月，罗纳德·里根就要当选为总统了。在此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酸雨方面将不会有什么得力的举措。《空气洁净法令》依然生效，在它的约束下，那段时期的二氧化硫发散物在逐渐减少，但进展还不够迅速。最后，在1990年，国会采纳了一项《酸雨计划》（Acid　Rain　Program），要求发电厂到2010年时必须把二氧化硫发散量减少一半。　　　　
　　　　自从1990年，酸雨的话题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有两件特别令人惊奇的事。第一件是，治理二氧化硫所用的费用远远低于人们的预计——只是早期工业界预计的大约1/20，甚至低于环境保护论者们的预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美国西部运来的煤低于预计价格，而且含硫量也很低，此外，由于日益发展的技术和灵活的调整措施，电力工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服从治理二氧化硫。　　　　
　　　　第二件事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有证据表明，1990年法律所要求的标准虽然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却仍远远不够。虽然酸雨已经减少了，但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有时酸雨的酸性会比正常情况下高10倍。在这种酸雨肆虐了几十年后，一些地方土壤中天然的中和性矿物被冲刷掉了，土壤毫无设防地暴露在新一场酸雨中。加拿大政府发现，即使充分执行了美国的《酸雨计划》，但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有法国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加起来那么大的地区，湖泊仍然在继续变酸。环境保护论者指出，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鲑鱼储量的减少，到弗吉尼亚溪流中鳟鱼的消失，以及美国东北部红云杉和糖枫的衰亡，都是酸导致的后果，他们还呼吁，应当在1990年标准的基础上，把二氧化硫再缩减80％。研究表明，即使缩减到这个程度，一些生态系统仍然需要25年的时间来消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酸性。


第三部分　无形的力量第20节　无形的力量（2）

　　　　虽然酸雨还没有引起更多的问题，但由于其他根深蒂固的污染问题绝大部分都跟煤有关，因而燃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烟囱里冒出来的二氧化硫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导致美国东部能见度极低的罪魁祸首。在东部，一般只能看到大约14英里以内的事物；而如果没有人为制造的空气污染，视野可达到45至90英里。这层阴霾不仅破坏人们的视野，而且事实上笼罩着密西西比州的整个东部，它主要是一些能发散阳光的硫酸盐颗粒；这些颗粒来自二氧化硫发散物，而这些发散物大部分是由煤火产生的。在西部，尽管二氧化硫发散物少得多，但煤带来的污染已足够模糊人们的视线：美国环境保护局发现，大峡谷的阴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罪于75英里之外一家煤工厂发散的二氧化硫。一项经济研究发现，《酸雨计划》大大改善了空气的能见度，这是在通过这项法律时没有充分想到的，因此，姑且不论《酸雨计划》对环境和健康的其他诸多益处，单单这一项，就没有辜负在污染控制方面的大量投资。　　　　
　　　　当然，阻碍我们视野的还有所谓的“烟雾”。烟雾主要是臭氧——这种气体可以保护我们免遭辐射，但它在高空非常稀薄，而在低空却过于浓厚。臭氧不仅在农村危害森林和谷物的生长，而且在城市也是个大难题。在过去的20年里，国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逐步降低了臭氧的平均浓度，但一些地区的情况却日益恶化，超过8100万美国人所居住的地方，仍然没有达到美国环境保护局设定的基本健康标准。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调查研究显示，夏季住进医院的肺病病例中，有10％至20％与臭氧有关。因为臭氧可以引发哮喘，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机率，甚至会不可挽回地改变肺部构造。孩子们尤其容易受到侵害。　　　　
　　　　臭氧并不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当一种名叫氧化氮的气体与其他空气污染物质混合，并且具备了阳光和热度，就会产生臭氧。虽然人们通常责备道路交通制造了臭氧，但其实在美国的氧化氮发散物中，有1/4是由煤产生的，比所有汽车、货车和轻便实用的运输工具产生的总和还多。氧化氮还是导致酸雨的次要原因，而且，由于氮是一种肥料，因此氧化氮滋养了疯长的藻类，因而损耗了近岸海水中的氧气，比如说，切萨皮克海湾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说捉摸不定的汞。美国数千个产鱼的湖泊都感染了汞，因此人们警告孕妇和儿童不要吃鱼，以免影响大脑的发育。湖里的汞大部分来自雨水，而煤发电厂制造了空气中汞发散物的1/3，成为汞的最主要来源。汞给公众健康带来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份新近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出生的60000名婴儿可能在子宫里就已经感染了相当多的汞，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糟糕的学习成绩。汞一旦进入空气，就不可能将它清除出去了，因为它在不断蒸发成雨的过程中行踪不定，在天地间闯出自己的汞之路，所到之处无所不侵。*　　　　
　　　　我们可以认为，煤烟已经被分散到足够高远和广阔的空间里去了，我们不必担忧它会浓重到置人于死地的程度，但遗憾的是，我们确实需要这样担忧。事实上，警报已经拉响：单单在美国，每年死于煤烟之手的就不是区区几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人。在环境治理领域，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因为把死亡归因于一种污染物质或者一项工业，是极其罕见的。　　　　
　　　　全国各地的二氧化硫监测装置显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已经不再威胁我们的健康。几乎每个地方的二氧化硫浓度，都已经缩减到了环境保护局所规定的无害标准。然而，问题是，当我们在测定二氧化硫时，这种气体已经悄悄施展一种化学诡计，变成了特殊的形式，而在进行这种诡计时，它的杀伤力悄然增强了。包括已经导致酸雨、能见度降低、烟雾和排水沟过度肥沃的二氧化硫和氧化氮，都会发生这种危险的变异。　　　　
　　　　微粒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物质，它们一旦组合在一起，什么都可能产生——酸，毒性金属，微尘，污垢——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治理所有的颗粒，这是因为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也是因为它们单凭大小就够危险的了。最细小的颗粒可以溜过人体的防御线，它们先是让你打个喷嚏，然后就穿过你的鼻毛、支气管，想方设法进入你的肺部最隐秘、最敏感的角落。我们颇费了些功夫才意识到，这些极其微小的颗粒正是最致命的物质，而它们主要是化石燃料在燃烧时产生的，特别是煤和柴油机燃料。　　　　
　　　　尽管20世纪初期曾有一位煤商声称，肺里的煤灰是对健康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过滤经过肺到血液里去的空气，但是，把颗粒留在肺的深处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这只会增加你死于肺病（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等）和心脏病的机率。这些病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已是难以估计。自从17世纪伦敦布料商约翰·格朗特开始探究死亡率之后，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是仍有很多无法确定的问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每年被颗粒杀死的已达数千人，还很有可能是好几万人。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the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研究者们估计，每年有60000至70000死者与各种颗粒有关。　　　　
　　　　有一些例行公事地为环境保护局从事研究的顾问们领导着一个环境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研究，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发电厂所发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