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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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
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
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
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
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
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
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
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
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五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
的“五·一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
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
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
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
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
　　　　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二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
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
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
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我看到过成
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
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
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
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
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
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
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

　　　　　　　　　　　　　　　第十三章
　　　　给主席上书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和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
是多么的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
造反有理”。
　　　　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
我的刺激很大，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
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
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
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
力行为。
　　　　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
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
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
他们当作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
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
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
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
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
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
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
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
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
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
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
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只想有个温馨的家
　　　　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所
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
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
　　　　业余明星
　　　　产生这些误解其实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经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之一大
概是那时候，文艺萧条，人们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个样板戏。外国的除了阿尔巴尼
亚、罗马尼亚电影，更是少得可怜。于是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就成了人们看到一
点新奇事物的一个主要渠道。而我们这些天天出入外交场合的人便都成了“业余明
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之后的尼克松访华，更使我们这些参与
者名噪一时。记得1972年2　月底尼克松访华结束从上海启程回美国之后，我们在上
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结伴上街，没想到街上的行人竟来围观，并能叫出我们每个人
的名字，可见当时这些每日的电视新闻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拥
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翻译，但他（她）们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当年那样为人熟知了。
　　　　新闻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识阶层中四十岁以上的不少人对我尚
有印象，大概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报道造成的。由此，人们很容易认为我是个
喜爱社交的活跃人物。多年前，一位新闻界朋友问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么？我说：
“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女强人’那一类的女人，一定
胸怀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真实内心世界，
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实，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让我有个
舒适的环境读读书，为丈夫、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你能相信吗？可惜，这个愿望
我一生都未实现。”

　　　　　　　　　　　　　　　第十四章
　　　　逼上梁山
　　　　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捉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
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
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
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之后，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
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
　　　　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
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同学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
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
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
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
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父亲与毛主席有交情，
我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
不在话下。他们大概怕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
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
地问我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我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
是我获准回家取“证明”。我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1964年给父亲的信，其中最
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我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学
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九评”英语翻译本。支队长表现出对毛主席十分的虔诚
和对我的羡慕。此后，我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
这个举动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
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
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
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就这样，我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
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
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为民情愿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
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
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他见我进去，很热
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
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
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
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这位书记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
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
：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
“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
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第十五章
　　　　参加“九大”翻译工作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惟一的变化
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
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
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
　　　　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
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
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
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
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
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
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
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
转机！
　　　　再次“为民情愿”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
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
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
“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
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
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
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
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
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
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
舞台无法脱身了。
　　　　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那天是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阴霾
一扫而光，广大干部、教师、学生拥到校门口欢迎部队进校。许多人热泪盈眶，真
有当年贫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欢迎解放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种感情！
　　　　一夜之间，我成了替代外国语学院两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立的“群众代表”。8341
部队当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国语学院情况，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们都要
找我商量；一夜之间，许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获得了解放，昨日还是“阶下囚”，
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断演绎着这些悲喜剧！
　　　　我终于被逼上了梁山，还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从我第一次与张幼云一
起写信给毛主席之后，我就成了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核心人
物。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而且充满了激情。那
时候，我确信我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书斋生活已成遥远的过去，一切都是
为了“革命”。三十多年来，我自己从来没有系统回忆过我所走过的路，也并不意
识到我自己有多少变化。我的几位大学老朋友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的一大优点是不论
我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我对老朋友的情谊从来不变。
　　　　但是，当我回顾所走过的路时，我不能不对自己说其实我变了很多。虽然我做
人的原则仍然是善以待人，宁愿自己吃亏，绝不损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气却变了许
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岁踏进大学的大门时，我是个快乐、漂亮、脾气随和的女
孩子，但是现在，我却很容易激动、浮躁，很容易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