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2-惜别:鲁迅书系-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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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烟，他们的表情显得理所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沦为奴隶。”
那时，在仙台的俄罗斯俘虏多时达到两千人，分别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或是宫城原野的小木屋里。从那年的秋天开始这些俘虏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在市内散步，我虽然不知道俄语的正确发音，但他们不停地说想要パピロス，我猜想那大概是烟的意思，就连仙台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也记住了这个パピロス，常对俘虏们说：“想抽烟吗？”俘虏们一点头，孩子们就高兴地跑到烟店，买来烟给他们，很是得意。
“我给那些人烟，他们很平静，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甚至感到是种侮辱。难道这些俘虏看出我是支那人了？他们知道支那现在马上就会沦为列强的奴隶，因此，仅仅对我有种优越感？不，这的确只是我的偏见。是的。我这次在东京感到的就是这种偏见。我很不安。对于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也感到十分不安。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在松岛的高谈阔论十分幼稚。在怀念自己当时的单纯幼稚的同时，也感到很羞愧。一想起来就脸红。或许我总是醉心于天真的理论吧！我当时自认为深知支那的现状，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个人独断而已。
我什么都不懂。现在变得越来越无法判断了。不要说支那的现状了，就连我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都不明白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同胞说我是日本迷。甚至说我是汉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到处传言，说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为什么我会这样不讨大家喜欢呢？是因为我说了支那的坏话、表扬了日本的忠义哲学吗？还是因为没有和他们一起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我对于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深有同感。现在黄兴派和孙文派也就要实现合作，成立支那革命同盟会了。而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同盟会的成员，据他们说支那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我又为什么这样悲观呢？他们的气势越是高扬，我的心情越是低落。你怎么样？
我小时候，看到别人热烈地鼓掌，也跟着一起鼓掌，现在想起来，十分不好意思。听到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内心很激动，可是看到别人热烈鼓掌时，我却无论如何不能为这场演说鼓掌。内心的感动越大，鼓掌之类的越是对演说者的无意义的虚礼，反而失礼。我觉得沉默更能表达真正的敬意，变得厌恶起鼓掌的喧噪来。学校开运动会时的拉拉队也是同样的。另外关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2）
我们从小就被支那的儒者先生们强迫背诵令人讨厌的古圣贤的话。这样我们就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我绝不是轻视孔孟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本，或说成是‘仁’，或说成是‘中庸’，或说成是‘宽恕’，有许多种说法，而我认为是‘礼’。‘礼’的思想是很微妙的。用哲学术语来讲，‘礼’是爱的思想表达法。人类生活的痛苦可以说尽现了爱的表现的困难。这种表现的拙劣，正是人们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这种所谓‘礼’的思想的束缚，那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秩序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一定会一边颂扬，一边身体力行的，而且也便能从所有的屈辱、束缚的痛苦中被解救出来了。
而儒者先生们在教授时，却将‘礼’作为最不重要的行为准则，使之堕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亲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了。这种倾向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魏朝时的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逃到竹林、饮酒度日的。他们的礼仪非常差。时常赤身饮酒。当时的所谓‘道德家’们骂他们是无赖、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便是现在，优雅的正人君子们也仍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反感。其实那些竹林隐士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崇高。但是没办法，除了竹林之外，他们无处可住。
人们滔滔不绝地把‘礼’作为名目，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非常虔诚地信奉‘礼’本来面目的人们，看到伪善者滥用‘礼’，很不平，却无力挽回。反正没办法，就这样吧，从此以后连‘礼’字都不提，他们抱着这种愚直的偏见跑了出来，反过头来开始说‘礼’的坏话，开始做赤身饮酒这样粗俗的事。可是心底里，把礼教作为宝物一样珍视的，在当时其实只有这些人。
当时如果他们不采取这种‘背德者’的态度，便不能维持‘礼’的思想，时代的‘道德家’们表面上一副非常正派、很优雅的样子，实际上却正在破坏‘礼’的思想，他们全然不相信礼教。而相信礼教的人却变成‘背德者’逃入竹林，像无赖一样天天喝大酒。我现在虽然不想逃入竹林、赤身喝酒，可是心情还是徘徊在竹林中的。我已经看透了儒者先生们伪善的举止。关于这一点，在松岛的旅馆，就应该向你告白。人的思想如果被客厅里的恭维利用了，那就毫无意义了。我想从那不洁思想的死骸中逃脱、憧憬着新学问才离别故乡到了南京的。那以后的事，在松岛时我都对你说了。
可是，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说得清楚些吧，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认为他们的运动绝对正确。我尊敬孙文、信奉三民主义并珍视它。这是我最后唯一的依靠。如果这个思想也抛弃我，我便成了浮萍、奴隶。但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步了竹林名士的后尘。我做了很多努力。留学生们的热情肯定没有错。‘我们一起呐喊怎么样？说‘难为情’，那是你虚荣。你有不健康的虚无主义者的气息。你的脸上流露出了奴隶的微笑。注意！放逐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没关系，试着填些明亮的光吧！’我斥责自己、鞭鞑自己、想规定自己的航向、把住舵，甚至想成为革命党会员。可是……”说着，周先生突然不安地问我“几点了？很晚了吧？”
我告诉他了时间。
“是吗？我可以再打扰你一会儿吗？”他浮现出了难看的、低声下气的笑容，“我最近越来越不理解别人的心情了。连支那人都无法理解，不同国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有些过分依赖你了。不只是你，还有藤野先生和你这儿的房东夫妇，对我太好了。矢岛君他们的那封信，我反倒觉得爽快。因为支那人劣等，所以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态度十分清楚。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平静了、释然了。我受不了温情。今后请你也直言不讳吧！我在这儿和你谈到这么晚，你不讨厌吗？没关系吗？”
我没回答他。我想：如果是这种过分客气的客人，或许他借宿那地方的人也会讨厌吧。
“你好像生气了，但我似乎只对你放心。那次松岛碰面以来，总是让你听这些无聊的唠叨。医学救国嘛，”说着，他笑了，“拼凑了幼稚的三段论法，把那称之为什么屁道理、什么科学。为什么我这样畏惧科学呢？孩子喜欢火柴，很可爱。可是孩子使用科学武器，会怎样呢？反而可能会酿成惨事。因为孩子只想着玩。病好了，马上就去河里游泳，旧病复发，就再回来。
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摩西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花了四十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必定会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维新靠的不是科学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维新，以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为开端，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另外，还有写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启蒙，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并没有把Materiell（德语，“物质”之意）的慰乐作为教化的手段。这正是称明治维新成为奇迹的原因。
用科学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国民是非常危险的。那是西方人以侵略为目的，驯服别国民众的手段。对于本国国民的教化首先应该靠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国民肉体的疾病，使其抱有新生的希望，随后再教化他们的精神，这种循序渐进的深谋远虑一概不需要。不仅是旁人，即便是我自己，如果现在领会了像日本的忠义一元论那样明确直接的哲学，那就得救了。信奉忠义一元论的人大概只有在吃冰激凌、含奶糖、看无声电影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才会稍微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这种信仰吧。日本的这个一元哲学，不张扬，永远把接受命令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默默地执行，因此我对这个哲学十分放心。
对于自己深深信仰的东西，还是不要过分狂热、骚动的好。在东京的我的朋友，口口声声不断地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好像这就是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标志性词汇，那么，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不是要马上跑到竹林里去了吗？不，这一定是我怪僻的妄想，我已经连三民主义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相信他们的热情。不，确切地说，必须尊敬他们的热情。他们正在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独立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拼命呐喊。而我除了和他们步调一致地东奔西跑以外别无它路。我虽不是革命党员，但也绝不是胆小鬼。我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牺牲。我的船舵，不管我希望与否，已经定在一定的方向上了。
我现在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先怎样做好呢？一想到这儿，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忧郁的竹林。那些人说我是民族的叛徒，说我是日本迷。可是，我想：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幸运了。总之，我不懂政治。对我来说，与党员的增减、谁当干部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在意一个人心中的间隙。明确地讲，与政治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教育。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众的初级教育。我没有独特的哲学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贫弱的。我只是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促使民族自觉。仔细想想，我作为那些人的朋友能起到的小作用，也许只在做这样极其低微的工作上面。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3）
可是，即便如此，对于我这样能力有限的人来说也绝非轻松的工作。如果我当一名医生，在大家的帮助下也许会成功，但如果我当教育者，会怎么样呢？看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我觉得对民众的教育，著书立说是最有效的，可我却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与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相比，要成为支那的赖山阳，对我来说要难上百倍。最后，我发现政治家、医生、教育者，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没有希望，于是，今天去了教会，寻求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却听到了不吉利的奴隶的故事，十分吃惊，就跑到你这儿来了，说了这么多傻话，我简直就是滑稽演员。失礼了。很无聊吧。到此，滑稽演员要退场了。你的房东好像还没睡，一定很意外地在听我说话吧？那个支那人在说什么呢？讨厌！还不早点回去，害得我们连门也关不了。我最近心不在焉、也很困惑。我变了吧？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吗？我最近决定谁也不相信了，那么，告辞了。”
我说：“拜托你一件事，请在门外站一分钟。”
周先生很困惑，微微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向房东的卧室大声喊道：“太太，周先生走了。”
“啊，让他带上伞就好了。”房东太太只说了这句。很清爽。她明白我的意思。
我去找应该站在门外正在听我们对话的周先生，周先生不见了，黑暗中只有雪在纷纷地下着。
这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说自己记得准确无误，但“一个国家的维新，不能依靠西方的实用科学，而是应该致力于民众的初级教育，如果不改造他们的精神，维新不是很难成就吗？”第一次从周先生口里听到这种疑问，的确是在那个大雪的夜晚。周先生的这种疑问，不久便使周先生开始关心文章，这大概就是后来文豪鲁迅诞生的原因吧！可是，最近大家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周先生的心里突然涌出了这种疑问，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出入。听说后来鲁迅自己也写了仙台时代的回忆，文章中也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才使自己弃医从文了。
我想那大概是他根据特定的情况，将自己的过去四舍五入、简明地整理后写成的吧。所谓人类的历史，常常必须要这样简明扼要地编写。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过去这样“戏剧性”地组合呢？这一点，我无从可知。只是，在他叙述自己过去经历时，支那的形势、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作为支那代表作家的他自己的位置，如果从这些方面出发并认真地追溯下去，或许可以得到值得肯定的答案。愚笨的我把握不好这些细微的困境之中周先生的心态。
美女一转身就变成了魔鬼，这在戏中是常有的事，可是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能会有这样鲜明的转变。人内心的转变，别人当然无法明白，就连其本人也并不十分明白吧。很多时候，人不知不觉地意识到自己体内流着不同的血液，感到愕然。第二年的春天，的确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周先生的转折点，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体内血液变化的契机。他绝不是由于看了那个幻灯片才马上立志于搞文艺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他很久之前就喜欢搞文艺。这是俗人的极其庸俗的判断，连我自己也觉得扫兴，可是我只能这样认为。如果不喜欢那条道路，就绝对搞不下去。我倒认为点燃周先生素来对文艺的爱好之情的那个淘气鬼，与其放那部幻灯片不如播放一部反映当时沸腾于日本青年中间的文艺热潮的片子，这样做对周先生的刺激也许更为直接。
说起当时日本的文艺热潮，相当了得，有种“不谈文艺，非人也”的气势。即使在仙台，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在读，但女学生们抱着诗集呀、小说呀得意洋洋地漫步，被称作“星堇派”，她们大多戴着眼镜，神经质地皱着眉，鄙视地看着粗俗的我们。仙台的剧场还经常上演文化剧。庸俗的我最终也没能抗拒这股热潮，偷偷地读了藤村的新体诗。东北的仙台都是这种盛况，那么繁华的东京又是怎样的呢？一定超乎我们的想像吧！
周先生暑假去了东京，最先感受到的不就是澎湃的文艺浪潮吗？不就是书店里洪水般的文艺书籍吗？不就是神情异常认真地在洪水中游着的大群青年男女吗？周先生一定是想知道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