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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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不爱涉足政治；他的真正热情倾注在探索自然科学上，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那是个自然科学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范安达是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他完全被科学和数学给迷住了，并吸引他去研究天文学和数学进而深入探索现代科学。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是他获得的一次极为重要的独家新闻。该船撞上冰山的消息在午夜一点二十分才姗姗来迟，接着就没有这艘船的消息了。由于有关的情报零零碎碎，而且泰坦尼克号又极少有沉没的可能，因此纽约其他各报虽然报道了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这则消息，但却反复重申泰坦尼克号是不可能沉没的。范安达没有这样做，他研究了这些资料，考虑到这艘船沉寂到没有发出一点无线电信号这一事实，他作了自己的数学计算，于是断定泰坦尼克号船事实上是沉没了。《纽约时报》率先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一次在非常事件上面首先报道的重大胜利。范安达就此成了个传奇式的人物。几年后，当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访问普林斯顿时他的名声更为大噪。那时爱因斯坦也只是刚开始在美国公布他的数学公式。《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爱因斯坦的一堂授课，并带回了爱因斯坦授课时谈到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公式。范安达研究了这个数学公式并断定那里面存在着一个疵点。这位记者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问及此事，一位数学教授在爱因斯坦写这个公式的黑板上核对了公式，并承认《纽约时报》的记者确实是准确无误地抄下了这个公式。但由于那名记者对范安达的看法是如此的认真，因此这位教授说他愿意带着公式亲自与爱因斯坦交换意见。爱因斯坦细察了这篇记录，回称道：“是的，范安达先生是对的。我在黑板上抄写这个公式时出了错。”于是传奇就这样产生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范安达已担任了十年的《纽约时报》主编了。对《纽约时报》来说这场战争是极好的报道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僻远的战线复杂的各方面的渠道，充满了严肃性、复杂性。现在《纽约时报》有能力，也具备日渐增加的报业传统意识，已经能够报道这场战争了；只有少数几家美国报纸有这种想法或者倾向于去认真报道这场战争。战争类型的新闻正是范安达所熟悉、热心并愿意竭尽全力去报道的题材。他想要比其他任何报纸更多地报道这类新闻；并决定首先是去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其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也许并不是那个时代记者中的佼佼者，实际情况是《纽约时报》那时聘用了许多特约记者，这些人并非报社正式职员，但仍由报社约定他们自由写稿。按报道材料的广泛而论，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能与《纽约时报》相匹敌，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最为全面地进行报道。立即有二十名记者开始报道这场战争。范安达完全是一头扎进了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他的数学头脑也完全用上了。他研究所有的欧洲地图，注视各种军队的行踪，推断哪些重大战役可能会在哪儿爆发，然后以他那惊人的天才般的预见性派遣他的记者前往那些地区。《纽约时报》当时还出版了一种星期日画报，里面充满了具有浓烈火药味的战争照片。电视、无线电和新闻电影片时代尚未来临，但照相技术自从内战以后的五十年已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在新闻界无与伦比的照片鲜明生动，使人一目了然。也许是对那场战争最富戏剧性的反映，1913年战争爆发前，《纽约时报》的发行量为二十四万二千份，星期日版为十五万八千份；1918年是战争的最后一年，它的发行量已达三十五万二千份，星期日版的发行量达四十八万六千份。《纽约时报》作为一份很有权势且在不断扩大其势力的报纸其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了。
第二部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五）
拒绝买下《世界晨报》
《纽约时报》处在令人羡慕的位置，这是一个中心位置。在那党同伐异的年代，人们认为这家报纸是非党派的。而那种无党派的观念，正是当时那些比较现代化的受过教育的美国青年认为自己应具有的风格。这场战争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地参与了世界事务，统治阶级正好需要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远在奥克斯早期经营这份报纸的时候，人们就称这份报纸为：老板是犹太人，编辑是天主教徒，读者是新教徒。虽然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开始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犹太人成了《纽约时报》的读者，使得报纸的实力更为雄厚。这些新读者中许多人尚未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就他们对世界事务严肃认真的态度、自身的文化程度以及尤为突出的望子成龙的愿望而言，他们仿佛就像已经具备了高等教育水平一样。对于他们来说，高等教育是最现实的。即便还有什么疑虑和敌意的话，那是因为来自故乡国土的他们或他们的双亲在某些方面仍然和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到处依旧令人吃惊地充斥着地方色彩的粗俗新闻的年代，他们却容许《纽约时报》的编辑去出版一份国际性的大报。这对于一份严肃的新闻报纸的编辑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恩赐。新一代犹太人的存在意味着《纽约时报》能够形成她自己优秀的风格——这就是《纽约时报》的严肃性和国际主义精神。
30年代是《纽约时报》巩固自身地位的年代。《世界晨报》（Morning World）这份曾经在普利策主办时兴盛得有如中天之日的报纸现在已不复存在了，这是由于经营方面的失败所致。1930年的一天，普利策表示想把《世界晨报》几乎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奥克斯，并告诉他这桩买卖即刻就会给《纽约时报》带来一百万份的晨报发行量。但时值经济不景气时期，手头拮据，奥克斯对报纸的读者们自有他的独到见解。他拒绝了普利策的建议。事实上，即使是作为一份礼物他也不想要《世界晨报》的发行量。他并不认为大量的读者会改弦易辙；毕竟，在过去读者们曾有无数的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读者，然而他们放弃了这些机会。如果他们改订其他报纸，他猜想他们会成为赫斯特的《美国人报》（American）的读者。他认为如果再增加这份《世界晨报》就很可能成为累赘，必然会增加生产成本和广告成本，从而破坏他整个经营系统的协调性。于是他决定仍旧维持原状。（后来，当《世界晨报》停业时，奥克斯在一次编辑会上预言《纽约时报》将会从普利策手里获得七万五千多名日报读者和十多万名星期日版读者。他的预言是相当准确的。《世界晨报》的倒闭丝毫没有损及《纽约时报》的发行额。）那时他周围的报纸都濒临倒闭的境地。1927年的经济大萧条来到之前，纽约有十二家报纸，布鲁克林有三家报纸，而今这些数字在急剧地下降。有着广泛的深谙世事的读者们的《纽约时报》牢牢地抓住了零星商品类的广告业务，当《世界晨报》倒闭时，《纽约时报》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在刊登分类广告上它取代了《世界晨报》的领导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分类广告的领导地位是任何报纸均为之争夺的目标，因为刊登分类广告是费力不多却获利匪浅的事情。《世界晨报》倒闭的初期，为了不使他们自己的报纸“开天窗”，为了填满他们自己报纸的版面，某些报纸竟然完全一字不漏地再版《纽约时报》的分类广告。
于是，年复一年《纽约时报》在晨报市场的地位更为巩固，而其他报纸的地位则日趋衰落了。广播在开始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无线电收音机在冲击着午报的发行量，像赫斯特的《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到30年代中期，形势已完全明朗化了，《纽约时报》注定要与另外一家严肃的晨报《先驱论坛报》相竞争，这家报纸在格调上和《纽约时报》相类似，像《纽约时报》那样，这家报纸也强调出色的报道，但这份报纸由于工作人员太少而显得过于紧张。到20世纪40年代初，人们猜测两家报纸中仅可能会有一家存在下来，要么是办得好而保守的《纽约时报》，要么是办得好而不那么保守的《先驱论坛报》。
奥克斯已带着他的王朝进入了这个新纪元，但《先驱论坛报》事实上被击败还是在他的女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统治时期。苏兹贝格娶了奥克斯的独生女儿伊菲吉妮（Iphigene Ochs），对此伊菲吉妮的双亲并不十分热心。如果她必须嫁人，他宁愿她嫁给一位在新闻界有背景的人。苏兹贝格是位举止优雅的年轻人，他是一家较早移居纽约的犹太贵族家庭的后裔。他聪明而又文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信心很足，和奥克斯比起来他显得更加谦逊。作为一个正在学习这项业务的年轻人，外人也许把他视为奥克斯的女婿，不过这看来并不打搅他。奥克斯并不急于提拔苏兹贝格的职务，他似乎确实也不喜欢自己白发将至这样一个事实。在他六十岁时他传下话来：《纽约时报》不准对七十岁左右的人冠之以“老”。他对苏兹贝格的提拔是十分缓慢的，在他风烛残年之际，他曾对苏兹贝格讲不要推他下台。“我还没有死，”他说。但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是他的公主，她就像这份报纸本身一样是奥克斯和他那梦想的真正延续。1902年，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送给了她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奥克斯为此而受到感动并引以为自豪。他的梦想会实现的。“大概这件事情可以使你意识到伊菲吉妮应该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奥克斯告诉他的妻子，“她会受到热烈地追求。她的优点将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果我能再活十年以上并不出意外的话，她在这个世上，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奥克斯又活了三十三年之久，伊菲吉妮没有达到的目标为数极少，而且确实有许多人热烈地追求她。她精明，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善于外交。奥克斯教她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应含蓄一点，不应过于强求于人和过于自信。这方面她学得很好，她说的许多话都很隐讳，尤其是对这份报纸的各种编辑所说的话。她是位十分坚强的女人，此点在表面上是很多人难以看出的。
这是她家族的报纸，不是她丈夫的，她能够提出自己决定性的意见。在谁会继承奥克斯做《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问题上奥克斯投了苏兹贝格一票，投了他的侄子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Julius Ochs Adler）一票，并给了一票给伊菲吉妮•；苏兹贝格。1935年5月，在奥克斯死后一个月，不出所料，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他谦虚，知道自己缺乏办报方面的知识，他并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但他也想把这份报纸搞得更有声色，更加现代化，更加不失其优良的传统。他做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妻子的意思。无论奥克斯多么喜欢他的独生女儿，但那个时代仍然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父亲能把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托付给他的女儿的时代。但她还是以她的精明和各式各样的巧妙方式在这份报纸上留下了她的痕迹。她是这个家族在20世纪历久不衰的标志。正是她，在她十一岁时就用下面的颂词来祝贺了《纽约时报》新大楼的奠基仪式：“我谨奉献这栋大楼给《纽约时报》使用，愿那些在此辛勤耕耘的人们感受到这种权利，并用智慧和力量为人类的康乐，为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以及正直而神圣的新闻事业服务，但愿上帝赐福于他们。”言辞铿锵悦耳，迸发出她的感情，她信赖他们。在当代《纽约时报》四位发行人中她是第一位的女儿，第二位的妻子，第三位的岳母，第四位的母亲。因此，相对于任何别的人而言，更可以说她是这个家族和这份报纸有机联系的一部分。
对于这份报纸的模式，她有着坚定的信念，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来代表这份报纸，特别是那些漂洋过海的驻外记者。她并不十分注意《纽约时报》本地记者的风格及风度，他们是不同的团体。但驻外记者和驻华盛顿记者必须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应该是有教养的男人；除具备适当的技能外还应该是优秀的年轻人，理解力强、人品高尚；他们必须是一些本质好而且有魅力的人，至于魅力方面——如果不是指在外貌上（这并无妨），则至少得有人情味。他们不讲粗鲁、刻薄的语言，话中不应带纽约腔。他们不能在世界要人面前给《纽约时报》丢脸。选择他们恰似国务院选择大使，所以他们成了《纽约时报》的精髓。这些人往往都是些受过完美教育、富于魅力的新教徒，言辞一般都委婉而温和从不放肆。虽然这份报纸是由犹太人掌管的，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纽约时报》十分克制地并没有将犹太记者派往国外或把他们安插到重要的行政岗位。
1948年，当时《纽约时报》最年轻有为的记者之一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应临时委派去巴黎，此人在出生证书上叫亚伯拉罕（Abraham），朋友们称他为阿贝（Abe），但按照《纽约时报》的委婉方式，他在报纸上签名为A。M。。那时罗森塔尔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愿望是进入受人尊敬的驻外记者班子，虽然他从联合国发回过有名的报道，然而至今还没有被提拔为驻外记者。在巴黎时，有人从他的房间偷走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旅行支票，罗森塔尔一时大发脾气，威胁旅馆方面要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法国看门人为此非常生气，当即通知《纽约时报》驻法国办事处向C。L。苏兹贝格（C。L。Sulzberger）提出抗议。C。L。苏兹贝格当时既是记者又是驻外编辑而且还是报纸发行人的侄儿，他随即便认定罗森塔尔是不适当的年轻人。罗森塔尔显然是小题大做了，他这样做也许会败坏《纽约时报》的声誉。苏兹贝格没有对罗森塔尔提及此事，但却让他在驻外记者中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家族确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风不能太犹太味的基调。1937年，当社论版编辑罗洛•；奥格登（Rollo Ogden）去世时，阿瑟•；克罗克认为他有希望承担这项享有盛誉的工作。但苏兹贝格却让约翰•；芬利（John Finley）替代了这项工作，这事使克罗克大为失望。“这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苏兹贝格说，“它是一份犹太人办的报纸，我们有许多为我们工作的犹太人记者，但我在这儿的这些年来即便是作为点缀也绝没有安排过一位犹太人。”克罗克答道，他非常敬佩的母亲不是犹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