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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5263-媒介与权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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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投入使用的年代里,民主制度不是变得太慢,变得笨拙可笑了吗?集权主义国家的出现加强了美国总统的地位。他被授予了一根杠杆,不仅用来对付敌国,还可以对付美国的公众、国会、新闻界。根据就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同样,随着和平时期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焦点从国内事务转向国际政策和国家安全。对前者,国会驾轻就熟,与总统平分秋色;对后者,国会自愧无知和笨拙,不可避免地降到屈从地位。    
    变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各种新的力量纷纷涌现,加强了总统的地位,致使40年代左右总统在权力方面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这一切都发生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期内。任何一个稍稍少一点勇气,多一点谦虚的人,初握权柄就碰上如此繁杂莫测的潜在的和表面的机会时,都会畏缩不前。然而,罗斯福欢迎这一切,他欢迎所有能改变局面、扩大政府权力的机会。他也很快明白该如何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权力。    
    他头脑清醒,安排精细,逐步提高新闻界的重要性。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就必须有记者和自己对话。他常常喜欢将情报直接投入宣传机器,而不是先提交国会。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和新闻界打交道上,而不是用在国会中。传统的平衡在变化。有时,报刊记者对于总统增加利用电台,并与电台记者谈论不休的做法感到气愤。此时,国会议员和民主党政客就会跟着发怒,认为总统对新闻界人士只是貌似公正,骨子里则是另一码事。这些变得无足轻重,他已经不大依靠国会和政党了。    
    由于总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直接地利用宣传机器,新闻界的影响与日俱增。他们逐渐担负起国家发展过程的设计师的角色。在重大问题上,他们再也不是应声虫,而是直接的决策人。记者群已今非昔比。他们变成一个态度严肃、消息灵通的整体。在罗斯福执政期,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华盛顿变得举足轻重,受人仰慕,成了炙手可热的行当。与此相应的是,由于报道的严谨、复杂和微妙,撰写报道的人也日益成熟,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态度更加严肃。    
    罗斯福任职伊始,诸如卡特利奇和贝莱尔等记者就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潮流。过去,这批人曾负责对国会的新闻报道,现在,他们明白国会正在衰弱;而国会议员们似乎还蒙在鼓里。贝莱尔的这种感觉,在1937年的一个上午得到了印证。当时,总统在温泉(Warm Springs)正驾驶着他那辆用手操纵的汽车兜风,他把车停在记者聚集的地方,在户外召开了一个即兴记者招待会。那里的场景增添了招待会的随意性。总统开车到记者们面前,用揶揄的口气招呼道:“你们是否想从我这儿掏出些东西写文章,准备好了吗?”随后,他立刻转入正题。当时国会内在美元贬值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总统希望美元贬值,而大企业界则普遍持反对意见。当时,消息传来,说参议院已经投票通过,赞成美元贬值。对此,贝莱尔并不惊奇。使他惊奇的是,总统说话的口气自尊自大,一反常态。胜利使他意气风发。“这事证明,”总统说,“谁也收买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院。”贝莱尔速记下这些话。他手里忙于记录,心中仍在考虑:谁说能够收买参议院呢?此话肯定出自他对参议院的满意之情。在贝莱尔看来,这象征着罗斯福已掌握了整个首都,他早已把政府系统变成了他个人意志的工具,他的私有财产,华盛顿的其他部门也应如此。这话的意味,好像参议院已变成他个人的参议院。唯他马首是瞻的参议院,当然是一个好参议院,否则就是坏的。贝莱尔心里想:这些年来,已经显露出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位总统的权力强大而又无所不包。他能越过一切路障:反对党,本党,国会,甚至最高法院。    
    电台:崭新的政治工具    
    归根结底,这种局面部分是时代造成的:大萧条赋予他政治上的极大自由,作为一个新闻人物,又允许他在自己选择的舞台上,扮演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普通人的朋友和建立在剥削之上,又已经失去信誉的旧秩序的敌人。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组合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即无线电广播。罗斯福将无线电广播变成了他个人的工具,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天平。在这个国家,无线电广播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已经整整七年了。在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之时,无线电已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消遣工具,它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咄咄逼人的经商手段,威胁着杂志的广告业,却没有被用做政治工具。当赫伯特•;胡佛绝望地面对堆积成山的政治问题,连一根稻草也显得有用的时候,竟没能屈尊俯就,去利用无线电广播。那一代人对无线电广播不屑一顾,认为与他们身份不相称。胡佛仅有的几次广播讲话生硬拙劣,干涩无味,咬文嚼字,照本宣科,一副官腔。非但没有增加总统的人情味,反倒让人联想到一个麻木的人,呆在遥不可及的政府机构里。    
    1920年,发表了第一次广播讲话,公众反应迅速而热烈。那一年,全国拥有广播站二百二十个左右。普通收音机售价十美元,很抢手,商店里很少存货,制造商必须加快生产才能完成订货。1923年全国收音机数量已达二百五十万台,成了美国千家万户生活的中心。人们安排时间,围坐机前,欣赏各自喜爱的广播节目。每当广播连续节目“阿莫斯和安迪”(Amos'n' Andy)时,几乎整个国家都停止工作,收听广播。《阿莫斯和安迪》由Pepsodent公司赞助,该公司销售额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增加了三倍。广播的意义显示得清清楚楚。一些依赖大众口味的公司,如牙膏和香烟行业等,已经看到了这一线曙光。迄至1931年,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pany)已耗资一千九百万美元,在广播里为幸运牌香烟打广告。广播拥有如此多的听众和如此巨大的销售能力,无怪乎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够不付分文,通过广播将他本人和他的新政兜售出去。他是美国广播业的第一喉舌。大多数美国人,对那个年代政治的第一记忆,就是坐在收音机前,倾听总统的演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力量和信心,毫不装腔作势。只要有他的讲话,人们就不会想做别的事情。没有收音机的人,一定会走上几百码,到那些有幸买了收音机的邻居家去。政府如要影响公众,把美国人引入政治进程,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福祉的源泉总统身上,广播具有最直接的意义。罗斯福是这门艺术的第一行家。他任纽约州长时,已开始实践。出任总统后,他第一次利用广播时,起用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pany;NBC)的卡尔顿•;史密斯(Carleton Smith),他是唯一被容许进入播音室的电台人员。他说:“你和我一起不会有任何麻烦。我是此行的里手。”这倒是事实。史密斯〔罗斯福的支持者认为赫拉夫•;普罗文森(Herluf Provenson)与胡佛过从甚密,所以全国广播公司用史密斯替换了他〕有一块定时表,罗斯福总是用它来掌握时间,并把它称做“一块名表”。罗斯福准确把握预定时间的本领,给史密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讲话结束时,他总是问史密斯:讲得怎样?是否重复?有无口误?几乎没有差误,完全是专业演员的杰出表演。    
    在过去的一百六十年里,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见过总统的模样。而现在,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听见总统的声音,使人们感奋。罗斯福是总统,他可以随时利用广播电台。罗斯福是杰出的表演家,他提供的信息能震撼整个国家。全国广播网都希望他能更经常地发表定期演讲,最好每周一次,总统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是精明之举。他明白过多出面的危险性。他告诉电台官员,频繁地重复高调门,时间长了,人们受不了。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曾经对卡尔顿•;史密斯说:“你们这些人,想让他包揽一切。我绝不愿意老板干得太多。我要把他保护起来。”    
    他演讲时仪态洒脱,起草的讲稿朗朗上口。每次讲演前他都要作认真的准备,一篇演讲常常要花好几天时间。他大声朗读,直至读出韵律和节奏,使之迅速产生听觉快感。一次演讲花如此多的时间,助手们对其必要性提出异议。罗斯福却坚持说,一次广播讲话说不定是一周里最重要的事情。他对收音机的节奏有一种直感。大多数人在广播中都用正常速度演说。罗斯福则与众不同,他有意放慢速度,从不慌张。他常常在演讲之前背下全篇讲话,演讲时,表现得信心十足,没有任何漏洞。他的演讲风格是会话式的。在第一句话中,就反映出他的安闲:“我的朋友们”,他这样开头。“我的朋友们”,说的是事实,他们不是消极的听众,而是他的朋友。在美国历史上这段令人绝望的时期里,人民并不冷漠,没有袖手旁观,他们需要他,希望他成功。他那浑厚坚定的声音告诉人们,天下只有一样令人恐惧的东西,那就是恐惧本身。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激动人心呢?


《媒介与权势》序与前言前  言(六)

    广播时代来临    
    一切都充满了浓郁的个人色彩。罗斯福不是远不可及的政府巨头,他不打官腔,声音里充满暖意,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了解他们,他时常拜访他们。他谈起他的妻子,孩子,还谈起他们的狗。三十五年后,很多人忘记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约翰•;肯尼迪所养的狗的名字,却还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爱犬。因为,他曾向他们谈起过“我的爱犬法拉”,谈起过法拉对共和党人的批评也大为光火。这真是大师的表演,令人敬畏。他坐在播音室里,仿佛他看见了呆在家里的听众围坐在收音机旁的情景。好像他不是对着麦克风说话,而是直接和听众交谈。遇到华盛顿气候炎热,他还会在麦克风面前向助手要一杯水喝,再向听众表示歉意。这同样增加了他的人情味,总统也要喝水。他的风格臻于完善,无懈可击。当时新闻纪录片在美国人民的生活中日趋重要。罗斯福讲演完毕后,还常常在电影机前重复一遍演讲的关键部分。但是,他不允许摄影机拍摄播音现场,因为那时的摄影机噪音太大。    
    将近五千万人听过他的大多数演讲,毫不夸张,他们都是为之倾倒的忠实听众。他超越惯例,超越反对党,亦超越了本党的意志。在美国历史上,他连任三届总统之后,又第四届当选,这绝非偶然。〔政治家再也不需要党派赢得公众,现在,广播能够担负此任。不过,当时只有很少的职业政治家深谙此道。全国广播公司的卡尔顿•;史密斯曾打算为罗斯福的阁员们安排一个节目,他发现困难重重。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是他那一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却连“with”也发不清楚,老是念作“wit”,把自己弄得像个马车夫。〕这样一来,富兰克林连自己的党也抛之身后。他打破了传统的平衡,他改变了总统的性质。从此以后,总统将是一个个性化的公职,更接近于普普通通的美国人。1933年,美国已经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但是,到那时为止,白宫却只有一个雇员处理来信来函。赫伯特•;胡佛每天只收到四十封左右的来信。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开始大量的广播讲话之后,平均每天来信竟多达四千封左右。    
    毫无疑问,白宫的新闻记者憎恨无线电广播的问世,更讨厌第一个电台记者的到来。广播不可逆转地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兴趣,扩大了它的影响。广播作为监督员和强大的新闻力量,自身不断完善,结束了新闻报道中的赫斯特(Hearst)[3]风格。对于此种趋势不必忧虑重重,所谓新闻业的累卵之势不过如此而已。一类新的记者突然涌现,在传统的文人墨客眼里他们根本算不上什么记者,不过是一批油腔滑调的小青年。正是他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赢得了大量的听众。全国广播公司驻白宫的第一个电台记者卡尔顿•;史密斯所干的事只是将麦克风放在总统面前,等到整个广播网接通之后,再拍拍总统的肩膀。全国广播公司当时雄踞首位,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个记者鲍勃•;特劳特(Bob Trout),当时只能可怜地侧立门外。罗斯福第一次看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风时,竟问道:“哥伦比亚公司?是什么玩意儿?”然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渐渐有了起色。约翰•;查尔斯•;戴利(John Charles Daly)接替了特劳特。戴利开始只是一个专辑采访人员,并非地道的记者。他被派去报道轮船下水之类的事件,并协助播放星期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节目。戴利仪表堂堂,妙趣横生,有一副圆润浑厚的嗓子。他在通讯记者中惹起了极大的怨恨,尤其是《时报》的贝莱尔和《芝加哥论坛报》的沃尔特•;特罗安(Walter Trohan)对他更为不满。后者是位好争吵的记者,特别厌恶电台,对约翰•;查尔斯•;戴利不满之情尤为强烈。他常常对同事发牢骚:“那家伙根本不是一个记者。他从未在堂而皇之的报馆里工作过,连一篇报道也未写过。我想他更像一个演员。”“你为何认为他不算一个记者呢?”贝莱尔这样问他。“记者在工作之余打牌消遣时,那家伙却跑到树林子里,朗诵莎士比亚的戏剧,细品自己的声音。”特罗安这样回答。    
    当然,戴利毫不羞怯。他有他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开辟道路。这个任务随着听众的扩大而变得容易。渐渐地,戴利的地位超过了卡尔顿•;史密斯。他俩想做随行记者,不久,遂了心愿,坐进了总统车队的第三辆轿车。当时座次的排定取决于报纸发行量的多少。第一辆轿车是通讯社的,第二辆坐着像贝莱尔和特罗安之类的显赫人物,第三辆才轮到广播系统。戴利并不以此满足,不断力争。从地位上说,广播与通讯同属一类。不过在当时,此说尚属惊人之谈,不仅报界记者纷纷反对,就连要人斯蒂芬•;厄尔利,也不敢苟同。可戴利仍坚持不懈,据理力争:虽然总的来说通讯社已有一个较高的基本发行额,但广播网的影响常常超过电讯通讯。收听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人,肯定超过读《时报》的人。最后,厄尔利请示了他的老板,同意了戴利的意见。一次,总统出发之前,改变了原来的座次,将广播网的人安排进第二辆轿车。当他们各自匆匆忙忙地上车时,戴利和史密斯赶到第二辆车前,发现沃尔特•;特罗安端坐其中。特罗安对戴利说:“你这个杂种,这是我们的车。”可是,现在不是了。戴利请来了厄尔利,把《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赶进了第三辆车里。后来,费利克斯•;贝莱尔在厄尔利面前略出愠言,这位新闻秘书的答话中不无歉意:“这并非因为我们对他们偏心。广播的时代已经到来。”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佩利家族买下CBS

    他年少气盛,时值广播业刚刚举步。他家是开雪茄作坊的,生意十分兴隆。但他躁动不安,总想干点别的事。他不愿跟在父亲的成功后面亦步亦趋。当时,他对新鲜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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