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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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则预言李普曼会成为国务卿，如果做不了国务卿，至少也能成为纽约州长。西奥多•；罗斯福把他称做这一代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战争结束后，他回来任《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的编辑，后来又任纽约《世界报》（World）的社论栏编辑。普利策领导下的《世界报》是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报纸，由一批明星支撑，社论版更是如此，这里是一条天才聚会的银河系：李普曼、阿瑟•；克罗克、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和小说家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但是，在财务方面报纸一直不振，《世界报》管理严重不善。1931年该报关闭，那时李普曼已经成了一名专栏作家。《先驱论坛报》的奥格登夫人（Mrs。Ogden Reid）发出聘书。该报的社论栏忠实地倾向于共和党。它算不上反动报纸，实际上只是共和党东部集团的代言人。《先驱论坛报》无意于倒转时钟，也绝不匆匆推动它前行。李普曼在青年时曾一度和社会主义眉来眼去，现在竟然接受了这个聘请。
他的不少自由派仰慕者对此大为吃惊，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症候，表现了李普曼和自由派之间的距离。自由派始终希望李普曼比真实的他更加自由。当时，自由派是世界主义者，他也是。他们慈善，具有善良的意愿，他也如此；他们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倾向于社会的改造，他却不尽然。因为他不是空想家。他崇尚理性，讲究礼仪，热爱秩序，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冷静而智慧的思想之上。他希望美国在有秩序的文明世界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他害怕愤怒、激情和暴力，这些对他始终是一种威胁。不管怎样，他是一家十分富有的德国犹太豪门的独苗，他多少受到娇宠，是一个颇为讲究的年轻人。他喜欢控制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背景分外敏感。〔李普曼七十岁时，他的一些年轻同事和崇拜者为他出版一本论文集，约请李普曼幼时的朋友，当时全国知名的精神病专家卡尔•；班热（Carl Binger）写一篇关于他孩提时的文章。班热欣然从命。但是他强调他知道的事情中有一件不能提，此事关系着他和李普曼之间的友谊。他不能说沃尔特是犹太人，否则沃尔特是不会原谅他的，再也不会和他说话了。他绕过了下面这个事实：李普曼曾经在萨克斯博士（Dr。Sachs）的男子学校就读过，当时该校是普通犹太人送男孩子读书的地方。〕
李普曼的专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论坛报》注入了活力，使该报一跃而起，和《时报》并肩媲美。如果说《时报》向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新闻，那么李普曼在《论坛报》使世界变得更易于理解。他在纽约写了八年专栏文章，于1939年到了华盛顿。这个行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华盛顿的岁月标志着美国得到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他看来，华盛顿不仅是这个国家的首府，它正在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首府。李普曼将呆在那里，作为一个举止文雅的华盛顿人呆在那里，呆上整整二十八年。
他从未在编辑室内工作过，但他是一名记者。他称自己的专栏为“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他确信他提供给读者的最要紧的东西是某种思想，某种洞察事物内在关系的能力，这是当今读者在局势的变化面前不至于目瞪口呆所必需的东西。他不着笔于政府的琐碎杂事，不着笔于华盛顿天天都有的令人眩晕的谣传，也不着笔于当时显赫于新闻同仁笔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小派别之间的争斗。他的视线从来就盯着更广阔的天地。他对小事不感兴趣。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他的专栏中报道重大的内幕消息。看来他更像一个世界的人，他比任何记者都更像一位真实的国际主义者（这可能得力于他的旅游，也可能得力于他的整个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现出跨国间的障碍，他高居于影响着大多数记者的褊狭无知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是历史的产儿。他先于国务院意识到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他的预料绝非出于偶然。他在越战之初就和国务院意见相左，他是从越南传统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从共产主义的板块来认识越南战争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那个时代年轻一点的记者，诸如赖斯顿、马奎斯•；蔡尔兹、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埃里克•；塞瓦赖德、默罗等人尊敬他，从他那里吸取养料，好像陷入了他的思想框架。同时，李普曼在日常写作中糅进的丰富的思想，博大的历史感，震动着、推动着这批记者。他的世界观仿佛超越了时限，光泽永存，好像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设计来报道20世纪的怒火。其他人都感到自己在时局的压迫下喘息，唯独李普曼始终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思考。在现在的局势下记者们都脆弱不堪，而他却达到了强力的顶点。二次大战后，美国勉强肩负起巨大的新的全球责任，李普曼已经五旬又半，按照新闻界的标准已经到了光荣退休的年龄，李普曼的一生都在为眼前这个时刻的到来进行准备。而那些杰出的年轻记者由于技巧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起码在自己的意识中越过了自己正常的能力范围。当他们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李普曼早已达到了彼岸，不仅遥遥领先于他们，还常常走在国务院的前面。
李普曼稳稳地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令人羡慕。其他记者成了时局的囚徒，当美国和苏联揭开面纱，露出新的变化迹象时，他们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去进行计划已久的休假。李普曼却从未陷入手忙脚乱之中。他在一年之始就确定了自己全年的安排；什么时候在华盛顿，什么时候去纽约，他每年都要上那儿看两个星期的戏，什么时候和海伦（Helen）一起举办每年两次的宴会，什么时候去缅因消夏，什么时候开始每年一度的欧洲之行。在他生命的后期，每逢大选之年，他就稍稍改变消夏安排，从缅因提前赶回华盛顿。他的赶回竟然不是为了报道全国代表大会，他无意于做历史如此直接的见证人，他提前回来仅仅因为华盛顿房子的电视效果比缅因的度假房子好得多。他生活的其他时间完全像一架不断重复而有节奏的机器。早晨定时起床，九点以前阅读所需报纸，然后从容不迫地写专栏文章。十二点半一辆黄色轿车从《邮报》驶来，带走稿件。然后他离开家到市政俱乐部进工作午餐。他的门徒赖斯顿曾戏谑地写了李普曼生活中唯一实在的艰难：这位哲人和纠缠不走的嘲鸟（mocking birds）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人打扰了他的工作，而他呢，既不愿意听他们的唠叨又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最后他堵住烟囱，让烟堵住他们的嗓子，才解决了这个微妙的难题。
比他年龄小的同事清楚，他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只是采访方式与众不同。《纽约时报》是唯一一家拥有大批驻外记者的报纸，他利用该报作为自己的私人新闻部。他和赖斯顿接触密切，从而获得有关国内政治的简明摘要。每当《时报》有精明的年轻记者从远方归来，李普曼都通过赖斯顿安排一次午餐。李普曼几乎遍请了华盛顿所有的优秀年轻通讯记者。这位博学之士和文明程度较差的人之间的拉拉扯扯，可以被看做脑力成果的巨大掠夺。一次，他告诉一位才从非洲回来的记者：“有人说我必须了解非洲的事情，可我现在对付亚洲已经够困难的了。请你帮帮我的忙，谈一谈有关非洲的事，好吗？”谁不会为这份荣耀而动心，把脑子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呢？李普曼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而自己却一无奉献，他不能允许年轻记者向他发问。对于这位年轻记者的回报仅仅是，他可以说，他曾和李普曼共进午餐，这是自己事业上升的实实在在的证据。李普曼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青春，避免思想的老化，陷入过去经验的樊笼。（对过去经验的摆脱确也带来了麻烦。在他垂暮之年，人们决定为他写传，《纽约客》的理查德•；罗维尔入选，担负此任。他欣然从命，开始和李普曼交谈，了解他的生涯。他常常问，他为何要担任某个职务，在某件重要政治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对二三十年前发生事件过程的记录。李普曼很乐意帮忙，连具体细节也不漏掉。但是，当罗维尔着手将老人的回忆和包括他本人日记在内的其他消息来源核对时，发现了许多不合之处。太多了，足以危害整个工作。他最后心灰意冷，罢手不干了。）
不过，李普曼塑造了一代人。由于他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地位，使它变得更加受人敬重，更加高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成了一个真正的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赖斯顿这类人，以及更为年轻的本•；布拉德利一类人的巨大影响，这些人是两代人中跃起的新星。新闻不仅仅是事实，不仅仅是新闻简报，新闻必须解释事物，新闻必须拥抱思想。
为了雇用李普曼，格雷厄姆付出了助手们认为过于昂贵的价钱。凯也持同样看法。若干年后，李普曼去世，有人谈起为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李普曼讲席捐款的事。当哈佛大学官员和凯•；格雷厄姆谈起此事时，他们发现虽然沃尔特曾是她重要的朋友，她对此事却十分冷淡。她认为，她的家族在沃尔特•；李普曼在世时已资助过他了。但是，就不少方面而论，菲尔是对的，李普曼值这个价，天下只有一个李普曼，将李普曼纳入该王国内，钱花得值得。格雷厄姆对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和《邮报》做出的工作深感满意，他决定送给他一辆大型轿车。他为自己的慷慨自鸣得意，不料李普曼不喜欢这个礼物，打算换车，这大大刺伤了他。
第二部（三）菲尔•；格雷厄姆之死（四）
刻意淡化猪湾事件
菲尔•；格雷厄姆的病眼下时时发作，甚至暴露在外人面前。《新闻周刊》的一位年轻记者打算辞职，他去见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想留住此人，开始他很有魅力，除了温存的话，就是赞扬的话。几分钟后，当他明白这位记者确实打算离职时，他勃然大怒：“你们这些刺头都一个样，你们在这里除了索取就没有别的。”《华盛顿邮报》的上层人物察觉他的病状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他的病的起伏周期越来越短，病情越来越危险。一开始，《新闻周刊》无人想到他有病，他们不了解他，他在华盛顿，而他们在纽约。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反应敏捷，精力充沛，才智卓越的人，即便为他本人的利益着想都显得反应过快，好像总是领先他们三步之遥。他待他们很好，遵守诺言，扩大了预算，增加了收入。他为人随和，不拘泥于形式。（当他在卡莱尔召集第一次高级编辑会议时，他曾问埃利奥特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应该随便到什么程度呢？为他们我必须穿鞋和穿袜子吗？”不，当然不，埃利奥特说，他们都很随便。他们随随便便地到了他的房间里，他走到门口，光着个身子，只披着一块浴巾。埃利奥特确实说过大家都很随便，可是，菲尔，这是否太过分了点？午饭吃得痛快，只是在最后，有人眼光朝下一扫突然看到一颗白药片，那是镇静药。是谁的？大家争了一阵子，菲尔•；格雷厄姆认为药是他的，可另一个编辑说药是他的。）买下该杂志的头几个星期，他常常亲临报馆，不久，他就离得远远的，编辑们只当做是对他们的信任。一个月后，出现了猪湾事件（the Bay of Pigs），是由他在白宫内最好的朋友策划的。奥兹•；埃利奥特想，如此严重的事件，至少应该告知出版人，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埃利奥特说：“你最好回想一下艾克八年来的情况，想想哪一件事比这更糟糕。”
电话里一片沉寂，埃利奥特还以为电话出了毛病。过了一阵才听见格雷厄姆的声音，“我没放话筒，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开口前必须认真考虑考虑的……”他又停了一阵，最后说道：“没有，我想没有，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件。”所以《新闻周刊》对猪湾事件手下留情。
《华盛顿邮报》对猪湾事件也是低调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报界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头面人物之间就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友谊，一种在目标问题上的中和倾向和内外一致对敌的团结。肯尼迪执政后，情况更是如此。肯尼迪和格雷厄姆是同一代人，背景一样，态度相同，目标一致。他们频繁会面，互相信任。记者们在报道劳工争端或政治争端时能与任何微小的操纵势力划清界限，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诱惑性号召面前，他们变得分外脆弱。做一个好公民。国家必须统一。这种号召和需要在华盛顿尤其盛行，政府是一个企业，在对付国外的买卖中，尤其在那些不公开的买卖中凛然不可侵犯。政府的规范在华盛顿格外神圣，孤立违章者的本领实在而真实。此地，新闻界的佼佼者和负责人与政府中的同类一起成长，他们曾在同样的学校读书。中央情报局特别留意研究那些出身名门并在华盛顿政府接见厅进进出出的影响最大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教养和前程本身表示出他们不会参与不体面的活动。作为社会的缩影，它显示出新闻界的社会弱点。再说，华盛顿城可以看做一个联合公司，菲尔•；格雷厄姆凭借他的权力基地，凭借他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该公司的经理。
当猪湾事件还在运筹之时，《邮报》的国内安全记者查默斯•；罗伯茨（Chalmers Roberts）就通过可靠的消息源了解到将会出现事变，在杰克•；肯尼迪登陆的前几天，他已写出简讯。此篇报道不同寻常，罗伯茨和上级讨论后，只写了反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人将靠武装反对卡斯特罗派对该岛的控制，并得到肯尼迪政府的支持。（当他坦诚地说到自己在《华盛顿邮报》的历史时，罗伯茨谈到这次《邮报》的失败，和他本人所起的作用。实际情况是，他十六年后写道，“格雷厄姆、威金斯、弗兰德利和罗伯茨绝非想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吹毛求疵，而是希望这次行动成功，他们感到那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社论撰写人，卡尔•；迈耶（Karl Meyer）有很深的南美关系，他在事前了解到一些情况，打算见报，结果发现压力重重，不能如愿。现在是紧要关头，只有在这般重要的问题上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划出独立不羁、具有大将风度的大报和唯政府马首是瞻的平庸报纸之间的分野。《邮报》社论版传出了格雷厄姆的声音，社论的调门是他和杰克•；肯尼迪私下会晤时用的调门。古巴事件，《邮报》写道，“只是自由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章，这个历史包含着无数的灾难和黑暗的岁月，非如此，人类不能融智慧和决心为一体，写出更加光明的续篇。”格雷厄姆还枪毙了社论版编辑鲍勃•；埃斯塔布鲁克（Bob Estabrook）写的对猪湾事件的批评社论，在根本没和埃斯塔布鲁克商量的情况下就抽出了原稿。
私人关系起了作用。1961年美国有影响的报纸不会向美国外交政策提出哪怕微小的挑战，即便换一个政府日子也可能同样好过。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