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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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他的身旁，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有妻子和孩子。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关方面传达沈从文请求的情况，只知道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　　　　
　　　　陈漱渝还写到，到1952年，沈从文又曾致函丁玲，托她推荐自己的文章去发表，还向她借100万元。陈漱渝还认为，自1955年丁玲陷入逆境之后，自然无法再关照沈从文了。　　　　
　　　　张兆和与虎雏说他们当时、或者以后在家中从未见到过丁玲等人来访，如果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丁玲来过，那么作为家中的一件大事，其他人应该提到，但他们从不知晓。他们还否认向丁玲借钱的事情，认为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大可能去向别人借钱。他们说，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两家的往来，主要是精神上的，不会是经济上的。沈从文希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别的。至于沈从文希望丁玲帮忙联系安排到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一事，他们也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在1950年9月8日给丁玲写信之前，沈从文已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了。（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但是，沈从文此次写信时，正离开历史博物馆在革命大学学习。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时调离历史博物馆。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依然维持着脆弱的联系。时光变迁，昔日的岁月不再重返，他们因为各自的志趣和选择而不会再产生友好的情意。在未来的生活里，他们将分别走自己的路。　　　　
　　　　康濯提到过一件往事：“解放以后，组织上派丁玲去看沈从文，动员他不要在历史博物馆。丁玲拉严文井一起去，谈了很深很久。沈从文说考虑后再定。后来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给丁玲，说他没法写，写不出来，还是搞历史研究。”（1989年12月15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严文井回忆，他记不得有康濯所说的这件事。他说，他早在30年代就认识了沈从文，所以去看沈从文，并不需要别人带着去。他分析，从1949年到丁玲开始跌入逆境的1955年，几乎每年文化界都有运动，这段时间，不可能想到让沈从文出来搞创作。1957年后沈从文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但那时丁玲已经被打成右派了，自顾不暇，怎么会去动员沈从文重新拿起笔呢？（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1955年，“肃反”的政治风云把一直处于顺境的丁玲，一下子推进了逆境。昔日的功劳、荣耀，顿时化为云烟散去。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而是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又把她和冯雪峰并列，打成“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她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丈夫陈明也同遭厄运，都成了“右派分子”。　　　　
　　　　被自己所钟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抛弃，丁玲是痛苦的，她纵然有对党对革命的真诚情感，纵然清醒地认为自己是蒙受冤屈，是党内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但她也不能一时间改变她的命运。她的作品，会一次次被人们拿出来批判，她的名字会久久地蒙上污垢弃之一旁，就如同沈从文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一样。她不再属于这个时代，她只能默默地坚守信念，在远离城市的北大荒劳动。　　　　
　　　　沈从文在经历过灵魂的洗涤之后，已经摆脱困惑，获得了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他自觉地泯灭了对文学的热情，转而迷恋古文物，在历史博物馆故宫的高墙大院里与沉寂的生命相伴，为祖国发掘文化遗产。　　　　
　　　　世事沧桑。两个人，从不同的路走到这个时代，又以各自的生活方式、生命寄托，继续走着他们的路。从表面形态而言，他们后来的生活已经相似，他们都被迫离开钟爱的事业，都被人遗忘，但他们内心的距离却依然遥远。现在，他们互相都不再需要对方的任何帮助，也永远不会如亲密朋友一样往来了。　　　　
　　　　陈漱渝说，丁玲在陷入逆境的20多年间，“生活相对安定的沈从文似乎也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上给沦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的帮助”。其实，对于丁玲，即使她蒙受冤屈，她也不会将自己视为同沈从文一样的“天涯沦落人”。


第三部分第24节　在北京重逢

　　　　林斤澜回忆他在60年代经历过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林斤澜说这是反右之后中国文艺界遇到的一次短暂的“小阳春”，周恩来、陈毅等对文艺问题先后作了基调和缓的报告。这次文代会上，被打成右派放逐北大荒的丁玲，出人意外地受到邀请。回到北京参加会议。打成右派之后，她的中国作协理事一职仍然保留着。　　　　
　　　　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在东单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过一次作家联谊会，林斤澜在会场上同时看到了沈从文和丁玲。在这之前，林斤澜通过汪曾祺早已认识了沈从文，与丁玲则不熟悉。　　　　
　　　　林斤澜看到，仍然身处逆境的丁玲，在昔日熟悉的京城文学界人群中，显得孤单寂寞，无论她的同辈人或年轻人，似乎心里都罩着政治阴影，不敢或不愿意与她交谈。在他的印象里，只有老舍在休息时与丁玲寒暄过。好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寒暄时老舍特地提高声调，询问丁玲的身体如何、北大荒的气候冷否。　　　　
　　　　林斤澜看到，对于老舍这样简单的问候，丁玲感到异样的兴奋，脸上溢出了笑容。这毕竟是珍贵的问候。　　　　
　　　　在会场上，沈从文无例外地同许多场合一样，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与丁玲寒暄。但在联谊会结束后，在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林斤澜却意外地见到了沈从文与丁玲见面的情景。　　　　
　　　　散会之后，丁玲去车站等车，这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斤澜不便站得太近，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以一个小说家特有的细节和敏感，回忆他所看见的情景。　　　　
　　　　沈从文脸带笑容，在热情地谈着什么，一直看着丁玲，显然表露出一种关切。是询问北大荒的生活？是邀请丁玲前往家中一叙？（沈从文的家就在附近）……详情无法得知，但可以断定是沈从文关心着丁玲的近况。丁玲此刻没有丝毫老舍同她寒暄时的兴奋，始终板着面孔，而且不大愿意和沈从文交谈。眼睛不时望着别处。　　　　
　　　　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在沈从文与丁玲的交往中，这只是一个极小的细节，但似乎仍能反映出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的某种心态。他们的谈话内容无法知晓，但从此时的具体环境来看，沈从文出于关心而询问一些情况的可能性极大。林斤澜揣测，沈从文的谈话至少有这样三个内容：询问丁玲的北大荒生活；邀请她到家中坐坐；打听好在北京的住处以便同夫人前去探望。　　　　
　　　　丁玲在沈从文面前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足以说明丁玲自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不管沈从文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感觉。丁玲之所以这样，大概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她和沈从文的确有个人之间的纠葛，她不愿意再理睬沈从文。或者，尽管没有直接的个人矛盾，但在丁玲看来，她尽管被打成右派，但她和曾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沈从文还是有根本区别。对来自过去同志间的问候，她会感到兴奋，但对沈从文，则另当别论。她显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不屑于同自己阵营之外的人表现出亲切，虽然她还在落难时。　　　　
　　　　这是两位昔日友人在特殊时代的一次重逢。但它只是一片落叶，没有生机，没有绿色的喜悦，仅仅点染出暮秋的萧瑟。　　　　
　　　　这是他们在中国发生更大历史动荡前的最后一次见面，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各自的命运会遭到不同折磨。沈从文被迫放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在湖北农村干校里劳动。丁玲受到的磨难则更为严重。自“文革”一开始，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1970年夫妇俩又被送进了北京的监狱。　　　　
　　　　受难的人们，不管他们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分歧，但对未来的愿望会是一样的，那就是磨难终会结束，祖国的春天会再一次温暖他们的心。　　　　
　　　　悠长的等待，难耐的磨难，终于在1978年结束。　　　　
　　　　丁玲的“右派帽子”在这一年被摘去，这时，她和陈明还在山西长治农村的一个小村庄里接受劳动改造。几年北大荒，几年北京监狱，几年穷困山村，她的二十余年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沉默中流逝得无影无踪。但生命的又一个春天，带给她创造新的未来的激情。1979年3月，她的《牛棚小品》公开发表，在文坛销声匿迹多年的名字，重又与世人见面。　　　　
　　　　沈从文继续开始他对古代文物的研究。他的工作，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多年来遭受的冷漠，也开始解冻，他的价值渐渐显露出光泽。但他依然顽固地坚守着他的堡垒，把文学摈弃门外。他早已经过了人生大的转折，尽管现在他可以坦然地如同所有作家一样重操旧业，可他生命之河已经流向另一个弯道，他迷恋业已与生命为伴的文物研究，在寂寞的事业里自有他的乐趣。　　　　
　　　　一场恶梦，一场浩劫，留给他们只有短暂的时光。人的生命，耀眼的光芒和灰暗的阴影，都已经在历史无情的流逝中成为过去，成为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也永远无法重温的幻影。　　　　
　　　　他们几乎与世纪同龄，当浩劫过去，纵然仍萌生青春一样的热情和希望，但时光匆匆，衰老毕竟无法抗拒。也许，他们愿意做出一两件雄心勃勃的壮举，但历史时钟旋转得如此之快，他们创造新的未来的热情，最终会转而成为对往事的凝眸沉思。当然，这沉思本身不会仅仅是怀旧性的，对未来它也能具有启迪。　　　　
　　　　老人往往会如此。虽然丁玲与沈从文在许多地方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历史留给她的也同样有欢乐与痛苦交织一起的体验。　　　　
　　　　近些年发生的一切，他们很难一一理出头绪。与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无规律的变迁，留给人们有着复杂的说不清是悲剧是喜剧是讽刺是幽默的意味。这些，只有让后人去梳理，去挖掘，去品味。　　　　
　　　　20年来，此起彼伏的政治、文化运动，他们各自熟悉的人，朋友或论敌，几乎无一幸免地在漩涡里沉浮。无论当年批判过沈从文的左翼文艺人士，或是1955年、1957年将丁玲置于逆境的文艺界领导人，他们同沈从文、丁玲一样，也受到过政治风云的无情冲击。或在五七干校里成为同沈从文相似的劳动者，或在监狱里与丁玲同时尝到铁窗的滋味。　　　　
　　　　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衰老已不可能使他们为未来而忧虑。他们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终于在1978年的冬日迎来一个难得的春天。不同遭遇的人，不同见解的人，相互矛盾重重的人，在那个春天，可以将灵魂赤裸裸地沐浴在阳光下，贪婪地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恩恩怨怨，且让它烟消云散。　　　　
　　　　沈从文与丁玲，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北京重逢。　　　　
　　　　张兆和回忆，他们与丁玲劫后的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在北京友谊宾馆的餐厅里。　　　　
　　　　大概是在春天。　　　　
　　　　陈明回忆当时重逢的情况：“1979年初，我们回到北京，是丁玲得到批准回京治病。当时我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友谊宾馆吃饭，在餐厅里发现了沈从文夫妇。我们连忙去热情打招呼，许多年没有见了，大家都很兴奋。”（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张兆和说：“记得那时沈从文正在友谊宾馆修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或者是开一个有关的会。一天晚上吃饭时，一个人过来问在座的是不是有沈从文，丁玲同志想见见。我们一听非常意外地高兴，转身一看，丁玲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们高兴地谈了谈，打听了她的住处。后来，我们还特地去看过他们。　　　　
　　　　”（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次重逢，虽然各自感到一些兴奋，但多年的距离，已使他们不可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密切。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要投入，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去回忆相互有关的往事了。这是一次平静的重逢。人的晚年，需要平静，一生风风雨雨，应该在一个开始稳定的时代，不再让任何风波冲击业已破损的人生风帆。　　　　
　　　　然而，波折突起，打破了重逢时的平静。两个老朋友多年前已经淡薄了的友谊，终于破裂，而且破裂得如此彻底，如此不可思议，留给人们如此深的遗憾。　　　　
　　　　这是在1980年的春天。　　　　
　　　　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沈从文便走出房门，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这是北京东城的一个大杂院，居住着一批文化人。院子里很杂乱，但在天色黯淡时候，人们大多呆在家中，这院子便显得几分安静。每逢这个时候，沈从文就会独自一人，背着手，在树与树之间慢悠悠地踱来踱去，沉浸在对人生、对艺术的品味中。即使是在3月，北京还带着寒意的暮色里。　　　　
　　　　这些年来，他总是在寂寞中思索，在寂寞中消磨时光。对于他，寂寞是一种平静，也是一种幸福。


第三部分第25节　尖锐矛盾

　　　　今天，他却没有往常的平静，他不能不为刚刚得知的事情而苦恼，且有一种悲哀之感。表侄、画家黄永玉给他送来一本《诗刊》1980年3月号，昔日挚友丁玲的文章，出人意外地把将近50年前的往事，以令沈从文不愉快的方式公开在人们面前。　　　　
　　　　在这期《诗刊》上，丁玲发表了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也频与革命》。从文章中，沈从文看到了丁玲对他将近50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的严厉批评：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沈从文不相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从未看过他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只是几个月前才第一次知道；他很纳闷，作为过去的朋友，丁玲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说出如此激烈的言语；他更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