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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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丁玲女士》1929年）和丁玲相比，沈从文在这一年的成就也极为显著。在北京对他极为欣赏的徐志摩和新月社的作家们，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沈从文也成了这个刊物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便在这一年开始在《新月》上连载，被誉为文坛该年度突出的成就之一。新月书店为此书所作的广告写到：“《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的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
胡也频的创作虽然没有达到他们两人的成就，但1928年前后也是一个丰收的年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在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出版广告同样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在少年的作家当中，谁还比得上胡也频先生之深刻沉重的？从这十一篇小说里，我们看得出作者那不安定的灵魂在背后推动他，虽然他还是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抑制。”
艰难的生活似乎即将过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面前闪烁着迷人的彩色。
丁玲和胡也频是在1928年7月从杭州回到上海的。很快，胡也频就成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关于为《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一事，《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是这样叙述的：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个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
沈从文对此事是这样记述的：三人既应允了共同来维持这个刊物，由海军学生出面作事，海军学生每夜便得过望平街转角处一幢老房子里，从走动时吱吱嗝嗝的扶梯，爬上摇摇欲坠的三楼，坐在办公室一角，发出编好的稿件，就看总编辑一面写本报社论一面吸纸卷烟，直到副刊最后清样看过后，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车回家。丁玲则有时同去，有时又独自在家中等候，或一个从报馆把事情办完，一个在家中的短篇小说也写成了。
（《记丁玲女士》）但是，丁玲对此事的说法却与凌宇、沈从文有很大差别。
在1980年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而且一九二六年、二七年我们困处北京时，北京的《京报》已停刊（或迁走），只剩《晨报》与《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北京的作家们有点周济，零零星星给点稿费糊口。那时胡也频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收入，用以贴补我母亲每月寄我二十元生活费的不足。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与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胡也频》）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丁玲又说：“在这之前胡也频曾经利用《中央日报》办过副刊《红与黑》，那名字是胡也频自己想的，……那个副刊办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才明白这是国民党的报纸，于是辞了。”（《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不错，胡也频不是“现代评论派”，但他不可能此时才通过沈从文认识彭学沛。
《现代评论》创刊于1925年，主编王世杰是经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现代评论》的创办资金即由汪精卫提供。在编辑工作中，彭学沛是留学日本归来的，他成为王世杰的一个得力助手，后来在重庆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胡也频在《现代评论》集中发表作品的时候，彭学沛正在那里工作。
早在北京时，胡也频就是《现代评论》的一个重要作者，应该与彭学沛并不生疏。从1926年11月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到1928年7月，胡也频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16篇。其中尚有几篇为连载，仅1928年上半年，就发表了6篇作品，其中有3篇为连载，出现的次数多达10次。
第一部分第6节 “三角恋爱”
这里，问题不在于是谁介绍胡也频到《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也不在于沈从文对此负有多大责任，而是当时胡也频是否根本不知道它的性质。按照常理，丁玲的说法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中央日报》并非一家个人性质的报馆，在并不太多的上海报界，了解它的背景，应该说不是太难的事。在没有进一步的历史材料证实的情况下，此事至少可以有这样两个解释的原因。
第一，1928年时期的胡也频，也没有参加左翼政治活动，他开始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两年后的事情。此时的他，正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迷恋文学的青年作家，对政治并非像以后那样敏感。虽然他已经开始在京沪两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但和丁玲、沈从文一样，文学处境、生活状况仍然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文学阵地发表作品，并有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毕竟是一件对他们三人都有益的事情。
第二，在当时，一般来说报纸的副刊大多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它附属于某一报纸，但在编辑方针上，只要不与报纸发生大的矛盾，编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思想、文坛交往范围来组织稿件，从而形成一家副刊的风格。现代文学史上，此种情况极为普遍。
《红与黑》的具体编辑，可以证实这两点并非妄论。
《红与黑》自7月19日创刊到10月31日停刊，胡也频共编辑了49期。仅仅三个多月，胡也频一人就以胡也频、沉默、宛约等名字，发表了28篇作品，包括诗、小说等，占他这半年发表作品的大半。丁玲在上面发表了3篇，也占她这半年发表作品数量的一半。
从内容来看，胡也频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抒发他对爱情、对人生的感受，且多数创作于北京时期，但是，有的作品，依然带有对社会的批判，对黑暗的鞭挞。按照一般看法，似乎很难使我相信它们就发表在这样的报纸副刊上。譬如，小说《坟》，80年代的评论家就这样认为：“通过一个为民众的先烈遇难、同情者被逮捕、坟场变为咖啡馆和跳舞场的典型场景，极为浓缩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余仁凯《“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胡也频的另一首写于1928年7月24日的诗《生者与死者》，也可以看作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控诉：假使我服了毒，自杀或跳海，我的灵魂变成烟，变成虚无，我不会再感着愤怒与苦恼，所以我觉得死是一位美的天使。
我死了，但是我又深知：我生命的毁灭，决不是一种永久的记忆，一切忘掉我，将如同刽子手忘掉他的残酷。
那末，我的死，只等于自己抹煞去生存的符号？呵，我已经因追求而伤害了我的所有，我的青春过去了，黑暗代替了憧憬，似乎也应该珍惜我如期生命的余剩。
因此我又活着——然而这也有缘故：我要用冷静的眼光，纵横于一切罪恶，细玩每一个人心的秘密。
这样的小说，这样的诗，这样的副刊，无须回避它们同《中央日报》的关系。
《红与黑》副刊是在1928年10月31日结束的。它的停刊可能是丁玲所说的原因，但也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中央日报》是由武汉在1928年2月迁至上海出版的，但在同年冬天，就计划迁至南京出版，并在1929年2月在南京正式出版。胡也频辞去副刊编辑职务，与报纸的中止、迁移也许不无关系。
另外，胡也频的父亲就在此时来到上海，答应贷款给他们创办出版社。他们编辑的两本刊物都是在1929年1月出版，极有可能，他们是为了集中精力创办自己的事业而放弃副刊编辑的。
其实，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停止《红与黑》副刊，这都不重要。历史原因带来的现象，就让它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一页历史。更何况这副刊这些作品，会以独特的内容在他们共同的文学活动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随着《红与黑》副刊的结束，他们开始筹划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筹划办自己的出版社。他们踌躇满志，希望为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文学天地。他们一同租住了萨坡赛路204号一幢小楼房，他们有了自己的刊物，他们的文学努力，会由这些刊物留下虽不显赫但却是珍贵而久长的业绩。
然而，他们未曾想到，三个人的同住，他们这段时间的友谊，会在今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引来文坛满城风雨，成为未来众说纷纭的话题。
“三角恋爱”，一时间成为上海滩上小报捕捉、渲染的内容。
1938年上海《雷雨》创刊号上发表的《丁玲小传》，可以看作当年对此事说法的一个概括：……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
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
（转引自《沈从文传》）在70年代80年代，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好几种著作中，都曾提及这件往事。他们都不例外地谈到沈、丁、胡三人曾在上海“大被同眠”，这给“三角恋爱”的传闻，更平添几分“桃色”。
他们的这一说法，并无任何确切史料，只是源自李辉英的《记沈从文》一文中的这段话：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转引自台湾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论》）其实，李辉英这里提到的是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而那时他们同住汉园公寓的情况，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对他当时所见情况的回忆，足以证实他们并没
有“同居”。李辉英的“同眠一床”的说法，与整段叙述相关联，仔细琢磨，其实也只是一种强调语气，讲他们三人友谊密切所能达到的程度，并没有说明就真有其事。
他们三人同租一幢房子，但不久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更重要的是，丁玲自北京认识冯雪峰之后，已经深深陷入在对冯雪峰的感情之中。
姚蓬子是当时与他们三人都很熟悉、交往甚多的一个人，他在1933年写出的《我们的朋友丁玲》一文中就认为，据他的观察，以及后来丁玲对他的讲述，三人同住萨坡赛路204号时，丁玲仍然深深感受着寂寞的痛苦，与沈从文也没有达到知心的程度。他写到：同住一屋子里的从文，在生活上是大家都无间隔，而且相熟也很久了。然而她不会把内心的苦恼和不安掏给他看。那末也频面前该也可以倾吐一切罢。一个爱人，一个共着甘苦的伙伴，同扛着生活的重担爬往将来去。但这又不可能的，因为她要掏出来的，正是也频所不喜欢的甚至厌恶的东西。为了也频的热爱，为了他们过去神话中似的过来的天真日子，为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可以做些事情，她只好把自己的欲望压在心里。可是，当也频出去只剩了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也频已经睡着的时候，甚至正当两个人很快乐的时候，这欲望突然又反刍到感情上来，把她拖进苦恼的漩涡去了。
对关于自己的传言，沈从文和丁玲在不同场合，都异口同声否认。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写到：“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记胡也频》）1980年，沈从文访问美国时，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问他和丁玲是否有过“罗曼司”，他回答说：“没有，只是朋友。”
1984年，沈从文对凌宇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1983年丁玲访问美国时，台湾诗人丛苏也问她同样的问题：你和沈从文有没有超友谊的感情。丁玲回答：“没有，我们太不一样了。”
他们的否认，是令人置信的，凌宇对此事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沈从文传》）一段生活的小插曲，就让它无声地消失在流逝的岁月之中。人们应该浏览品味的，是他们的真诚友谊，是他们共同的创造。这些创造，才是他们最为留恋的回忆。
《红黑》、《人间》同时问世了，1929年的新年，对于三个已经闯进文学殿堂的年轻人来说，前景从来没有这么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满着创业的喜悦。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小得可怜，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雄心勃勃的大事。
尽管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单纯和浪漫，但他们毫不胆怯。上海虽大，资金虽拮据，但自北京萌发的办刊物和出版社的愿望，却受自己的创作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的鼓舞，一天天强烈起来。上海日见兴旺的出版业，也更加刺激了他们。
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他们都不曾予以公开反击。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梦寐以求的办出版社和刊物的计划，终于因为胡也频的父亲的来到而变成了现实。他们从胡也频的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红黑出版社便在萨坡赛路204号这幢房子里诞生了。首先是《红黑》杂志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这个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创刊。
这是他们最值得记载的又一个重要的春天。
第一部分第7节 在思想上有了分歧
丁玲谈到办刊物的经过：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