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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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沈从文也写到这一情况：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记胡也频》）最初，刊物的名称设想为《红黑创作》，因不是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他们还曾想出版为周刊，觉得月刊的周期太长，但因为资金等原因，便只好出版月刊。刊物取名“红黑”与丁玲和沈从文有关，因为他们借用了湘西土话中“红黑”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在办《红黑》的同时，他们还为人间书店办了《人间》刊物。三个人略有分工，胡也频主要负责《红黑》，丁玲协助沈从文编《人间》。在《红黑》创刊号上，刊有《人间》出版的预告消息，说“沈从文与丁玲主编之人间月刊定于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但在第二期《红黑》上刊登《人间》第二期目录广告时，却标为“沈从文主编”。不管如何，《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事业，凝聚着他们共同的心血。
《人间》先于《红黑》停刊。丁玲除了写作之外，每天还负责将订户的地址抄写在信封上，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事宜。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住处作为红黑出版处的地址，代为推销其他刊物。在《新月》杂志上，就曾刊有他们所作的广告，代销几种刊物。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沈从文描述了忙碌的日子：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记胡也频》）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坛，在创作界已经滚爬数年的这三个青年，真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虽然他们开始尝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难忘当年艰苦奋斗时的艰辛。难以忘记的不止是投稿时曾受到过的冷漠和偏见，还有种种理论批评给他们带来的困感。当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的愿望一旦变成现实，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随即充分表现出来。
他们似乎对文坛许多现象，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五光十色的理论，现在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作家，创作才是真正偏爱的。对文坛时起时伏的文艺论争、互有兴衰的文艺派别的纠纷，他们也予以贬斥。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独立的事业，需要真正痴恋一般的投入。创作，创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能诱惑他们。
虽然他们的政治和文艺见解，很快就会发生分歧，但至少在这个春天，他们是怀着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情绪。沈从文在《人间》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可以说集中表述了他们的心境：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作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作本刊读者而已。
放下了过去，一切不足迷恋。肯定着现在，尽别人在叫骂揪打中将个盛名完成。
希望到未来，历史为我们证明，所谓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何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三件事是我们一群另一目的。
所谓一群，人数真是怎样稀少！三个吧。五个吧。比起目下什么大将，高踞文坛，文武偏裨，背插旗帜，走狗小卒，摇旗呐喊，金钱万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为了一种空空的希望，为了我们从这事业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义，干下来了。
此时的中国，要不要一些呆子来干，许不许可各人找寻自己的方向，是很容易明白的。说教者充满天下，指挥者比工作者多十倍千倍，适于专制制度下生存的民族，虽在政治表面上无从磕头作揖，口称奴仆，然性情所归，将趣味供某种主张驱使，则仍为必然的一事，想象所谓首领辈，对于接见年青人时，年青人或曾用笔作揖，或用口作揖，连说“崇拜”，首领则掀髯大笑，口称“准予入伙”情形，不禁嗒然若失。中国在文学上是已有正牌子首领了。同政治一样。于政治，则人人都应有信仰，否则“反革命”，杀。于文学禁律眼前虽尚不至于如此，然不表示投降，则多灾多难，亦一定。我们是在写文章以外还没有学到“载笔称臣”
的本事，来日大难，可以预卜！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红黑》与《人间》同时与读者见面了。尽管他们牢骚满腹，也信心十足，但刊物并没有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更没有以特殊的气势，在文坛产生一种震动。他们强调独立，强调走自己的路，固然是可贵的一种文学态度，而且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他们的重要作品。但在编辑刊物上，却使他们无形之中将刊物形成一个狭窄的天地。除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没有引人注目地扩大作者队伍。
《红黑》出版了8期，共发表作品48篇，他们三人的作品就有37篇。除了他们之外，叶圣陶、戴望舒、姚蓬子虽然各有作品发表，但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气势。几个月里，两本刊物，以及“二百零四号丛书”，基本以他们三人为主，虽然其中有他们创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但不能在上海文坛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在读者中也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刊物和出版社的亏损，就不可避免了。
他们毕竟只是热衷创作的青年作家，更不了解上海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纵然雄心勃勃，却会因缺乏经验而告失败。
探索和追求，纵然失败，但这努力，如同美好的梦想，会在他们生活中留下值得回味的往事。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加入了上海的文学事业，在偌大的大都市五光十色的出版界，闪烁过虽不耀眼但却是美丽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束光泽。
他们逐渐成为上海文坛的一分子，成为许多文人的朋友。与他们经常来往的有戴望舒、施蛰存、姚蓬子、赵景深、杜衡等。他们的勤奋和友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蛰存半个世纪后写到：“1928年——1929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滇云浦雨话从文》）赵景深当年就写过他所见到的沈、胡、丁三人：又有一次，霞村约我去看丁玲，似乎那时也频已经先到山东济南教书去了。那里，丁玲住在一个人家的后楼。时候是冬天，炉子里正生着火。丁玲正在蓝罩的台灯下写小说。我一看，不觉大为惊诧，怎么她的字这样像沈从文呢？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这“三个火枪手”就犹之于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一样，永远是最密切的朋友。所以丁玲连字也写得和沈从文一样。（《丁玲》）《人间》出版三期后停刊（第四期只见目录未见刊物），《红黑》出版至8月停刊。
《红黑》停办的主要原因，是刊物不能赚钱，批发给一些书店的杂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每个月他们还得按协定付给胡也频的父亲一笔利息。刊物的停办，使他们对上海商业的险恶，有了深切体验。
关于《红黑》的停办，丁玲在1985年时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沈从文跟我们的思想碰不拢来。那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1950年就这样说过。她认为这种合作的结束，实际也是沈从文和她、胡也频的友谊出现了裂缝。这种裂缝，并不是相互之间感情的矛盾，而是沈从文与他们在思想上有了分歧。
第一部分第8节 1931年的新年
胡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最坚定的人。……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理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红黑出版处”的结束，如果丁玲的说法可信，那么，也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各奔前程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们各自的政治思想、性格意趣、乃至文学品味，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北京，这种距离并不明显，但在冯雪峰走进他们中间之后，丁和胡的思想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冯雪峰那里，他俩，特别是胡也频更加接近了左翼运动，成为热情的革命者。《红黑》第七期上开始连载的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即《到莫斯科去》），就表明了胡也频创作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
沈从文的说法与丁玲有所不同。他认为他和丁、胡的思想认识的分歧，主要是在《红黑》停办之后开始明显起来的。
《红黑》停办之后，经胡适的介绍，沈从文到了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通过沈从文介绍，经陆侃如夫妇的推荐，也到山东济南一所中学教书。丁玲开始计划留在上海专门从事创作，但在胡也频走后不到一个月，她也赶往山东。
从此，三位朋友各奔东西，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几个月后，因为胡也频在学生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当地特务的通缉，他和丁玲于1930年5月从山东逃回上海，当即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倾向于革命的热血青年，成为了投身于左翼政治运动的作家。
沈从文这时与他们重逢。他们这次还计划恢复《红黑》，或者在一家报纸上办副刊，但最终如沈从文所说，“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
沈从文是在1930年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发现昔日的朋友突然有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他们的作品，愈来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国民党政府逐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像《小说月报》之类的刊物，不再容易发表他们的作品。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屡遭查禁。在这种意趣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经济条件等原因，沈从文和他们计划重办《红黑》，自然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从胡也频那里，沈从文了解过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他知道胡、丁二人已经确立了生活目标，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它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沈从文发现，参加政治活动使丁玲在性情上有了变化，她与胡也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北京时期那种热恋。
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与丁玲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
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有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沈从文并非如丁玲所言习惯安于现状，他也有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这种努力和追求，是默默地不停歇地朝着一个自己确立的目标走去。譬如，为了走上文学殿堂，他孜孜不倦的写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使得他把文学一直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品本身，虽然同样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勾画，但更多的是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家的视角，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关注。
丁玲则始终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热情充溢全身，时刻等待着迸发的机会。
她并不像沈从文或胡也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但她随着热情的释放，突然就名震文坛，在她那里，小说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她的感情、灵魂与社会的一种交叉，一种对生活的介入。所以，她的作品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以愤激、以灵魂的躁动，在文坛产生轰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
沈从文到武汉之后，通过与丁、胡的通信，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变化。在他看来，丁与胡也有所不同。他认为胡也频可以做事业的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