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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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到武汉之后，通过与丁、胡的通信，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变化。在他看来，丁与胡也有所不同。他认为胡也频可以做事业的具体工作，而丁玲则更适合于创作。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他们，胡也频回信中曾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休，你来信说得是，不仅只那一个
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经验，再来从事写作。（《记丁玲女士》）但是，胡也频也不同意沈从文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可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记胡也频》）沈从文很担心上海的两位朋友的安全，在他觉得，两个人对革命的发展看得太乐观，而且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一是担忧他们的生命的安全，二是丁玲因而放弃了创作生活，这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沈从文的忧虑自然与丁、胡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心相距甚远。丁玲在给他的信中表示出她的信念和献身精神：……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过分计较。个人牺牲不足道，因为这是创造一页新的历史，是社会，不是个人！不要为我们担心，你来，你就明白我们是很穷困但是却很快乐的。（《记丁玲女士》）友谊继续着，但政治和人生目的的追求，却无可挽回地发生矛盾。这样，曾经充满友情和热情的合作，在1930年的春天结束了。再度合作的愿望，虽然只能成为“空幻的圆光”，但曾经有过的这段共同努力，却会以其艰辛的奋斗和扎实的功绩，留在他们业已完成的年轻的人生旅途记录中，并且会给丁玲和沈从文的回忆，留下甜美丰富的回味，不管他们后来是否情愿。
阴冷的日子。
上海的冬天，尽管没有北京的寒冷，但在阴天，一股寒意裹着浓重的潮气向人袭来，比北方更让人感到难以忍耐。
这是1931年的新年，沈从文和丁玲永远不会淡忘的一个新年。
沈从文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他是1930年秋天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这次是到上海度寒假。他与分别了半年的友人重逢。
过去的一年，三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沈从文自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乡下人，一个只念过小学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靠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帮助，他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教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丁玲和胡也频因宣传革命思想而从济南逃回上海后，更加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他们经上海中共负责文化的领导人潘汉年介绍，同时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的孩子也在1930年冬天出生了。
在武汉，沈从文就听说到不少关于胡也频、丁玲参加政治活动的传闻。他为他们担忧，他不理解他们何以一下子从热心创作转向社会活动。他与他们的思想距离愈加拉大了，但也更加关心着他们的命运。特别在武汉，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红军的战场相距很近，他几乎每日都能听到悲惨的消息，这样，就更加担心在上海积极参加左翼活动面临着危险的朋友。回到上海，和他们的几次交谈后，这种忧虑没有消除，反倒更沉重了。
沈从文并不反对他们参加革命运动，但是，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感到他们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特别是在他看来，他们两人对上海之外的中国的了解太少，只是住在租界里干革命。一次谈话时，胡也频有事走了，由丁玲对沈从文讲述他们这半年的生活。她讲得很多，而下面这些内容，令沈从文久久不能忘记，使他想到很多很多：她继续便告了我一些非传闻的事情，解释到近来种种打算。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在各种试验中去取得经验，明白了这是为社会，个人的折磨便不足计了。她所说的就是两个人已经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着折磨，有了多少日子。过去说完了时，又来说未来种种。对于未来的计划，它的基础自然就垫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局面上头。听了她那种坦白到可惊的叙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两人在半年中为一个新的理想所倾心，已使两人完全变了一种样子，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过分固执懵懂处，也就正蕴蓄在那种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了。”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皆看到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为了她谈到长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从朋友所得的报告相反，故我就告给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实”。我不扫她的兴，却只在尽她明白一件事实。另外关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种种活动，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种计划，他们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从南京听来的消息翔实。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我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
第一部分第9节 一个灾难的日子
我以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应当认识“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时也就必需明白“无法作去”的麻烦，所作的事若果同社会制度组织有关，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组织下一切的现象不能弄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徒然白作牺牲？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记丁玲》）沈从文的不安和劝说，自然没有被他们接受。相反，在他们的眼中，沈从文真有点迂腐。每次谈完之后，丁玲或胡也频都只是对着他微微一笑，脸上还带几丝可怜他的神气。或者说上一句：“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写点文章，别的真不用提。”
看着昔日的友人，放下了手中的笔，无论如何，沈从文都会感到莫大的遗憾。他清楚的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有才气，有热情，如果继续创作下去，对新文学会有更大的贡献。他还感到他们对自己有一种误解，他强调冷静、理智，决不是缺乏勇气，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去犯盲动的错误，去作不必要的牺牲。此时在中共内部，正是左倾路线占上风的时候，沈从文的意见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沈从文此时真希望两个朋友能听从一下他的劝告，重新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在创作之中，他甚至认为，他们拿起笔，同样、而且会更有利于他们所倾心的事业。他说：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敌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乎皆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众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皆在轻视原来手中那枝笔。皆以为把笔摔下的时代业已将临，不放下手中那枝笔诸事就作不好。关于这件事我大约和他们讨论过二十次，皆以为他们的笔不适宜从手中离开。并且若已承认把笔放下是中国革命一点损失，则在这种时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笔，也成为两人最切要的问题。不担心牺牲，那自然是种难得的勇气。但倘若凡事看到远一点，认识得深切一点，了然所谓中国革命文学，应取何种方法，何种形式，使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中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读者的感情，则作者间实有切切实实用客观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谈话，没有影响他们，他们的评论，同样没有改变沈从文。看到无法劝说他们，沈从文不再谈及这个可能永远也难以说清的问题。
他们的友情继续着。沈从文所担心的现实，果然朝胡也频卷来，把他抛进了黑暗的深渊。
1931年1月17日，一个灾难的日子。这一天距沈从文回到上海只有10天。
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的住处，他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起到他家去写。胡也频从沈从文手中拿走六块钱，便和他一起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一次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分手，但谁也没料到又会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分手。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中。见胡也频仍未回家，他仿佛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带点忧虑但又装作平静地和丁玲交谈。
沈从文的记忆里，当时他和丁玲有这样一段话：“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女士正在小孩身边为小孩折叠一片围身的白布，满不在乎的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样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作！”
等了许久，胡也频仍未回家。沈从文只好离去。到了晚上，他放心不下，又跑到丁玲家中，但还是不见胡也频的踪影。丁玲要他帮忙照看一下孩子，自己走出家门。过了一段时间，她匆匆忙忙赶回来，但胡也频仍然杳无音讯。
丁玲的这次出门打听消息，她当时的另一个友人姚蓬子的回忆里有所记述。姚蓬子写到这天晚上，丁玲曾前来向他打听胡也频下落的情景。他的记述，也从侧面证实了沈从文对白天胡也频活动的回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里来，气喘喘的，虽竭力镇静着，但脸上仍旧露出仓皇和紧张的颜色。我一见很奇怪，以为两人又为了不必要的感情的冲动，把丁玲逗到气愤愤的跑出来了。
“你今天有见到频么？”跨进房门便劈头问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没有这样单纯，隐约的起了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怎么样？你这种什么意思呀？——你坐下来，慢慢的说罢。”
“我问你，今天你见到频么？”
“上午十点钟见到的。分手的时候频说去找从文写字的，下午就没有再见到。”
“那一定糟了。”她沉默了一忽儿。“蓬子，频到此刻还没有转家呢，他说好中午是转来吃饭的。恐怕靠不住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没有别的事，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不可能发生危险的。或者有其他的不测罢。“我想不至于有什么问题的。”
两个人虽这样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么地方可让也频留恋到这夜深还不回家的。几个熟朋友的家里，近来也频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产后的母亲和新生的小孩子。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虑的结果，反而仿佛眼前现出了一个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车之类的不测罢。
宁可让朋友受虚惊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应当迅速地传达这消息。这是我们的责任。丁玲离开的时候便找乃超去了。（《我们的朋友丁玲》）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立即赶到那里，见胡也频没有回来，他确信胡也频被捕了。沈从文考虑到这种情况下，丁玲不适宜抛头露面，恐怕会有人注意或者等探信的人来一网打尽，就要她留在家中，由他四处打听。他从法租界到闸北，从闸北到静安寺，跑遍了整个上海。他还托人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近日有无逮捕事件，但都没有确切回答。
拖着疲乏的双腿，沈从文回到住处。这时，天已发黑，寒意更深了。
他刚刚走进公寓，就见到一位黄瘦矮小的老人在等着他。老人递给他一张纸条，拿过一看，原来是胡也频从狱中托这位狱卒带给他的。纸条证实了他的猜想。一阵惊奇，一阵悲凉。友人终于有了下落，但却是一个本不愿是现实的消息。
沈从文记述当时与送信人的一段细节：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身上正好有刚拿到的15块钱的稿费，就掏出5元给送信人。他想请来人给胡也频带一封信，但那人只同意带口信。沈从文就让他转告胡也频不必心慌，他们在外面的人会尽力保释他的。
狱卒走了。沈从文拿上纸条就往丁玲那里跑去。纸条沉甸甸的，胡也频求生的满怀希望，他的焦虑，都猛烈撞击着沈从文的心。为了多年挚友的安全，为了一个生命不永远消失在黑暗中，他不能有半点轻闲，半点延迟。他要全力去帮助丁玲，这不仅仅是她的事，同样是自己的事。而且他知道，在目前这种环境中，他比丁玲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多一些成功的可能。
在沈从文后来的记忆中，胡也频的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着：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丁玲激动地看到了丈夫的信。丁玲回忆：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胡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已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在在老闸捕房。（《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的记述与沈从文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也许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回忆的一个补充。但由于此信是托狱卒带出的，不大可能明显地写到与政治有关以及转告组织此类的话，不管如何，两人的说法都证实了胡也频给沈从文写信这件事。
姚蓬子也提到胡也频自狱中带出的信。
也频已经有信寄出来了，要丁玲从速设法营救，延迟一天，恐怕会更困难一天的。在也频的信里，依然是热情的，慷慨的，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萎颓下来。他说，到万一不幸被判决几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烦乱起来，要平静的活下去，这几年要好好的写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抚养小频。（《我们的朋友丁玲》）从姚蓬子和丁玲的回忆来看，这些内容应是胡也频随后带出的信。
第二部分第10节 胡也频被杀害
胡也频被捕的消息终于证实了。他就是在和沈从文分手之后，前往东方饭店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于胡也频等人的这次被捕，冯雪峰作为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一段简要的回忆。他说：左联五烈士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三十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
